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什么,反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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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新书，紧张得我每天都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

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作“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

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八百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吗？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

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他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

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

我这本新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作“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

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摘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