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与自然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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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在制订服务贸易政策时,往往忽略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之间存在的交互效应,从而导致贸易政策效果产生偏差。通过对服务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与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之间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进行理论假设与分析,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是以互补性为主,替代性为辅,实证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结果表明,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的贸易额每增加1%,商业存在提供模式的贸易额将会增加0.533%。因此,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应放宽专业人员跨国流动的限制,以避免本国海外服务子公司竞争力水平的降低。
关键词:服务贸易;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中图分类号:F74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6-0048-06
一、导言
根据GATS定义,“服务贸易”主要有以下四种提供模式: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指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提供服务;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指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流动提供服务。
目前,学术界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的研究以单个提供模式为研究对象的较多,对两种或多种提供模式之间所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这从而割裂了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应意识到,随着全球经济融合速度的加快,交通商务成本的降低,服务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与共享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变得更为明显。特别地,对于商业存在与自然人流动两种提供模式而言,就存在着替代与互补关系。例如,对于会计(审计)的跨国服务,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两种提供模式都很重要:一方面,会计(审计)服务可以通过专业会计(审计)人员直接到另一国境内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模式),还可以通过在国外建立会计(审计)公司提供服务(商业存在模式),因此,这两种提供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另一方面,专业会计(审计)人员的跨国界服务也有利于海外会计(审计)子公司在当地进行服务的提供,即两种模式间存在着互补性。这方面的其他例子又如美国在中国建立软件设计公司,从而减少了美国软件专业人员到中国提供相关服务的过程等方面。明显地,当代快速的技术进步已使这种交互作用大大增强,而当前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开放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仅考虑商业存在这种交易方式,但由于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交互效应的存在,因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对外国服务(外国服务商)进行限制的交易方式。
在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发生相互影响的前提下,政府应当从动态的角度来进行服务贸易政策设计,如果政府对某个服务行业的开放(或保护)只考虑到其中的一种提供模式,而忽略该模式与其他提供模式的互动,那么政策的实施结果将会是无效的或者是不可预知的。而在这里,我们拟对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与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之间的互动效应进行研究。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假设与模型框架;第四部分是经验研究;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目前,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第一,从服务贸易统计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如:2002年由UN等六个国际组织所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European Commission(2009)的《关于FATS统计的建议手册》;王亚菲(2005)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四的统计提出了基本的核算框架;汪威毅(2007)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界定及国际统计规则进行了探讨,认为对商业存在的统计上,BPM5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与FATS FATS: 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in Service(外国分支机构服务贸易)。两种主要规则都可适用,但在对自然人流动的统计时,应以BPM5为主,以FATS作为补充;高敏雪等提出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基本框架等(“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研究”课题组,2007)。
第二,对一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如:Walmsley等(2002)对自然人流动自由化所取得的总收益进行了估算;郭根龙等(2006)对电子商务和国际外包影响跨境交付提供模式的发展进行了具体分析;王亚飞(2006)对教育服务在境外消费提供模式上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金孝柏(2007)对教育服务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模式进行了研究;此外,对金融、会计等分行业服务贸易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跨境支付提供模式为主,而忽略了其他提供模式的重要性。
第三,对多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进行对比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如:陈宪等(2003)、李慧中(2004)、罗楠等(2006)、Lennon(2007)分别对不同服务行业的商业存在和跨境交付提供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但由于目前在商业存在提供模式的数据统计上存在不一致性与困难,因此他们的研究主要用服务业FDI数据来替代商业存在的销售额数据(FATS);郑长娟等(2005)、杨锦权等(2007)结合服务的特征,对跨国服务企业国际化的进入模式与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考察;Chanda(2004)则通过使用国家、服务部门以及公司的调查数据,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之间可能出现的各种交互效应(互补性、替代性和抑制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蒙英华等(2008)对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之间的互动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蒙英华等(2009)根据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各自的特点,分别对每种提供模式构建了相应的比较优势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跨国比较分析。
第四,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在多边(双边)谈判中的重要性进行研究。如Chang等(1998)认为,清楚了解各服务部门在四种提供模式上的重要程度对推进服务贸易在将来的谈判十分重要;Mattoo等(2004)则提出了一套把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联系起来进行承诺的方法;封旭红等(2006)指出,GATS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反映了消费者和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各服务部门做出减让或约束承诺的依据。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已有的国内外文献从服务贸易统计、分服务行业和提供模式的发展情况、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中两种、三种或四种)以及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在多边(双边)谈判中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具体问题――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与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论与实证探索,希望为服务贸易政策的制订提供依据。
三、理论假设与模型框架
通常,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之间所存在的替代关系,而忽略了提供模式之间同时也会存在互补关系的事实。在此,我们以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促进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为例进行阐述。假设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可对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产生四种效应,正是由于这四种效应的存在,从而使得促进自然人流动的相关政策同时也会促进商业存在提供模式贸易额的增加。
假设一:投资扩大效应(Invest Enlargement Effect)。跨国公司派出的专业服务人员可以使跨国公司对目标市场需求等相关信息更加了解,因此在原投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海外服务子公司的直接投资(或绿地投资),从而增加了目标市场FATS的贸易额。
假设二:效用提升效应(Utility Enhance Effect)。一方面,由于服务贸易的信息不对称情况比货物贸易更为明显,通过双边专业服务人员的流动,可以使目标国市场的消费者对外国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服务产品更有信心,如美国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售后服务的支持(会派出专业技术服务人员来进行支持),可以使消费者对所消费的服务产品有了质量保证意识,因此有利于增强海外服务子公司的竞争力,从而增加销售额;另一方面,消费者通过接受海外专业服务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必然会对本国境内的服务提供商(包括外国服务子公司)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对整个服务市场产生了一种竞争效应,最终促进了服务质量的改善与服务的多样化。因此,外国服务子公司在增加销售额的同时也增加了消费者的效用。
假设三:促进竞争效应(ProCompetitive Effect)。如果商业存在模式与自然人流动模式是提供同一种服务,两种模式的同时提供增加了目标市场的竞争,这有利于服务产品质量与提供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消费者的消费。
假设四:技术溢出效应(EfficientEffect)。如果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分别为提供不同的服务产品,跨境服务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可以起到支持商业存在模式的作用。如专业人员的研发服务可提升服务子公司的服务产品质量,从而增加了服务子公司的销售量;又如专业人员的相关管理咨询服务可使服务子公司运行得更有效率,从而促进了目标市场的销售量。
由上述分析可知,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与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关系。但总体而言,由于服务贸易本身的特性,我们可以期望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要比替代关系更为普遍。例如,由于跨国服务的提供往往需要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消费者进行接触与互动(Francois,1990),因此,在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之下,往往需要当地商业存在机构的参与来促进两者之间的互动,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商业存在下的服务与自然人流动下的服务看作为实现同一服务的提供而投入的两种服务要素,以下我们用正式的模型来描述这一问题。
我们假设某一服务S的跨国提供需要通过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而投入的服务要素T以及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模式而投入的服务要素F。例如跨国公司总部派出服务专业人员(会计、金融、教育等)的同时需要当地分支机构的辅助服务以实现服务的提供。我们用CES生产函数来描述服务S的产量:
S=f(F,T)=A(aF(F)ρ+aT(T)ρ)1/ρ 0≤ρ≤1(1)
其中,σ=1/(1-ρ)是通过自然人流动模式而投入的要素T与通过商业存在模式而投入的要素F之间的替代弹性。假如当ρ=1时,即T与F是完全替代品时:
S=A(aFF+aTT)(2)
但在一般情况下,即当ρ≠1时,为取得成本最小化,我们对式(1)进行一阶求导,就可以得到通过自然人流动模式而投入的要素T与通过商业存在模式而投入的要素F和最终服务产品S之间的关系:
T=SA-1aTPTσPσ=SA-(1+σ)aTPTσ(aσFP1-σF+aσTP1-σT)σ/(1-σ)(3)
F=SA-1aFPFσPσ=SA-(1+σ)aFPFσ(aσFP1-σF+aσTP1-σT)σ/(1-σ)(4)
P=A-1(aσFP1-σF+aσTP1-σT)σ/(1-σ)(5)
在式(5)中,P是最终服务品S的价格。通过标准化服务数量后,我们可以把最终服务品S的进口需求表示为:S=Pε,其中ε代表最终服务品S的需求弹性(ε
dT/dPF=(ε+σ)Pε+2σ-1aFP-σFaTPTAσ-2P-1F(6)
dT/dPT=-Pε+σaTPTσ(-εaσTP1-σT+σaσFP1-σF)Aσ-2P-1T(7)
从式(6)我们可知,F要素价格的下降对于T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投入要素F与T之间的替代弹性σ以及最终服务品S的需求弹性ε。假如两种投入要素的替代弹性足够小,即当σ|ε|时,F与T之间表现为替代关系。
而近十年来,随着各国对服务业FDI限制的逐渐放宽,我们可以期望海外服务子公司运营成本的降低,这虽然意味着对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模式的投入要素需求增加(见式4),但是,在最终服务品S需求稳定的条件下,其通过自然人流动模式的投入要素T所产生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因为这还要取决于两种投入要素F与T之间的替代弹性σ以及最终服务品S的需求弹性ε之间的关系(见式6和式7)。
上述理论假设与模型较好地阐述了服务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与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之间所存在的替代与促进效应,为进一步明晰这种效应和程度,以下我们拟通过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
四、经验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未能按照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来进行分类统计。虽然存在全面度量服务贸易的参考框架,如2002年由六个国际组织(IMF、OECD、UN、UNCTAD、WTO、EU)所的《国际贸易服务统计手册》;在统计内容上,目前也有居民与非居民间的服务交易统计(BMP5)以及外国分支机构服务贸易统计(FATS),另外也提供了几种相关的服务分类标准的转换,如扩大的国际收支分类(EBOPS,IMF),中心产品分类(CPC, UN),服务贸易总协定分类(GNS/W/120表,GATS,WTO)等,但因各国现有的服务贸易统计口径、制度与数据不够全面和科学,而且在全球层面尚缺乏系统的外国分支机构生产和销售的服务贸易统计(FATS),因此,以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进行分类统计的方法未能得到真正广泛的实施。
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准确性,我们主要依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数据(1991―2006)进行实证分析。美国是当前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最为完整的国家,特别是对于商业存在提供模式的统计(FATS)主要通过每年对美国海外投资公司的调查,其中覆盖了美国控股公司海外服务销售额的情况。;而对于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的数据,我们采用美国服务贸易统计中其他私人服务分类下的商业、专业和技术服务来替代(其中包括会计、审计、宣传、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建筑工程和采矿、法律、医疗、研发、设备安装和维护、培训、管理、运动表演等服务)。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美国商业存在提供模式的贸易发展规模与速度都要比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大得多。事实上,商业存在提供模式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服务贸易提供模式,据统计,2000年美国大约83%的服务贸易额都是由商业存在提供模式创造的(BenassyQuere,et al,2006)。
图1 美国商业存在与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贸易总额(1991―2006)
另外,使用美国数据的好处还在于美国的服务贸易分类数据还根据目标市场进行了细分。因此,我们可以使用面板数据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我们从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家(地区)中挑选了33个国家(地区)作为研究的对象,它们分别是: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百慕大、南非、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韩国、日本、新西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泰国。另外,其他的数据来源如下:GDP、人口数据来源于UN的国民账户统计数据库,国家经济中心的距离、是否具有共同边界与语言数据则来源于Jon Haveman′s 国际贸易数据库参见.。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经济学家通常应用引力模型来讨论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法则”,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最先将引力模型成功引入国际经济学的是丁伯根(1962)。在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里,假设双边贸易流量规模是两国经济总量(GDP和人口)、两国经济中心的距离、双方的贸易政策等变量的函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己经在国际贸易经验研究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且,引力模型已被验证可用于对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首先将基本的引力模型具体界定如下(引力方程各指标代码和含义具体见表1):
Log(EXPORTtij)=Ctij+Log(GDPti)+Log(GDPtj)+Log(POPti)+Log(POPtj)+Log(DISTij)+
LANGij+BORDij+εij
在上述引力方程基础上,我们把引力模型具体定义为:
Log(MODE3tij)=Ctij+Log(GDPti)+Log(GDPtj)+Log(POPti)+Log(POPtj)+
Log(DISTij)+LANGij+BORDij+εij(1)
在此基础上,针对所要研究的变量,我们把引力模型具体定义为:
Log(MODE3tij)=Ctij+Log(GDPti)+Log(GDPtj)+Log(POPti)+Log(POPtj)+
Log(DISTij+LANGij+BORDij+Log(MODE4tij)+εij(2)
注:***表明通过1%的检验,括号内为变量的t值。
(三)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对方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具体见表2。从回归结果可知,引力模型的控制变量基本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取得了预期符号,美国GDP、服务进口国的GDP、共同语系等变量都对服务进口国的进口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双边人口变量与经济中心距离变量对服务进口国的服务进口产生抑制作用。关于双边人口变量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是自给自足的话,那么其国内人口总量与进(出)口呈负相关;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内人口总量会促进劳动分工,因此也会增加双边贸易的机会。在上述回归中,双边人口规模对服务进口量回归结果为负值,表明上述第一种效应要大于第二种效应。此外,双边共同边界虚拟变量没有通过检验,因此,在新的引力方程中把共同边界虚拟变量删去,再引入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MODE4tij)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具体见表(2)。从回归结果可知,控制变量基本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取得了预期符号,就我们所关注的变量而言,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每增加1%的贸易量,商业存在提供模式的贸易量将会增加0.533%,也就是说,在我们前述所讨论的两种效应里,促进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这也与我们的假设相一致。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对服务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与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之间的互动效应进行研究。文章认为,自然人流动与商业存在提供模式存在着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但在两种效应中,以互补效应为主,替代效应为辅。通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及美国经济局(BEA)所的服务贸易数据,我们对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对商业存在提供模式所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每增加1%的贸易额,商业存在提供模式的贸易额将会增加0.533%,也就是说在上述两种效应里,促进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因此,政府在制定自然人流动政策时(如限制专业服务人员跨境服务签证的发放),应注意到这同时会影响跨国服务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竞争力。特别地,由于本文只是利用美国的数据进行考察,而美国在高端技术服务提供人员上具有比较优势,但事实上,在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中也包括中、低技术服务提供人员的跨国界流动,而这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比较优势,由于目前发达国家对于从发展中国家流入人员的严格限制,因此这只是一种潜在比较优势。因此,为更全面地评价自然人流动提供模式对商业存在提供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在将来的研究中,还应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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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Presence VS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in Service Trade: Evidence of Complementary
MENG Yinghua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odes of supply, it is more complicated when constructing policy of trade in service. With US export data and grativity model, we find the intrinsic relations and qualify the effects of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on Commercial Presence. We conclude that 1% increasing of trade value of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will increase 0.533% of trade value of Commercial Presence.
Keywords:trade in service; Commercial Presence;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责任编辑 彭 江)
收稿日期:2009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