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文教材看儿童精神建设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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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作为人文教育的主要学科，历来承担着学科道德建设的主要职责。儿童，除了生理意义以外，其实是特定的社会根据特定的价值建构、建设起来的。语文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童年形象的建设有着天然的关系。
众所周知，儿童文学教材虽然讲述的是童年故事，但由于童年的特殊性，“童年文学”绝大部分是成年作家的价值结晶。他们热衷于政治至上，于是诞生了敢于交白卷的“小黄帅”；侧重于阶级第一，于是诞生了勇斗地主的“刘文学”；倾向于民族为重，于是诞生了抗日救国的“小雨来”；钟情于“教育为本”，于是有了知错能改的“小花猫”等。可以这么说，成人对于童年的理解，既决定着语文教材本身的基本面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童年的建构姿态。
近来，接连听到有人指责现行教材“长着新时代的脸，跳着老封建的心”，至今没有走出政治童年、阶级童年、成人童年、工具童年的怪圈；甚至有专家高呼现行教材让“童年死在教材里”，甚觉有点以偏概全、夸大其词。我认为，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以人教版为例）对于童年（现代童年）生态建设，尤其对于儿童自信、自主、自然的主体精神培植，虽然不能说大河通通向“童”流，但毕竟还是以“童”为北斗。下面试以传统童话《小猫钓鱼》从教材中隐退，日本童话《去年的树》轻装上阵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
一、以平等为灵魂，走向独立的童年
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是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固守着“父为子纲”“长者本位”的条条框框。少儿教育好比种果树，预定的目标是果子质量好、产量高，若对幼树不剪枝、不整形，果树徒长枝叶杂乱生，必不能结果。正统文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每个孩子都是带着错误、不成熟的原罪来到世上，解救他们唯有靠师长。要改造孩童的灵魂，不管想不想接受、能不能接受，教育者都必须对儿童进行正统思想的强制灌输，使儿童达到朱子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在这种思想与价值观的影响下，“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成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造的宗旨。儿童文学成了成人意志的图解，阅读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刚性的教训。“犯错误――遇师长――受教育”成了儿童文学教材的基本格调、经典板式。一如金近先生创作于五十年代的童话《小猫钓鱼》。显然，作者怀着教育儿童的动机和“自信”，强调小猫的不成熟、不可信，表现出一种否定性而非建设性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
如果说乖巧、听话是传统儿童教育的GDP，那么平等、自由就是儿童时代的DNA。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甚至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文化。如果意欲培养臣民，就必须与儿童为敌，逆势而上；如果立志造就公民，则应该与儿童讲和，顺势而为。很显然，时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教育选择了后者――以生为本已成为儿童教育的逻辑起点。《去年的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履从容地走进了语文教材。
《去年的树》是一个很儿童、很诗意的故事：一只小鸟，一棵树；一个唱歌，一个听；一个失踪，一个寻找。仅此而已。但读过故事的每个人，都不难从故事中，呼吸到无处不在的率真、自主、超然的诗性气息。他们你唱我听，轻松自在；你丢我找，全凭心灵作主。没有诸如鸟妈妈式的权威，制止他的“盲目找寻”无异于大海捞针；也没有诸如大树公公式的长者，告诫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生命箴言。整个故事，洋溢着对小鸟自作主张、自以为是寻找经历的高度肯定。我们知道，儿童阅读是近距离阅读，也是一种移情阅读。在读《去年的树》时，儿童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置身于故事中，任自己成为故事中的小鸟，陪着他天马行空般地去寻、去找、去哭、去唱。一个纯洁真挚、独立自主的童年形象活灵活现建立在阅读者的印记里。
二、以尊重为血脉，走向自然的童年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被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所笼罩，所主宰。为了成人的“将来”而牺牲童年的“现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最为巨大的破坏是来自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一个孩子，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应该享受属于他们的快乐和自由。但是，孩子生命的蓝天始终被一纸薄薄的试卷给遮黑了。考试成了孩子全部的生活，全部的生活就是为了考试。
在成人看来，小猫确实需要好好“反思”，老猫也是该好好“整风”了。你看：小猫刚来到河边开始钓鱼，一只蜻蜓飞来了，小猫觉得蜻蜓可爱，放下鱼竿去捉蜻蜓。结果，蜻蜓飞走了，小猫空着手回到河边。这时，猫妈妈已经钓到一条大鱼了。在这里，作为成人的猫妈妈显然是把钓鱼看作是正经的学习，对于小猫的如此贪玩，已经用了自己专心钓鱼且钓到大鱼而“其身正”了，可贪玩的小猫居然不思前非，迷途知返。当蝴蝶飞来的时候，小猫又放下鱼竿去捉蝴蝶。这还了得，再发展下去就是丧志了。猫妈妈再也不复“身正为范”地柔性教育了，转而坐到道德的神龛上板起面孔，直言训斥“你三心二意的，怎能钓到大鱼”。
伦理学上有一个观点：这一代人不能挥霍、破坏下一代人的自然资源。同样的道理，成人不能拿一个孩子的童年阶段去作他成人阶段的牺牲，保护童年生态，是成人应有的姿态。玩是孩子的天性，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主要意义。剥夺孩子玩的权利，无异于叫商人不能买卖，让酋长拔营离寨。而《去年的树》正是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她因出于对童心的尊重而赢得了童心。整个故事，围绕着“玩”而起承转合（我把小鸟给树唱歌视作玩乐，因为这里的唱歌和儿童的玩耍一样，只有审美性，没有功利性）。如果《小猫钓鱼》是一纸关于玩的批评书，那么《去年的树》就是一曲关于玩的赞美诗。一个爱唱歌、一个爱听歌的儿童形象；失去朋友后火急火燎、哭着找着的儿童故事；万物有灵、物我不分，围着灯火唱歌“践诺”的儿童思维等，在这里都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三、以审美为形态，走向个性的童年
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常识常常达不成共识。人们的理由似乎十分简单：儿童年龄小，不成熟、不理性，需要有针对性地给予教育，因此对儿童谈审美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能运用概念，编个故事，换个说法，就像给药丸包上一层糖纸，就文以载道了。编教材的也可谓用苦良心，他们就像勤勉的主妇，揣着事先写好的菜谱，行走在琳琅满目的儿童文学超市里，寻找着与之对应的“菜肴”：加强卫生教育，就选《小金鱼拔牙齿》；加强劳动教育，就要《小白兔和小灰兔》；加强实践教育，就挑《小马过河》……至于孩子不爱学习只爱贪玩，那自然得加强学习习惯教育，就拣《小猫钓鱼》。其实，谁都知道，儿童教育虽然和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但毕竟两者之间具有较大的区别。光就方法而言，前者讲究刚性、直接、明白、单一，而后者则注重柔性、含蓄、间接、多元。
然而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去年的树》，我们不难发现，那里，存在着一个自主、平等、开放、多元的审美现场。不同个性、不同经历、不同认知，甚至不同性别的孩子，在这个美学超市中，都能找到各自所需的情感商品：有环保的、友谊的、诚信的，甚至跨越生死之爱的等等。就语文教学来说，“情动于衷而发乎于外”，语言的发展依赖于学生的情感体验，情感体验则依赖于审美体验，审美体验则依赖于贴近生活、触及心灵的语境创设。《去年的树》给我们的启示是：越是内涵丰富、价值多元的故事，越具审美的感染力，越能培植儿童的主体精神，从而越能承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性”。
四、以开放为筋络，走向成长的童年
在以往的儿童文学教材里，由于强调孩子的无知性、从属性，因而对童年的架构也仅仅停留在生理的童年范畴。传统童年观认为，儿童几近白板一块，知识不足，经验不广，还读不了情节曲折、篇幅较长的文本，只能读故事短小、情节单一的“豆腐干”。即使是读《小猫钓鱼》，编者也放不下这份“体贴”，硬要从本来就简单、直白的故事中，作大幅度的删减，努力把篇幅控制在200字之内。儿童只能听懂简单直白的道理。意蕴丰富、取向多种、价值多元，那是涉及的事，几乎与儿童教材坐不到一条船上。因此，以往的儿童文学教材恪守着只为儿童，只能为儿童的教学观点，断绝了通往社会生活的大路小道，把自己包裹成“蚕茧”，然后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转着陀螺。整个《小猫钓鱼》的美学意象，是平面、单一地呈现猫妈妈的“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的道德语录，文本的接受对象定格在“儿童时代”。
事实上，童年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蚕茧”，也不是一段停滞的生命旅程。童年不仅仅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它还联系、整合着历史的古老、现代的年轻和未来的无限可能。童年不是一个片断式的存在，并不终止于成年的开始，而是一个因其对于成年期所产生的必然影响而延续一生的概念。好的儿童文学教材，一方面通过将童年延伸至未来的成年时间，使之成为一种贯穿一生的身体和精神体验；这样，童年的内涵就不仅仅是个体童年期所特有的生性特征和情感体验，也包括了这种童年体验在成人个体身上留下的印痕。而另一个方面，它也把成人规范隐潜地导入童年，使童年的现在时态的点，都与某种将来时态的存在建立起潜在的逻辑关系，从而深化和丰富童年的美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去年的树》不光今天的孩子爱读，明天的“孩子”也定会在他的成人时态里多次再读。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去年的树》不是一种随着童年之别而别的流星式闪现，而是一颗呈现了丰富的艺术意境和多元艺术价值的永恒的北斗。她以儿童的视角、儿童口吻，甚至儿童的言行，建设了一个自主、自由、自然的即时童年，同时，还审美化地导入了一个庞大的人生境界，带给人的是友情的长青、生死的无界、至真至善的不老。
当然，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统治，被西学渐进之风唤醒的“中国童年”，才诞生了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不可能与一直奉行“孩子是成人之父”“要上天堂，先变儿童”的西方思潮催生下的西方童年，在个性之高度独立、思想之绝对自由上同日而语，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童年”放弃独立而行的脚步，回归自然的努力态势。语文教材现代童年建设之路，虽然坎坷不平，但毕竟风雨兼程地走进了草长莺飞的春天里。
（作者单位：上虞市金近小学浙江绍兴 312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