廖伟棠:荒凉都市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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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道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也没去过。我曾在北京的宁夏大厦就此事问新疆摄影师田林，他说那里原先是一个生活区，现在成了一个旅游购物的地方。现在，它作为乌鲁木齐的特色地标，向外来的旅游者提供民俗生活样板。民俗生活样板更多在大巴扎（维吾尔语，意即集市、农贸市场），香港摄影师廖伟棠为某杂志赴新疆工作之际，去二道桥拍摄了一组照片，收录在他的专题《孤独的中国》里。摄影师有意识地强调“去了二道桥，没进大巴扎”。

如果资讯可以更为畅通，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绕过二道桥，向更广阔的地带伸出触须，那样，我们会不会显得更为有远见与公允？

对于新疆的观看，大致有两个有推进性的分支，一个是长居此地的观察者，另一个是短期逗留于此的旅游者。前者常常反复深入一些地方和事情，从自我的视角对他们长期体悟的新疆进行视觉考察，这类摄影师如新疆的田林、贾新城、邓刚、于雷、库尔班江；而后者除了人人手持相机的旅游者之外，通常是那些有良好的视觉训练，带着他方经验和对新疆的想象去接近的摄影师，这类如习惯漫游的东北女摄影师游莉、兰州摄影师刘劲勋，现在我要加进一个香港诗人摄影师廖伟棠。这两类构成了我们通过视觉去试图接近新疆的基本现状。

泛滥的旅游摄影镜头所导致的 “视觉常见”会让创作不敏锐的摄影师无处下手，变得平庸，在乌鲁木齐，“视觉常见”尤其明显。这种情况带给廖伟棠的考验是，他敢不敢避开业已就范的内心顾虑，而正面跟信息不畅通造成的真空感和无菌性对抗？

对于一张孩子怒目相向的照片，你如何看待？这是考察我们是否带着正常的心态观看新疆这个地方和概念的重要手段。摄影家威廉·克莱因曾经拍摄了一张小孩持枪对准镜头的照片，英国批评家格里·巴杰看出了照片里所焕发的剑拔弩张的力量与活力，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警示了我们对于拍摄对象所携带的先天质疑，即：它蕴含了暴力与犯罪企图。而黛安·阿勃丝拍摄的拿手雷的小孩起初被认为是愤怒的，但她所公开的关于这张照片的前后照片告诉我们，这只是个玩笑。

提出这两个例子，是想唤醒我们对于新疆视觉的正视。去年，我就曾编辑一位新疆摄影师的作品，最后他特别删除了一张小孩怒目的照片，剩下的部分以最美好的形象示人。这让我面临尴尬。对于一个城市的生活真实来说，这种明显的修饰意味着一个事实认定，也就是说，他碍于不安全的因素而否认了这种视觉传达的有效性。

回到廖伟棠的《孤独的中国》上来，我们有理由先考虑他的诗人身份，伴随这个题目的是他基于一个诗人行走于这个荒凉国度所归纳的个人体验。他选择了影像为主的表达方式。目力所及，他拍摄的乌鲁木齐影像是独特而新鲜的。他严格遵守了一个游走者所具有的种种属性：不下结论，扫街。同时又悉心观察，试图从一个还算安全的角度进入新疆。这个安全，表明他对于这个地方的尊重与谨慎，又不失一个优秀摄影师的自觉，而不是外来者所坐拥的“新疆想像”。

在我们未能对想像与经验做出明确意识之前，影像是可耻的。尤其是近年来，对于西部诸省的视觉开采。之所以说可耻，是因为他们深入西部腹地，用这里的视觉资源去解决在他方没法解决的难题：去都市化、稀有体验、苦难叙事、民俗样板……并且，他们以此来认定这就是那里的本来面目，然后回到都市，进行视觉销售。

再来用这种“新疆想像”对比廖伟棠所看到并拍下的场景，我们会有所宽慰。大街上，服饰特征明显的维吾尔族妇女背后是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而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唏嘘的是，车身广告上是两个微笑着敬礼的女警。大巴扎外，一个卖大衣的消瘦的男子穿着七层大衣，摄影师联想到小时候看的童话中那个“一巴掌打死七个”。日常又荒诞。而有张照片里，两个帅气冷峻的男子背对着背错落着望向一些不明的地方，整张照片容不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果敢的处理方式，我们似乎能触摸到摄影师寄予的孤独等情感诉求。同样的，他拍到了小孩怒目的一张照片，只是，在这样的小孩怒目指责的镜头里，我觉得那可以作为小孩开的一个玩笑，也不妨看作对旅游者密集拍摄和面孔采集行为的一种自我保护和条件反射。他们面对镜头，没有心生怯意，而是自如到随时都处于生活之中。廖伟棠只是利用常识去拍照，所谓常识，是目光的平等与淡定，它不惊不乍，自然流动。

在这条与其他城市一样具有散漫、充满博弈与无根性的街道上，廖伟棠用镜头注入了一种新的观察，同时又吸取了必要的养分，境遇是他的推动力。正如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所说，养分吸取未必来自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在文化交融越来越激烈（这个词也意味着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的今天，无根性成为常态。

与街头相遇，这本身就是一场博弈，街头，作为一个充满力量出击的城市地带，在暧昧不明的相遇与对视中，各取所需。这或许也是很多喜欢挑战的摄影师依赖街头的原因之一。

但廖伟棠似乎不是这样，他保留了一个诗人的温度。“这里富有‘民族风情’，这不在话下，重要的是它是完全在地的、现实的，小区生态在一个简单的构架之上自如地生成—至少我所目睹的部分如此。穿着异族斑斓服饰的人穿梭往来—他们穿得那么漂亮只是为了自己高兴，并不是为了游客的目光，这种自如，在所谓的旅游景点当然是看不到的。”从廖伟棠的文字里，我明白，他拍摄是出于做到自己去亲自验证。这验证之于影像，透着一股热力，不回避，少有赞美，拒绝异化，对于处在视觉中心的拍摄对象来说，廖伟棠此刻成了“我们的人”。

这种热力，必然要给摄影师发现，并且收集那些温暖而孤独的面孔与气息，呈示与此有关的人们。

此外，我们有必要认识廖伟棠拍摄于其他城市的照片。他对于中国都市的切面，尤其是对于滞留于平常都市生活中的灵光特别得手。

1964年，摄影师加里·威诺格兰德在街头拍摄了一张美国军团集会的照片，视野的悲观，与低迷的表达，让他成为街头影像落寞者。他曾如此武断而悲观地表达：“我们不爱生活”。

我收录于此，是想给这荒凉而无根的都市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