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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结构难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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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关于今年中央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方向等又成热议之题,部分代表、委员亦将再度提出相关改革议案。

有2010年的8.3万亿元财政收入作为基础,2011年的财政支出可能出现的变化更加令人期待,相应的支出结构性变化争议和部分共识均引人注目。

据悉,今年全国范围内医疗保险将提高参保率,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将扩大试点范围,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将增加补助,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也将调高。这些调整,都意味着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

不过,知情人士透露, 2011年财政支出的变化将更多体现在支出规模方面,支出结构等制度方面仍难有大的变化出现,深层次公共财政难题依然复杂。

民生投入有压力

“今年很多项目支出的标准都提高了,地方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大。”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副局长张继东对《财经》记者说。

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11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将提高到90%以上,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120元提高到200元,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将由15元提高到25元。

张继东表示,由于保障房建设资金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焦作在保障房方面的支出压力并不太大,主要的压力来自医保和养老。另外,教育方面的支出压力也比较大。

按照既定目标,2012年全国教育经费投入必须达到GDP的4%,为实现此目标,今年的教育支出将大幅增加。农业方面,今年的支出“大头”是农田水利建设,地方需为此配套大量资金。

据介绍,焦作市每年的财政支出基本都用于民生方面,年增幅40%-50%。张继东说,民生支出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各地财政必须确保完成。

从全国各地召开地方“两会”的情况看,民生支出的增加成为主调。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人大主席邬国新表示,2011年该镇的民生支出比去年增长6.7%,占今年总支出的45%。

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孟景伟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去年北京的民生支出占总支出的85.5%,今年将提高到86.8%。北京市2011年的预算报告显示,今年该市财政支出保障的领域更广、重点更多,特别是涉及民生支出的规模大、刚性强,而政府可调控的资金十分有限,平衡财政收支的压力较大。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表示,目前一个大的方向是增加民生领域支出,不过其中也存在不少误区。比如各个民生领域都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但到底缺口多大,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另外,支出项目安排不仅要着眼短期,还需放眼中长期。如果目前的人口政策不改变,未来中国财政最大的负担将是养老,各级财政必须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辽宁省财科所所长王振宇则认为,增加民生支出是大势所在,基础农业、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无一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然而,中国财政目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向民生领域投入,而是有没有能力继续如此大规模投入以改善民生。

王振宇表示,民生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改善,但中国目前的推进进程过快。主要表现在,民生领域只顾增加财政支出,而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政府欲为此投入大量资金,就必须增加税收,宏观税负由此增加,难免招致公众意见。

行政支出难压缩

在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一般性行政支出过高的问题,也一直备受瞩目。

近年来,关于政府公车消费、公款出国、公务接待“三公”支出的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孟景伟回应说,现有的预算科目是财政部规定的,科目中确实没有“三公”支出的具体统计,比如公款出国考察费用体现在公务费中,公款出国学习则体现在培训费中。

不过,财政部目前已经在着手研究改革科目设置,计划将来将“三公”支出直接体现出来。北京市2011年预算报告显示,今年该市“三公”支出预算原则上实行零增长。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普遍认为,在行政体制和人员编制没有大的变化之前,政府行政开支虽然存在一定的压缩空间,但空间并不大。更重要的是让政府自行缩减开支的动力不足,阻力则巨大。

而在一些地方,多年未变的支出结构也不适应事实上膨胀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张继东表示,焦作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其行政支出标准自1999年颁布之后,到现在就没有调整过,目前来看根本就不够用。

比如经费标准最高的公检法部门,1999年每人的支出标准是4000元,当时还算标准较高,但十多年过去仍维持这一数字,而个别发达地区的同类标准已经达到15万元。即使是这样的标准,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在过去两年还分别压缩了10%和5%。

但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这也并不意味着行政开支不存在压缩空间,问题在于公用经费的界定。

张继东指出,公务员工资水平并不高,然而每年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原因就在于“三公”消费等隐性收入居高,应考虑将这部分支出直接放入工资。

杨志勇也认为,在公务员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三公”消费很难在短期内大量压缩。不过,政府起码应该做到将此类信息公开。

邬国新对《财经》记者说,2011年七宝镇将在政府用电用水开支上进行一定压缩,人员经费方面没法压,只能采取限量、包干的方式。总之,今年该镇行政性支出将降低5%左右。

孟景伟则表示,2011年北京市一般性行政支出占全市总支出的比例有所下调,从去年的9.3%下降到8.1%。预算报告则显示,今年北京市市级一般性行政支出76亿元,占市级支出的4.2%。

孟景伟对《财经》记者说,政府部门要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管理和宏观调控,履行职责就需要一定的运行经费进行保障。行政开支接下来的压缩要在减少政府会议和研讨等经费上下功夫。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河北省2011年预算报告中就专门指出,今年将严格控制和规范庆典、节会、论坛等方面的经费支出。

孟景伟表示,开支的压缩,还要随着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逐步理顺,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而逐步到位,其中也包括“三公”信息公开。

基建支出高占比

除一般性行政支出过高的问题外,中国财政支出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基本建设支出占比较高。

长期以来,基本建设支出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很高,这也是财政参与和干预投资行为的表现之一。大量财政资金转化为资本而不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是中国财政的一大特色,在其他国家中并不多见。

特别是2008年底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了到2010年为止总额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在4万亿元新增支出中,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所占比重最大,规模达到1.5万亿元。在刚刚过去的三年里,各地基本建设热情高涨。

杨志勇认为,虽说目前4万亿元投资计划已然结束,但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并没有变,地方政府总要找到类似替代的内容,否则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

2011年地方经济将遭遇严峻挑战,如对经济拉动明显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得不明朗,汽车市场也很难如2010年火爆。而刚刚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需要一个过程,且存在一定投资风险。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难以抑制长期形成惯性的基建投资冲动。

在上海七宝镇,前几年的政府基本建设投资都比较大。邬国新介绍说,今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压了一点”,比如道路维修。必须建设、维修的路段一定要安排支出,不是很重要的“能缓就缓一缓”。

据悉,北京2010年基本建设投资327亿元,今年的基本建设盘子还是要增加,全年安排347亿元。不过,这笔资金中一般预算所占比重不大,资金额只有80亿元,其余为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水利建设基金等。

孟景伟表示,去年北京市土地出让金收入为1319亿元,今年预计将增加到1600亿元。

“在某些地区,的确存在一般预算内资金投入基本建设过多的问题。”王振宇说,不过目前地方政府一般都采取变相担保手段,通过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官学两界人士普遍认为,要在不增加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接下来必须探索如何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使财政支出各部分的比例适中,重点突出。

此外,在财政支出结构中,除了项目之间分配不合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分配、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分配方面,也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从根本上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