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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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Krueger（1974）指出企业主动建立政治联系以获得租金以来，政治联系一直是一个公众热议和理论研究的话题。文章梳理了已有的关于政治联系度量、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影响的文献，综述表明，政治联系不仅体现为“有无”，而且还体现在联系程度上的差异。已有研究关于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结论不太一致：部分文献支持正面的“关系”作用，部分文献支持负面的“政府干预”作用。值得思考的是，已有研究未考虑到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性质——作为企业的一种客观存在，政治联系应该同时具有“关系”和“政府干预”的作用。

【关键词】 政治联系； 政府干预； 述评

一、引言

政治联系是企业有价值的资源（Fisman，2001），在中国（Fan et al.，2007）、印度尼西亚（Leuz and Oberholzer，2006）、巴基斯坦（Khwaja and Mian，2005）、泰国（Charumilind et al.，2006）、巴西 （Claes-sens et al.，2008）、马来西亚等国家普遍存在（Adhikari et al.，2006）。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腐败程度越高、政府对资源控制权越强和法律体系越弱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政治联系的建立更有可能（Chen et al.，2011；Faccio，2006、2010；Boubakri et al.，2008）。

以此为背景，本文尝试对已有的国内外关于政治联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已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政治联系的度量、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影响这两个方面，本文对文献的综述亦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已有的研究如何度量企业的政治联系？第二，已有的研究关于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最后，在对已有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本文反思其不足之处并提出研究展望。

二、企业政治联系的度量

目前，对企业政治联系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高管的政治联系来度量（Faccio，2006、2010；Boubakri et al.，2008；Chen et al.，2011；Fan et al.，2007；邓建平和曾勇，2009；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余明桂等，2010），另一种是以企业的其他特征来度量，比如企业对政治人物的依赖指数（Fisman，2001）或捐赠额（Claessens et al.，2008；Cooper et al.，2010）、企业股价的累计回报（Leuz and Oberholzer-Gee，2006）、企业的国有股比例（Adhikari et al.，2006）。其中，以高管特征为基础的度量方法被广泛运用。它是指以企业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联系或政治联系的程度来代表企业的政治联系。这一度量方法包括虚拟变量度量、比例度量和赋值度量。

在虚拟变量法下，现有文献对政治联系的一般定义是：当企业高管中至少有一位曾经或现在在政府部门任职时，即认为该企业是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这里所说的“高管”在不同的研究中对应着不同的范围，比如Fan et al.(2007)的高管仅包括CEO；吴文锋等（2008）的高管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Boubakri et al.（2008）的高管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邓建平和曾勇（2009）的高管还包括实际控制者。这里的“政府部门”是指广义的政府，一般包括议会、政党、各级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军队等等。部分学者对政治联系的虚拟变量法度量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吴文锋等（2008）将高管政治联系按其来源分为中央政府背景联系和地方政府背景联系；杜兴强等（2009）将高管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两类，他们认为这两类联系的起源、作用均不同。

在研究中国企业政治联系问题时，部分学者对政治联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度量。陈冬华（2003）、罗党论和黄琼宇（2008）、邓建平和曾勇（2009）、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采用比例法度量，以具有政治联系高管人数占高管总数的比例来度量企业的政治联系。胡旭阳(2006)、邓建平和曾勇(2009)、杜兴强等（2009）、李维安和邱艾超（2010）则采用了赋值法度量，对企业高管的不同行政级别赋予不同的分值，经过必要的计算后作为政治联系的度量。具体地，邓建平和曾勇（2009）、杜兴强等（2009）对企业高管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按照级别分为全国、省、市、县、乡，分别赋予5—1分的分值，作为政治联系的度量。在此基础上，胡旭阳（2006）考虑到不同级别的能力是以级数方式递增，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级别的上述打分平方后作为政治联系变量的度量。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按照企业高管曾经或现在所任职务的最高行政级别进行赋分，没有从政经历为0分、副科级以下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处级为5分，依次类推，然后加总企业每个高管的得分，作为企业政治影响力指数的度量。杜兴强等(2009)综合考察高管曾任职位的个人级别和单位级别，并以全部高管中个人级别和单位级别乘积的最大值作为企业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度量。李维安和邱艾超（2010）根据高管政治背景的影响力程度对每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CEO、监事会主席四个治理层级进行赋值，现任有影响力官员为3分、曾任有影响力官员或现任普通官员为2分、曾任普通官员为1分、其他为0分，并将各个治理层级的得分按照因子分析和专家分析赋予权重、求得加权平均数，作为企业政治联系指数。

通过上述对企业政治联系度量的梳理可以看出，虚拟变量度量下，政治联系体现了企业与政府之间联系的“有无”；而比例法和赋值法度量则是在虚拟变量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不同企业之间政治联系程度上的差异。

三、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

已有研究就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联系能够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市场准入、提升业绩等正面作用；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政治联系会导致企业雇佣了过多的劳动力、过度投资、财务业绩或市场表现不佳的负面作用。

（一）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正面作用

部分文献认为政治联系能够给企业带来诸多资源与好处。

1.融资便利（Khwaja and Mian，2005； Charumilind et al.， 2006；Claessens et al.，2008；Li et al.，2008；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吴文锋等，2008；罗党论和甄丽明，2008）。政治联系能够改善银企关系，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更容易获得融资便利，包括更容易获得银行融资、融资成本更低、融得更多的贷款、获得更多的长期贷款或以较低的保证方式融得贷款。

2.财政补贴（Faccio et al.，2006；Bertrand et al.，2007；陈冬华，2003；潘越等，2009；余明桂等，2010）。在关系型经济中，政治联系企业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Adhikari et al.，2006）。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通常是包括税收返还等在内的财政补贴(陈晓和李静，2001；Jayasankaran，1999）。因此，政治联系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

3.税收优惠(Adhikari et al.，2006；吴文锋等，2009)。在关系型经济中，是否享受较低的税率或获得税收优惠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企业政治联系的寻租空间。因此，在关系基础的社会，政治关系就成为解释实际税率的重要因素。

4.市场准入（胡旭阳，2006；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在市场越集中、壁垒越高的行业，企业的收益越大，这些企业越有动力去实施政治策略。而政治联系就是企业实施的一个重要政治策略，从而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

5.多元化经营（胡旭阳和史晋川，2008；张敏和黄继承，2009；邓新明，2011）。在转轨经济中，多元化经营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而政府对资源仍有较大的控制权，从而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容易通过寻租获得多元化经营的好处。

6.提升企业绩效（Fisman，2001；Goldman et al.，2009；Claessens et al.，2008；Leuz and Oberholzer，2006；Cooper et al.，2010；吴文锋等，2008；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Li et al.，2008）。不管是以与企业相关联的某政治家或某政党的情况变动（类似于事件研究），还是通过实证模型来检验政治联系对企业股价（企业绩效）的影响，相关研究都表明政治联系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

（二）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负面作用

另外一些文献表明，政治联系会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1.雇佣过多劳动力（Bertrand et al.，2007；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a；何德旭和周中胜，2011；郭剑花，2011）。政府仍然通过政治联系维持对企业的控制，使它们服务于政治目标（Shleifer and Vishny，1998）。而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所以政府很可能通过政治联系影响企业的雇工决策，实现其政治目标，从而导致政治联系企业雇佣了过多的劳动力。

2.过度投资（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b；连军等，2011；杜兴强等，2011）。政府分权改革形成了以GDP作为地方政府业绩的主要考核方式之一，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区域内资源的分配，对当地企业的经营、投资及融资活动仍有较大的决定权。所以政府很可能要求政治联系企业通过资本投资扩张促进地区GDP增长，为地方政绩做出贡献，从而导致政治联系企业的过度投资。

3.财务业绩或市场表现下降（Boubakri et al.，2008；Faccio，2010；Fan et al.，2007；邓建平和曾勇，2009；李维安和邱艾超，2010）。Shleifer and Vishny（1994）通过一个政治家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博弈模型，表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导致企业管理者决策过程的目标混乱。政治家身份的管理者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物品等。所以，政治联系企业的会计业绩和市场表现都会差于无联系企业。

从上述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影响的文献可以看出，支持政治联系正面作用的文献主要是基于政治联系的“关系”视角，认为政治联系是一种有价值的“关系”，从而支持政治联系对企业的正面作用；而支持政治联系负面作用的文献则是基于政治联系的“政府干预”视角，认为政治联系是政府维持对企业持续干预的一种途径，从而支持政治联系对企业的负面作用。

四、述评及研究展望

从已有的政治联系度量研究可以看出，已有文献一般以企业高管的政治联系来界定企业的政治联系，而且虚拟变量度量运用广泛，体现了企业政治联系的“有无”。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政治联系还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所以比例法和赋值法得到应用。比例法虽然易度量，但其仅以政治联系相对数量（政治联系高管人数占高管总数）来界定政治联系程度，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层次政治身份的影响应当是不同的，所以这一度量略显粗糙。赋值法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客观描述，考虑了不同级别政治身份的联系程度不同，但其度量较为主观，不同学者的赋值方法不太一样。因此，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全面刻画我国政治联系程度实际情况的赋值规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

从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影响的研究来看，已有研究结论不太一致，部分文献支持政治联系对企业的正面作用，而部分文献支持政治联系对企业负面作用。笔者认为这种不一致主要在于已有研究片面地考虑政治联系、孤立地考察政治联系的“关系”和“政府干预”作用，支持政治联系正面作用的文献只看到政治联系“关系”的作用，而支持其负面作用的文献只看到政治联系“政府干预”的作用。实际上，政治联系这一关系涉及“企业”与“政府”两方。站在企业的角度，希望政治联系这一有价值的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多元化经营、市场准入等好处；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自身承担着一系列的政府职责（如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物品等），为了履行好政府职责，政府很可能通过政治联系干预企业的活动，而且在制度越不完善、越不健全时，政治家对企业活动的干预越严重（Shleifer and Vishny，1994）。

因此，政治联系作为企业的一种客观存在，应该同时具有“关系”和“政府干预”的作用，而不应只是“关系”或者只是“政府干预”的作用。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一方面可以得到有价值关系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所以，对企业来说，政治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如何结合中国制度背景考察政治联系对企业的“双刃剑”作用，准确刻画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作用路径，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Adhikari，A.， Derashid， C.， Zhang

H.，Public Polic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

y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6，25（5）：574-595.

［2］ Boubakri， N.， Cosset，J. C.， Saffar

W.，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8，14（5）：654-673.

［3］ Chen，C. J. P.，Li，Z. Q.，Su，X. J.，Sun，Z.，Rent-Seeking Incentives,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 Chinese Evidence［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229-243.

［4］ Faccio， M .，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386.

［5］ Fan，J P. H.，Wong，T. J.，Zhang，T. Y.，Politically-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

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2）：330-357.

［6］ Fisman，R.，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1095-1102.

［7］ Khwaja， A. I.， Mian， A.，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120(4)：1371-1411.

［8］ Krueger， A. 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3）：291-303.

［9］ Leuz， C.， Oberholzer-Gee， F.，Political Relationships, Global Financing,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1（2）：411-439.

［10］ Shleifer，A.， Vishny ， R. W.， “Politicians and Firm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995-1025.

［11］ 陈冬华.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03（9）：16-22.

［12］ 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J］.中国工业经济，2009（2）：98-108.

［13］ 杜兴强，郭剑花，雷宇.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政府干预”抑或“关系”？［J］.金融研究，2009（11）：158-173.

［14］ 郭剑花.制度环境、政治联系与政策性负担——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7）：33-40.

［15］ 胡旭阳，史晋川.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4）：5-14.

［16］ 罗党论，黄琼宇.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J］.管理世界，2008（12）：21-28.

［17］ 潘越，戴亦一，李财喜.政治关系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9（5）：6-17.

［18］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7）：130-141.

［19］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3）：65-77.

［20］ 张敏，黄继承.政治关联、多元化与企业风险——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7）：15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