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的城市观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新周刊》的城市观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坊间流行着广州市某任市长的一个段子，话说市政考察团到欧洲取经，路经某城中央一大片草地时，该市长解说道：“别着急，可能他们还没规划完呢。”于是广州一度就成了一个见缝插针的大集市，城市被塞得满满当当。
我们大致可分离出两类城市观：一种是经济观，以城市执政者、经济学家为代表，讲求GDP、竞争力、投资环境等指标；另一种是人文观，以知识分子、民间城市保护者为代表，讲究独特人文价值、宜居指数等方面。《新周刊》无疑属后一种，高歌城市魅力，“第四城”旨在强调成都这个西域之都的休闲气质和人文特点，有别于京沪穗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指数排名上成都并非“第四”，成都之“第四”代表了生活方式的第四种状态。
《新周刊》的城市线专题包括城市盘点如“中国城市魅力榜”，城市批判如“城市败笔”（该专题被摘入《新华内参》），城市专题如“体验之都”、“外滩和它倡导的生活”等等。这本杂志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是人性的嚎叫，如蒙克的《嚎叫》预感到后工业社会人的疏离和人性的扭曲，哀叹现代城市单调乏味、令人疏离，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另一种是城市复兴的呼唤，提倡城市可以使人外向，使人焕发出创造力。
“人性城市”是《新周刊》的一杆旗帜，所幸这杆旗帜下的人越聚越多了。
城市是谁？谁的城市？
城市是谁？如果把城市比作人，城市是有性格的。
城市性格的一半是由其中的人赋予的，广东人爱吃，上海人爱穿，北京爱侃，香港人爱吃、爱穿又爱侃。在成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圈子。在北京，反潮流者希望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在新加坡，希望能生成向纽约巴黎看齐的波西米亚亚种群……有人甚至建议用豆瓣会员人数来衡量一座中国城市的多元化程度。
城市性格的另一半是由其中的建筑赋予的。老北京的气质是皇族大宅和四合院。新北京规划弃用《梁陈方案》后，沦为一个说不清的城市。一位名叫苏解放（Jeffrey Soule）的美国城市规划师批评号称“中国第一街”的北京长安街两边“是丑陋和非人性的建筑”，就像“穿了一身俗气的洋裤褂”。长安街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这种部门主义的建筑，更多地凝固了“长官意志”。梁先生曾说过：“50年后会有人后悔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千城一面。老外们来中国发现“没什么可看的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锦绣中华”、“仿古一条街”、“谷”到90年代盛行的“广场风”，延续到21世纪初期，先后有“大学城”、“会展中心”和“CBD”等等项目的流行，仿佛是一张盗版光盘复制出来的产品。城市被建筑赋予的那一半个性均被这张光盘格式化了。
谁的城市？市长的，开发商的，建筑师的或是市民的？
市长只是人，中央政府的人，市民的人，未来子孙的人。但没有哪个市长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拆城市长、集市市长、大广场市长。每位执政者在其三五年任期中，都恨不能让自己的宏伟设想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走一道。开发商只是为了营利，任何打着经营城市漂亮招牌下的开发都是为了一个字：钱。建筑师也是为了这个字。为了某种理念或生活主张的柯布西耶尚未来到中国或在中国尚未诞生。
城市不是市长的城市、开发商的城市、建筑师的城市，城市运动是千千万万人共谋的产物。
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从城市景观你能见到一座城市的抱负。库哈斯曾说：“我们对城市的记忆正在消失，以后可能要靠图片来拼凑我们的记忆了……可识别性的消失导致大量没有历史、没有中心、没有特色的通俗城市的出现。”通俗城市是时代画饼，是拙劣拼图。这位设计了北京“新裤衩”的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进而调侃中国的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城市是有权人和有钱人的城市，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
城市批判：高举人性城市的大旗
在过去的10年中，有近2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化行列；在未来的10年，还将有2亿农村人口被城市化。外媒评，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口运动。
然而，中国并未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杂志，《新周刊》只算是补了空而已。说起城市杂志，中国欠缺《纽约》或《纽约客》，充其量是众多DM杂志，有一本叫《城市中国》的，在学界与建筑师之间打转，其他有《TIME OUT北京》也只讲吃喝玩乐。中国欠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杂志，这也正是地方政府或地产商频频找《新周刊》做题材的原因。
《新周刊》的城市叙事从排榜、命名、摇旗呐喊开始，逐渐转入不断循环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其后的城市专题报道，大致经历了三步曲。
王鲁湘曾谓《新周刊》为“游走10年的都市顽童”，即使是说一些沉重的话题，也是跳着舞告诉你。这位顽童的问题直指核心，是戳穿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大胆的小孩。
“城市魅力排行榜”的人性化定位一举奠定了《新周刊》对城市评价的影响力。“第四城”是《新周刊》城市专题的登峰造极之作。学者陈卫星曾对《新周刊》城市专题作过详尽盘点（“城市的欲望与底层的想像”，2006年），他认为这始于1997年底推出的专题“上海人为什么迷恋30年代”，《新周刊》开风气之先，有启蒙城市的运营意识之功，不仅呼唤“城市世纪到来”，更是宣告“城市中国到来”。“从摇旗呐喊到反思批判，力图促进城市发展的理性化，也卷入城市形象的媒介操作之中，把媒体自身的市场策略和品牌经营变成传播对象的需求。”
陈文称，《新周刊》的排榜、命名不同于官方统计机构注重GPD数量的排名，也不同于科研机构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城市魅力排行榜是借助媒介叙事把个性化的民间关注上升到大众传媒的平台，如“中国11城市玩乐榜”、“迷恋城市的作家们”、“哪座城市值得歌唱”。
媒体担当着“城市守望者”的角色。《新周刊》的“城市败笔”专题（2000年）具有政论批判的性质：“对城市的挑剔和批判体现的是人们对于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同时更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我们对那些既浪费了金钱，又糟蹋了环境的城市败笔熟视无睹，那么，这种沉默就是可耻的，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被总结出来的中国城市的“十大败笔”囊括了当今城市规划中所有的荒唐：从摧毁旧城的暴力到心血来潮的标志，从好大喜功的攀比到非人性化的建筑。作为一方民意代言，该文被摘入《新华内参》供决策者反思。
“户口”（2000年）是另一种“守望者”角色的体现。“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城市化究竟是在“培育中产阶级”还是在“制造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话题。“我们希望，‘外来人口’这个概念能够渐成历史，户籍制度的樊篱能够逐渐降低，上亿的新市民能够融入城市，在其为城市做贡献的时候，也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城市所提供的福利。”其后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主角不幸成为“户口”的牺牲品。
要GDP，还是要GNP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被描绘成一个购物中心，一场欧亚风格的粗俗不堪的狂欢，一个被剥得裸的城市，真实与高雅荡然无存。20年后，李光耀的继任者力图将其塑造成一个创意之都、一个体验之都、一个艺术之都。新加坡的图景之变预示着中国大城市的未来。事实上，新加坡频繁地声称自己是中国的实验室。新加坡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标志，整个中国大陆将出现数个新加坡。
除创意、有趣、魅力、个性之外，另一个与城市紧密相关的关键词是幸福。“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活动涉及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住状况、医疗状况、环境状况、教育状况，也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等，还涉及人际交往的满意度、身份认同、个人幸福等。幸福感不只来自于打麻将、甩扑克，这样的幸福感未免来得太廉价，真正的幸福感来自生活的尊严感。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有9成愿意留港发展，其理由是“认同香港的自我增值机会、言论自由和高效生活”。在内地学子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最具幸福感城市”。然而国内版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并不包括已回归10年的香港。
幸福是个难于测试的概念，然而又是避不开的终极概念。《新周刊》的城市评价还有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有趣”，如“艺术家批准了吗？”（2003年）、“封面是北京，封底是上海”（2006年）。主创人员作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经历了从乡村到都市的历程，深感田园牧歌消失之痛，只有在其他维度上寻找城市的亮点。80后们则是十足的城市动物，并无这等伤感，速度、大、竞争、酷、街舞是他们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
关于“理想城市”或“内心城市榜”是件见仁见智的事。大城市之病，《新周刊》及其读者痛在其中，但为完成10年内再转移2亿农村人口的任务，大城市成为这个国家的必然选择，《新周刊》式的嚎叫或许只是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城市化运动”的一两个泡泡罢了。19世纪的英国庄园，一幅恬淡风景，人们鸡鸭相伴，又能饱读诗书。彼时，大不列颠国正用枪炮敲打着包括大清国在内的世界。而帝国的乡村，却能远离大都市的喧嚣保持一番恬静。不知道简・奥斯汀的世界是否是人居理想。
中国城市的名利场、城市魅力与城市营销
城市既是名利场又是竞技场。“第四城”专题开宗明义，竞争时代论排名。“在新一轮的城市赛跑中，谁将是京、沪、穗之后的中国第四城”？“第四城”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概念营销。开启了城市品牌和城市名片打造的第一扇门（陈卫星评）。业界甚至传言，杂志社的“第四城”收了300万宣传费。
当今最成功的城市营销首推位于中东地区的迪拜城，它已作为城市跨界营销案例被收入教科书。在城市营销意义上，城市像一家企业，而市长是CEO。按国内城市策划人王志纲的说法，城市经营是市长和市场的一场“双人舞”，在这场双人舞中，两者的分工应该是政府主导、企业运营。
其实，中国市长的角色颇为混杂，他是城市的三重人或代言人，他还是城市形象的代言人，旅游形象大使。
市长们是建筑师的实际埋单者（真正埋单者当然是全体市民），市长们对建所谓“标志性”建筑一般有三点要求：一是一百年不落后；二是要有突破创新；三是国内没有、国际领先。于是，标志性工程沦为某种比富游戏、比大游戏或比高游戏。
当代中国这个建筑大国并未提供影响世界的新的知名品牌。就像我们枉称食品大国、服装大国，却被麦当劳、皮尔卡丹领导了市场一样，我们的建筑市场依然要请老外来引领。反省者倡导“中国建筑文化上的自主创新”，而现在建筑学院培养的学生是“有知识，没文化”。
中国主流文化是否已全盘西化，传统文化沦为一个花瓶或一幅山水那样成了点缀？
历史是城市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城市建筑如树之年轮，层层构筑出魅力。今天市长们包揽了建筑设计师的职能，他们受文化修养和历史知识所限，这方面注定是不称职的。
经营城市成为当下城市竞争的热门。城市经营是对公共资产按照资本运营的方式来经营。此过程是政府、发展商与市民三方博弈，而传媒作为第四方夹在其间，位置与角色颇为尴尬。
城市不仅是名片，更是畅销书。《新周刊》以“城市复兴”的名义展开城市营销方面的报道（社会学的原义为旧城复兴，“重新文明化”），不乏与当地地产商合作成功营销城市的案例。期间，杂志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官员、商家的距离，坚持“人性城市”立场，杂志相信“有趣的人到哪里，哪里就会兴旺发达”。如果城市营销无趣或得出无趣的结果，那计划再宏伟也只能以失败收场。坚守城市人性中的有趣、魅力、个性是一本杂志应当坚守的底线。当市长、开发商们频频找你做城市包装时，就该警惕了。
《新周刊》的城市社会学
《新周刊》城市专题的成功源于两个空档：第一，中国城市在发展中定位的不足；第二，主流媒体在城市批评立场上的失语。
“第四城”的出炉，曾被指没做系统调查研究“一拍脑袋”定下的题目。杂志社的确是只派了一个记者小分队，用十余天完成了这个专题。然而在“一拍脑袋”之前，是经过了主脑人封新城的深思熟虑的。
这里要区分出归纳与演绎两种城市定位法，沿两个方向找题与解题。《新周刊》多为演绎，它不会像专家学者那样作大量调查分析，没这个精力也无必要，只需感性地给出对某座城市的感受然后以概念提升之。事实上演绎与归纳是交叉进行的。
总体而论，《新周刊》的城市社会学是反方法论的，任何模式都是某种“谋杀”，谋杀单座城市的生命力。一座城市为什么要跟另一座城市一样？这关乎城市市民的尊严问题、个性的尊严问题。当中国城市大拨哄向“国际大都市”之时，《新周刊》这类杂志提出“我反对”的声音。欧洲小镇为了保持自身个性，甚至严禁作宣传，减少游客的进入，以免被外面那个世界同化。或许是“我反对”的极端的例子吧。
现代科技能轻易克隆一个人的外表，却无法克隆他的品性。同样，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也无法被另一座城市所克隆。但中国城市化运动的现实却是：一边是轰隆隆的拆城运动，而另一边则是热情洋溢的克隆运动。于是，上海这个曾被欧洲人标榜的“东方巴黎”，被那些立志要走“国际大都市”之路却又没有方向感的兄弟城市们隆重地推到了榜样的位置上。“21世纪突然涌现出来的20多个外滩，簇拥着上海的外滩，不仅组成了中国城市的新外滩方阵，同时也幻化成一种浓缩的小资梦想、中产天堂、富家乐园以及国际化等多重指向的生活方式。”这与其说是观念的复制，不如说在意识形态洁癖的观念下用“高大全”的形象诉求取代普通人的生存需求（“外滩及其倡导的生活”，2002年）。要有人跳出来“说不”（“上海不是榜样”，2003年）。当上海人向法国人展示其骄傲的作品浦东新区时，法国人断然说Non――“这不是上海！”明智的法国人与《新周刊》所见略同。
星河湾地产的副总裁自英国归来，谈及泰晤士河畔海德公园旁的物业时颇为感慨。那里既有50万元一平方米的奢侈公寓，也有政府廉租房，就像海德公园混杂着城市各色人群，争执和演讲着，这不正是和谐社会吗？
“开放的城市”代表城市未来方向。社会学家眼中的未来城市，是纽约格林威治村所代表的未来城市空间。这里有动辄百万美元级的小公寓，有咖啡馆、画廊、剧院等丰富的人文景观，也是流浪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还为乞讨者、街头小贩和无家可归者留有空间。“在同一时间、同一街道、同时向富人与无家可归者、博士和文盲敞开着”（社会学家米切尔・杜尼叶语）。这与中国国内贫富分区的论点和作法大异其趣。
什么是城市魅力？就是纷乱杂陈，就是允许各个种群生长，混合生成某种魅力出来。《新周刊》之“城市魅力排行榜”盘点的是一座城市自然生长出来的魅力，而非人造之物。基本可以这么说，只要是人为刻意制造的城市，通常都很丑，无魅力可言。城市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任何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规划出来的城市，都导致无趣，终将遭历史淘汰。
结语
中国城市化的同化倾向不可逆转。这是由中国庞大的有待城市化的人口压力决定的，由这个急行军社会要求的速度决定的，由既定的权力格局决定的，由五十年市长们的文化素养决定的。然而，这不等于不应该有人跳出来呐喊。
在《新周刊》的城市乌托邦里，未来“地球村”就该是参差多态，杂乱无章的，人性城市就是符合人这只猓猿的城市、机会主义者的城市、流浪艺术家的城市。
边城丽江曾经的经验，是使建筑本身传达一种精神共鸣，小城表达一种天性，就像童蒙初开的稚子，他们并不懂全球化、文化或品位，却懂得城市或建筑应让人感受愉悦与安宁。
（作者为《新周刊》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