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杲编辑职业道德观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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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杲担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期间，他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编辑学会十分关注和倡导编辑职业道德建设。文章从刘杲对编辑职业道德建设贡献的回顾，对编辑责任、义利和质量意识的论述两方面，分析了刘杲的编辑职业道德观及其对学界、业界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研讨并弘扬刘杲同志的编辑思想，对于进一步指导编辑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使出版事业沿着科学的轨道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刘杲同志任中国编辑学会一、二、三届会长期间所阐述的编辑职业道德观进行初探，既说明刘杲同志对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贡献，又为我们现在正在着力进行的编辑职业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和示范。

一、对编辑职业道德建设贡献的回顾

刘杲同志在担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期间，强调得最多的也是出版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就是编辑职业道德建设。

1993年，中国编辑学会召开首届年会，研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出版工作时，将编辑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研讨的中心问题之一，向全国编辑出版工作者发出了“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自觉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倡议书，在出版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995年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研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时，针对有些编辑人员职业道德失范的现象，再次将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后，相应提出了编辑的5条行为准则：①坚持用稿标准，不；②认真奉献，为他人做嫁衣裳；③竭诚为读者服务，对社会负责；④尊重作者，真诚待人；⑤在同行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1996年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第三届年会，研讨新时期编辑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担负的重要任务时，又围绕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开展了热烈讨论，并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内容作了新的概括。

1996年中国编辑学会还与江西省《新闻出版天地》杂志联合举办了“关于培养编辑职业道德问题的讨论”，5月～12月期间办了4期，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刘杲同志专门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于1997年发表了《编辑职业道德随想》的专题论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弘扬编辑职业道德的意义，编辑职业道德的性质、内涵、特点和核心，并针对编辑活动中碰到的问题，提出了“10个如何对待”（①如何对待编辑职业，②如何对待图书质量，③如何对待国家利益，④如何对待读者，⑤如何对待作者，⑥如何对待出版单位，⑦如何对待出版同行，⑧如何对待外国同行，⑨如何对待编辑的权力，⑩如何对待编辑的利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2000年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第五届年会，研讨如何做好责任编辑的工作（包括责任编辑的职责和工作重心等问题），其中，责任编辑的职业道德仍然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门话题。多数观点认为，编辑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在对自己职业所承担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自律作用；责任编辑所要承担的首先是道德责任，然后才能落实业务责任。

2002年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第七届年会，将如何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研讨的主题。刘杲同志向会议提交了题为《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随想》的长篇论文，并作了即席发言。他在文中针对编辑队伍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日益滋长，甚至恶性膨胀”的现象，痛心疾首地予以抨击：“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不知羞耻地利用编辑职务的权力和方便，侵犯国家的利益，侵犯单位的利益，侵犯作者的利益，侵犯读者的利益，侵犯同行的利益，等等。他们不负责任，胡乱出书；内外勾结，买卖书号；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花样繁多，为所欲为。有的编辑甚至道德沦丧，到了违法乱纪的程度。”由此，他发出了“扶正祛邪，迫在眉睫”的强烈呼吁，并将编辑职业道德概括成便于记忆的16句话：热爱编辑职业，钻研编辑业务，提高编辑质量，捍卫国家利益，忠实服务读者，热诚帮助作者，爱护出版单位，善待出版同行，编辑严谨细致，对外不卑不亢，编辑权力为公，促进出版繁荣，编辑淡泊名利，自愿多作贡献，一切为了人民，编辑道德高尚。

2004～2005年，一些出版社受经济利益驱动，社会责任感缺失、诚信缺失和道德缺失，以致大量的泡沫书、虚假书、垃圾书和劣质书充斥市场，成为当时出版领域的痼疾。如果熟视无睹，任其蔓延，势必毁掉编辑甚至出版业。新闻出版总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2005年2月24日专门召开了“努力制止虚假图书，营造诚信出版环境座谈会”，并发出了《关于对含有虚假宣传信息的图书进行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也发出了“倡议书”，号召全国出版界坚决制止虚假图书，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行为。

刘杲同志综观当时的出版形势，旗帜鲜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于2005年9月对《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随想》作了重大修改，并将题目改为《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文章篇幅达1.4万字。在文中，他将“伪书盛行，低俗成风”补充列入抨击之列，还将编辑职业道德的16句话修改为经典上口的“12个如何对待，12荣，12耻”，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1.对待编辑职业，以忠于职守为荣，以为耻。

2.对待图书质量，以精益求精为荣，以粗制滥造为耻。

3.对待文化建设，以崇尚文化为荣，以糟蹋文化为耻。

4.对待市场竞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假冒伪劣为耻。

5.对待经济效益，以生财有道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6.对待广大读者，以服务读者为荣，以欺骗读者为耻。

7.对待相关作者，以帮助作者为荣，以伤害作者为耻。

8.对待所在单位，以维护集体为荣，以损公肥私为耻。

9.对待出版同行，以和谐相处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10.对待外国同行，以不卑不亢为荣，以有损国格为耻。

11.对待编辑权力，以秉公办事为荣，以用权谋私为耻。

12.对待编辑利益，以无私奉献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

二、关于编辑责任、义利和质量意识的论述

刘杲同志一直强调：“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就是把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跟编辑职业特征结合起来，把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具体化。”他从1997年提出“10个如何对待”，到2005年增加为“12个如何对待”，实际上都是解答了编辑活动中经常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起到了为编辑解惑和引领的作用。我认为，我们常常讲的编辑责任意识、编辑义利意识和编辑质量意识都是与刘杲编辑职业道德观相吻合的。离开了职业道德，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刘杲同志曾经为著名编辑家叶至善的文集――《我是编辑》的出版撰文祝贺。其中，对编辑给予了高度评价：“编辑对人类文明的开创和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组织推动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编辑代表着人类的良知，社会的追求；编辑代表着对历史的梳理，对未来的企盼；编辑活动是对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是对精神矿藏的挖掘和冶炼。”对编辑的责任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尽管形势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编辑的环境有变化，编辑的手段有变化，编辑的视野有变化，但是，编辑的本质、编辑的功能、编辑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改变。编辑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工作的要求比过去更严更高。”

树立责任意识和牢记使命紧紧相连，刘杲同志在《牢记出版工作的神圣使命》一文中明确指出：“出版工作讲神圣使命就是讲社会责任，就是讲对社会作贡献。”“守土有责，用出版行业的话来说，叫做严格把关。特别是严把政治关，这决不能马虎。”“如果拿不出经得起读者检验的确有文化价值的图书，如果拿不出立得起来、传得下去的图书，就算赚钱很多又能怎样？当代中国的出版产业，如果拿不出足以代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时代，能够传播四方并且传之后世的图书，怎样向历史交账？许多庸俗无聊却可以大发其财的图书，热闹一时。待到时过境迁、烟消云散，除了成堆废纸，在文化上还能留下什么？”

编辑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理应承担起民族文化的积累与继承、新文化构建的历史使命，不断增强责任意识。解读刘杲同志的责任意识，就是编辑要加强自律，对经过手中的每一个选题、每一部书稿、每一本图书，都要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历史责任和法律责任。

所谓政治责任，是指图书内容要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不得出现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政治差错；所谓社会责任，是指图书内容要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协调，要适合读者的正当需要，不得“错误百出贻误读者，传播文化垃圾毒害读者，搞低级趣味迎合少数读者，做虚假广告欺骗广大读者”；所谓文化责任，是指图书内容要有能经得起读者检验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品位，而不是一堆文化垃圾；所谓历史责任，是指图书内容要有长久的生命力，能立得起来、传得下去，不仅造福当代，还惠及后代；所谓法律责任，是指图书的运作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著作权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刘杲同志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义利之辩’。长期以来，这是讨论道德规范时的一个焦点。”“在一定的层面上可以说，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是‘义’，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是‘利’；‘义’占‘首位’，‘利’要‘合法’。”他在《中国编辑》刊词《我们是中国编辑》一文中，以散文诗的笔调深情地写道：“我们默默奉献，好比无人看重又无法离开的空气；我们为人作嫁，好比燃烧自己而照亮别人的蜡烛。我们没有显赫的地位，却有穿越时空的翰墨芬芳；我们没有殷实的财富，却有着寄托心灵的文化殿堂。……我们的笔，伴随着不眠的夜、不灭的灯。我们不以‘案牍之劳形’为苦，而以创造和求知为乐。我们洁身自好。社会主义义利观回答了持续千年的义利之辩。名利如缰锁，富贵若浮云。面对污泥浊水，我们自有编辑的理想，我们自有编辑的良心。”

树立编辑义利意识，在于如何正确对待编辑权力，如何正确对待编辑利益。针对前者，刘杲认为，“我们做编辑的，只有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只有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读者、作者服务的义务；绝不允许，法律不允许，编辑职业道德也不允许。对书稿的取舍，对作者的选择，都必须出以公心，坚持客观公正的标准。”他坚决反对“掌握了对书稿和作者的‘生杀予夺’之权，滥用权力，牺牲原则采用人情稿、关系稿、交换稿，甚至在稿件的采用上搞‘权钱交易’；出卖书号……内外勾结，从中牟利，等等”。针对后者，刘杲认为：“我们是肯定个人利益的（包括编辑个人利益），只是要摆正位置，遵守法律规定，遵循道德规范。”“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则不仅严重违背编辑职业道德，发展下去甚至可能堕落到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的地步。”

编辑是代表国家掌握出版权力的人，工作是神圣的，任务是严肃的，绝不能为了私利而干出有悖于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编辑只有从理性上有所感悟，才能做到不义之财不取、不义之物不收、不义之名不追、不义之利不沾。

刘杲同志为人正派、工作严谨，在担任会长期间言必谈质量，可以说是质量会长。他讲编辑职业道德，必说图书质量；讲图书质量，必说编辑职业道德。他认为：“说一千道一万，图书质量第一决不能动摇。出版改革如果忘了坚持图书质量第一，就是忘了根本。”“图书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命线，也是编辑的生命线。”“对我们来说，图书质量第一，唯此为大。保证和提高图书质量，既是编辑的工作责任，也是编辑的职业道德要求。”“产品的高质量是劳动者的刻意追求，又是劳动者的职业荣誉。编辑也不例外。从选题策划、组稿约稿，到审核稿件、编辑加工，编辑工作的每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图书质量的追求是精品，是传世之作，自觉地保证图书质量，不懈地追求图书的高质量，是编辑职业道德的体现。只有高质量的图书才能增强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也只有高质量的图书才能显示编辑职业重要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才能实现每个编辑都希望实现的人生价值。”“编辑对图书质量的马虎草率甚至粗制滥造，是违反编辑职业道德的。图书错误百出，是编辑职业道德的缺失，有起码道德观念的编辑应当为此感到亏心。”

树立质量意识要有“全面”的概念。刘杲同志认为：“编辑工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需要各个工作环节的协调。在编辑工作中，策划很重要，审读和加工也很重要，两者关系密切，不可偏废。”“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出版单位在编辑工作中，重视策划而忽视审读和加工；在策划中，重视当前的急需而忽视总体策划和长远策划，重视商业价值取向而忽视文化价值取向。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图书质量下降。”

编辑是图书运作的主体，其工作含量即编辑含量的多少，关系到图书品质的优劣。编辑唯有自觉砥砺职业操守，努力克服浮躁行为，多读书、多练基本功、多提升自身学养、多增加学术积淀，才能编辑出版出高质量的传世之作。

（作者单位：中国纺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