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乡村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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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作的文化舆论就没有合作的经济条件，先从文化上、精神上唤起农民的自尊、自信和主人翁意识，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从让农民学会鼓掌开始的，是从让农民能够在大家面前大大方方地讲话开始的。

从让农民学会鼓掌开始

农民有精神追求，有文化方面的潜能，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对愉快、安全、平和、幸福感等方面的需要被忽视了，他们活得愁苦而乏味。如何营造一种新的乡村文化，为守候在土地上的农民提供一套生活价值系统，是我到兰考以后想干的第一件事。

在兰考，我一直试图寻找能反映乡村文化生活的有生机的现象。2003年9月25日，县政协副主席秦君芝带着我到阎楼乡的大李西村去看农民文艺队表演。当时一个67岁的赵大娘带领的30多人的农民文艺表演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他们穿红带绿，非常快乐地表演着秧歌、腰鼓、抬花轿等大众化节目。许多表演动作是对播种、收割、摘棉花、摘苹果、梳头戴花、交公粮、喂猪等生活、生产状况的艺术化表达。我能感觉到农民在表演时的那种陶醉、自信和幸福，也能感觉到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肯定和热爱。我找到了农民生活的价值支撑点，那就是热爱劳动、热爱土地……这一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当场唱了一句《朝阳沟》里的唱词：“我决心在农村干他100年！”当天晚上，我与文艺队队长赵大娘说了一个晚上的话，我们谈得很投机，希望将来在兰考农村推广农民文艺队。

2003年国庆节期间，由《中国改革》总编辑温铁军发动、天津科技大学老师刘相波执行的全国大学生“三农”社团支农调研行动的地址选在了兰考县。当时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同济大学、河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6所高校的学生社团来到了兰考。我想一方面是大学生社团，一方面是赵大娘的农民文艺队，我再叫上县文化馆的同志去给主持一下，在10月5日下午搞个联欢会。当时希望这个联欢会达到大学生和农民同唱同玩同乐的效果，更要通过这样的做法促发联欢会所在村――陈寨村农民的文艺热情和信心。那天下午下着雨，可是大李西村的农民已经坐着三轮车来了，大学生们也来了，联欢会当然还得照常开。我带头站在雨里进行组织工作，农民和大学生的表演都非常投入，农民的节目是欢快的、热闹的，大学生的节目是一些雄壮的支农歌曲和有活力的支农小品。这次联欢，拉开了陈寨村农民文艺发展的帷幕。

陈寨村文艺发展曲曲折折。要想把村里的妇女们组织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妇女们平时太忙，要做饭、喂猪、上地，时间被分割得太碎；妇女们不大自信：那跳舞啦、唱歌啦，可都是能人、城里人才干的，自己哪是这块料。但是，她们看到了赵大娘的那一班农民跳起来、唱起来很活泼，很神气，也感受到大学生们的真诚，她们愿意试一试。村支书郭宪启于12月中旬筹得资金买来了一些锣鼓、腰鼓、表演服等用具，村里的经济能人刘变、退休的中学教师张桂芝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动员30余人之后，大李西村的赵大娘领着几个农村妇女来教了两天，这为文艺队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2005年7月，由陈寨村、贺村、南马庄村民组成的兰考农民文艺队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为其百年校庆献上了一台农民大众化文艺的精彩演出。这时候，陈寨村文艺队已经学会了腰鼓、秧歌、健美操、三句半、腰鼓快板、豫剧、舞蹈等节目，能够演上1个多小时了。

很显然，农民的文艺潜力已经被大大激发出来。农民文艺队既让农民锻炼了身体，又让农民找到了自尊、自信、自强和自爱的精神，还为陈寨村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文化氛围，以及一些基础性东西。在营造农村新文化方面，象陈寨这样的文艺队也只是主要方式之一。截至今年1月，兰考乡村建设试点村已有6支腰鼓队、6支秧歌队、4个老年人协会、4支盘鼓队。

没有合作的文化舆论就没有合作的经济条件，先从文化上、精神上唤起农民的自尊、自信和主人翁意识，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从让农民学会鼓掌开始的，从让农民能够在大家面前大大方方地讲话开始的，是让农民从学会唱《团结互助歌》、《幸福在哪里》开始的。

孕育合作的经济形态

在以“团结、参与、奉献”为核心的文化作用中，农民的合作意识增强了。而合作的文化理念终于接二连三地孕育出了合作的经济形态。

2004年8月底，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同学们来到了贺村，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刘相波老师也来了，山东的农民合作社骨干也来了，他们带来了有关组建农民合作社的章程、原则和实践经验。我从中国农业大学与开封市共建办争取到了5000元钱，结合着大李西村的老人协会、陈寨村的文艺队的力量，我们在贺村召开了“农民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培训交流会”，经过4天的培训，贺村的文艺队与经济合作社在外力的促动下同时得到组建，兰考第一个合作社――贺村合作社产生了。同年9月16日，南马庄合作社产生了；10月16日，原来建立在文艺队基础上的陈寨村经济发展协会经过选举重新整合被改组为陈寨合作社；2005年1月25日，胡寨合作社产生了。

对于贫困地方的大部分农户而言，由于分散小农之间的无序竞争，基本上是不动不赚钱，一动多赔钱。可想而知，组织农民从事经济合作有多难，而如果不把农民合作起来，以一个团队的力量对接市场，去为农民争取一杯羹，小农必然会面临破产的命运。我们希望通过在乡下广泛开展新文化建设运动，首先达到由于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而少生病、不生病的目的，从而以“节省”医药费的办法曲线达到“增收”的目的，这是其一。其二，在农民的相互了解、信任的氛围中，涌现了一批中青年精英，他们中有经济能人、技术能人、管理能人、文艺人才，等等。通过将他们带出去参加培训的办法，或者让他们在农民教育农民的实践中不断成长的办法，把他们培养成能力较强的骨干力量，使他们成为新型农民。其三，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等单位的外力资助下，让这样的新农民在合作社里开展农资联购分销，资金互助等“节支”型、方便型项目；至于象胡萝卜规模种植、猪饲料加工厂、原木画制作、生态建筑队、无公害大米生产……都是农民们在合作的文化之中、在外来的支持力量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卖大米与卖理念

就南马庄合作社的无公害大米项目而言，当初是农民们深感到小商小贩压价之痛，自主地上这个项目，既然农民要上，我们就帮帮忙，搞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但是，对大宗粮食市场，我们也是不乐观的，原因是大宗粮食的市场空间太窄；此外，生态这个东西，看也看不出来，吃也吃不出来，其效益从经济上很难反映出来。农民既然上了这个项目，无公害大米又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从长远来看对消费者的健康和食品安全有好处，所以，我们就只好在行动中说事，尽量在减少风险、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能帮多少是多少。因此，就有了郑州二七区苗圃花园社区的开业、北京乌有之乡书店卖米、宣武区半步桥街亨达万隆市场铺位的开业、进驻北京华联超市、朝阳百货商厦等等这些传奇般的卖米故事。

卖米事件其实是闯开了营造“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理念的重要一步。那就是说：如果现存的市场机制是排斥农民群体的整体利益，那么，政府该怎么进行主导，为农民合作组织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主流的商业渠道该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有什么好举动？普通的城市居民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承担？米卖得好与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引子”在问我们城里人：要不要接受与乡下人进行“相互团结、彼此奉献、共同参与、和谐一体”的文化？所以，我不只是在卖大米，我是在卖理念，卖文化，在一点点地打下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城乡良性互动机制的文化基础。

从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到合作经济发展，从兰考的贫困农村到北京的繁华都市，新农村建设之路正在行动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