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浙江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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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诞生于钱塘江上游地区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是浙江史前史的立足点。从河姆渡文化开始，钱塘江史前文化与以江淮文化为主体的北域文明交流、碰撞，发展出马家浜文化，成就了一个以挑战、接受、壮大为建构的文化格局，最终创造出在中华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良渚文明和吴越文明。交流、碰撞需要有自己的力量，良渚文明和吴越文明的形成依托于原生文化的质量与生命力。
关键词
原生文化
次生文化
挑战与接受
钱塘江史前文明
作者蒋乐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杭州
310014)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其著名的文化区系“六大板块”划分中认为，浙江属于“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这一概念的地域内涵是以太湖为中心的苏(南)浙沪，文化内涵则以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为纲鉴。钱塘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以模糊的方式与马家浜文化捆绑在一起。因考古资料的局限，苏氏区系理论对太湖、钱塘江区域文化异同关系的把握，有未尽完善之处。
近十年来浙江考古新发现的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将新石器时代的发生时间推远至10000年前。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在钱塘江上游地区的发现，为重新评价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体系问题创造了条件。
约距今10000年前，钱塘江上游地区诞生了一种别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这是近十年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上山文化是考察这一地区史前文明的基础。
上山文化以钱塘江上游的金衢盆地为中心分布。迄今，已经在浦江、嵊州、金华、武义、永康、龙游等地发现上山文化遗址十余处。。这些遗址分布在百余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谷丘陵地带。金衢地区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
尽管采集、狩猎依然是上山文化时期主要的生业方式，但稻作农业是更值得关注的时代性内容。上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稻遗存，并出现了驯化的迹象，证明稻米已经成为重要的食物资源，农业已经发生。。稻的驯化从集约采集、人工选择特殊种到完全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历史上可能重复多次。由于资料的不系统、不充分(考古资料的局限性)以及对古栽培稻特征的把握困难，学术界暂时放弃了寻找确定起源地的努力，而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稻作起源地区。但从逻辑的角度来看，稻作农业的早期实践在一个广大地区均衡发展的可能性较小，最先形成一个“进步”而“稳定”的地区，进而影响、带动生态环境相似的附近区域的可能性较大。
从目前的发现看，钱塘江流域是稻作文明的先进区域，理由归纳如下：
第一，从生物性角度，钱塘江流域是距今万年遗址中水稻遗存发现最普遍、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栽培稻证据最充分的地区。第二，从文化性角度，早期水稻遗存在特定区域内集中分布，其存在形式构成了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并与上山文化相重合，这证明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现象。第三，从历史性角度，这一地区稻作农业文明稳定延续，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均呈现以耜耕为特征的农业文明。
因为上山文化的高起点，钱塘江流域及其衍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全新世环境中以强劲的态势向前发展。这一点可以从一份非完全的统计数字作初步的归纳。浙江地区各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情况如下：
良渚文化(约距今5300年至4000多年)遗址共计300余处，分散在杭州、余杭、萧山、临安、桐庐、淳安、宁波、北仑、余姚、奉化、象山、嘉兴、海宁、长兴、绍兴、诸暨、嵊州、浦江、龙游、定海、岱山等市县。尤以沿海平原最为集中，杭嘉湖平原的余杭、嘉兴、海宁、海盐周围地区是中心分布区，衢州、龙游等浙西南地区则分布较稀少。
崧泽文化(约距今5700年至5400年)遗址共计30余处，集中在嘉兴、湖州一带，钱塘江以南的象山、奉化、余姚等地也有发现。
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约距今7000年至5800年)遗址共计70余处。马家浜遗址以湖州地区分布最多，河姆渡遗址则以宁波最多。嘉兴、绍兴也有分布，最西可到衢州，但数量稀少。
跨湖桥文化(约距今8500年至7500年)遗址6处，计萧山、龙游各两处，浦江、嵊州各一处。
上山文化(约距今1i000年至9000年)遗址11处，主要集中在金衢盆地。
从上述遗址分布看，浙江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遗址，呈现一种从上游山地向下游平原、从较高海拔向较低海拔分布的趋势。距今Ii000年至9000年以前的上山文化遗址分布于海拔120～40米的钱塘江上游丘陵河谷地带，距今8500多年至7000多年前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分布于海拔约50～4米的丘陵平原过渡地带，距今7000年以前的遗址则广泛分布于杭州湾两岸的平原区。伴随这一过程的是遗址数量的增加和人口规模的扩大。
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群从上游山地向下游沼泽湿地迁徙，推测有三个基本动力：一是距今9000年前后，东亚地区出现了短期的干冷反复，钱塘江上游出现了河流干涸甚至断流的现象，。人类被迫向环境条件更适宜的下游地区转移；二是稻作农业发生后，在灌溉技术尚处于初级水平的条件下，喜湿的稻更容易在下游低湿地获得产量，人类有意识地向下游寻求发展；三是杭州湾两岸平原区的地理环境慢慢稳定下来，河口三角洲丰富的渔猎资源吸引了原始人群膨胀着的胃口。以上三点可能复合地发生作用。
钱塘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稳健而快速。距今约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记录了史前人群初据下游河口地带的文明状态：最早应用慢轮修整技术的复杂陶器群、彩陶装饰的繁盛、漆器的发明以及第一次出现的成熟独木舟、“中药罐”以及鹅卵石铺设的村庄道路。
跨湖桥文化的年代一度因其“过分”的进步状态而受质疑，现在看来，这正是钱塘江史前文化独具的优势，原生文化的创造性特质对一个区域文明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是在钱塘江上游人群向下游的迁徙、扩张中生长起来的。但历史总是朝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距今7000年开始，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超越了单一的格局。
钱塘江作为一条模糊的界限，将北部的太湖平原与南部的宁绍平原分割为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分布区。在旧的认识体系里，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是各有源头的两种考古学文化。新的结论应该是，马家浜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的次生文化体。这里的“南”，当然是指上山一跨湖桥一河姆渡文化传统；而“北”，则是以江淮为中介的北方势力。
罗家角遗址曾经是太湖地区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称为是马家浜文化之源。。近年，江苏宜兴发现了距今7000年之久的骆驼墩等遗址，颠覆了罗家角遗址的特殊地位。骆驼墩遗址更为纯粹，如陶釜为单一的筒腹平底腰沿釜，与罗家角遗址有脊釜、筒腹腰沿釜、弧腹腰沿釜三种陶釜并存的状况反差很大，这证明罗家角遗址无论从年代还是单纯性上，都不够“原始”。罗家角
遗址中的有脊绳纹釜，明显具有河姆渡文化因素，是河姆渡文化越过钱塘江的证据；而筒腹釜和脊沿发达的弧腹釜，显然受到太湖西北部文化类型的影响。罗家角遗址内涵复杂，这种复杂性恰恰是马家浜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象征的角度，将罗家角遗址认定为马家浜文化之源，并没有错，但不能在原生的，必须在次生的意义上进行认识。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的浙、闽、粤，存在着十分稳定的、以绳纹陶釜为重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著名的有河姆渡文化、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咸头岭文化、西樵山文化等。由于这一地区一面靠海，另一面背着广袤的华南山地丘陵，考古工作更多地集中在河口三角洲或河谷盆地等交通便利、环境较好的地方，而难及山高谷深之处，空白点很多，文化分布及其文化因素的追索存在很大的局限。其间的关系，有学者从生计(富裕采集经济)的角度作过思考，但其区域共性的历史意义尚未被进一步发掘。上山、跨湖桥文化的发现，证明这一区域的东北端是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区域共性的基础必须从更复杂的角度进行认识。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地区正落在后来的“百越”分布范围。“百越”存在一个史前基础的问题，上山、跨湖桥作为这一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遗存，是否对闽、赣(南)、粤一带的原始文化产生过辐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尽管河姆渡文化完整继承于跨湖桥文化的证据不足，但两者的存续因素是显见的，比如骨、木器加工技术与相应的分类系统，双耳罐的流行、绳纹陶釜与釜支座的使用传统等。“自会稽至交趾”中“会稽”作为百越文化龙头的历史地位，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隐然成形，是符合考古资料的认识逻辑的。
钱塘江上游的史前人群，从跨湖桥阶段开始，向河口平原拓展，到河姆渡文化阶段，终于成为一支具有平原特质的文化类型。这一特质，决定其文化拓展必然跟着平原走，“一衣带水”的杭嘉湖平原成为开拓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北方的文化势力以江淮为立足点，也开始向太湖渗透。
将江淮一带作为马家浜文化的母体之一，除了毗邻的地理因素，主要基于对马家浜文化因素的具体分析。马家浜文化陶器中的“非绳纹”特征和筒腹釜、鼎等器物形态，可以通过江淮文化体找到渊源。
与“史前百越”区绝然不同的是，徐海、宁镇等江淮一带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陶器罕见绳纹装饰。这种“非绳纹”的倾向，反映了马家浜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密切关系。更远看，“非绳纹”其实就是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仰韶诸文化均非绳纹陶文化系统。黄河下游，年代最早的是距今8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接着是北辛文化，都影响或在分布上直接延伸至徐海、江淮一带。罗家角四层的筒腹腰沿釜曾被认作马家浜文化草鞋山类型陶釜的祖型，现在看来，这种祖型的认定，受到考古资料和视野的双重局限。且不说筒腹釜流行于太湖西北的骆驼墩等遗址，苏北青莲岗文化早期的句容丁沙地、万北等遗址也发现有这类陶釜，这些遗址的年代与罗家角遗址相近。最早出现筒形釜的是的后李文化，在后李文化遗址中，这类釜被称作是深腹釜，上部有一周附加堆纹，是脊沿的雏形，其形态特征堪称马家浜筒腹腰沿釜的鼻祖。鼎也最早出现在北辛文化，马家浜文化晚期出现鼎，是北辛文化通过江淮向南的传播。骆驼墩遗址发现后，考古学界明确了骆驼墩文化类型的概念，这一在时代上与罗家角文化并列的新文化类型的提出，是对马家浜文化原有观念的直接修正，反映对马家浜文化的观察角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如历史上的钱塘江口曾经出现反复摇摆一样，南北两股文化势力的交锋，演绎出马家浜文化形成的动态过程。第一阶段，约在距今7000年至6300年，是南方势力强势，河姆渡文化因素出现在杭嘉湖平原的罗家角等遗址。这些南方因素除了陶器，还包括骨耜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榫卯技术体现的建筑文化。以先进的稻作农业传统为基础，结合优越的地理环境，太湖平原遂成新时期先进文化的辐辏之地。这一阶段，以南方文化北渐，吸收北方势力，共同开发太湖流域为基本’内容。第二阶段，是马家浜文化接力北方文化，向南开拓。距今约6200年之后，以陶鼎取代陶釜为标志，马家浜文化成熟。接着越过钱塘江，取代河姆渡文化。对于这一历史转折，传统的河姆渡文化研究者的观念较为保守，执着于河姆渡文化在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延续性因素，未能发现其中孕育的历史意义。实际的情形是，在余姚河姆渡遗址二层、象山塔山下层等距今约6000年的遗存中，河姆渡文化典型的有脊釜已经消失，双目足鼎和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成为新出现的最具时代性的陶器组合，这一组合的内容与太湖地区同时期遗址别无二致。
马家浜文化向南发展，对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从此，这一地区的遗址迅速增加，生活区域也突破了以姚江为中心的原河姆渡文化分布范围。这一判断的例证是象山塔山遗址和绍兴寺前山遗址。塔山遗址下层发现距今约6000年的一个氏族墓地。根据墓葬的朝向、随葬品特征，可将这个墓地的主体分为甲、乙两个组别，甲组墓向东偏南，随葬品为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乙组墓向东偏北，随葬主要为陶釜。甲组豆是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乙组釜则代表河姆渡文化的传统器形。两组随葬品反映两个文化共同体在地域拓展中相遇而不完全的相融状态，是两者共同开发象山半岛的证明。寺前山遗址则独见鼎、腰沿釜、泥红陶豆，不见绳纹釜，陶系基本为夹砂红陶，体现较纯粹的马家浜文化特征。这充分说明马家浜文化向南迁徙，直接参与了宁绍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
马家浜文化据钱塘江而有之的态势，使其成为继河姆渡文化之后钱塘江文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又因其多元的文化构成，使钱塘江文化从一个偏狭的区域性文化，迈向一个开放式的、与江淮相呼应的、通接黄河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但在钱塘江以南的塔山类型中，绳纹釜始终没有消失。塔山下层墓地中，南、北方势力以族体分组的方式顽强体现，这说明文化的对抗、交锋在这一阶段依然存在。挑战与应战，正是马家浜文化在钱塘江南北诞生的原因、也是其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马家浜文化是南北交融的产物，但马家浜文化的创造主体是谁?有三个理由证明马家浜文化的主人是钱塘江流域的土著居民。
第一，杭嘉湖平原的开发时间与宁绍平原相近，均为早期人群从上游山地向河口平原迁徙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的产物，将马家浜人视作上山――跨湖桥文化的后裔，符合历史的逻辑。第二，江淮文化体年代上不具有优势，文化演进缺乏整齐有力的节奏，向南的渗透，基本属于北方文化的“势能”使然，人口迁徙具有自发性，因距离远，到达太湖以南要慢上一拍，北系人口分布必然存在北稠南稀的特征。第三，良渚文化继承了河姆渡文化崇鸟、崇生殖的原始图符系统。宗教观念是文化中最世俗也是最稳定的特征，因此，被视作良渚文化直系祖先的马家浜人，应该是钱塘江流域的土著人群，与河姆渡文化存在宗教观念上的
亲缘关系。关于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在宗教艺术上的关系，可以适当作展开说明。在跨湖桥文化中，陶器上的装饰图案主要为“太阳”等无生命的自然形象，与此呈明显对比的是，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中普遍出现有生命的动植物图案。原始艺术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原始宗教的记录形式，河姆渡文化中以鸟、卵为题材的图符系统，反映了生命自觉的宗教意识，比跨湖桥文化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图符系统摈弃了跨湖桥文化彩绘的表达形式，而采取阴刻浮雕的手法，图符的载体，则从陶器转向更珍贵的象牙器，如河姆渡文化最著名的牙雕作品“双鸟朝阳”。而良渚玉器或简或繁、或合或散的“神像”，其题材及其表现手法均从河姆渡文化演变而来，如“神像”两侧均有对称的鸟，与“双鸟朝阳”异曲同工；而遍布“神像”周身的旋圈装饰，则是蛋卵的变体。良渚“神像”的本身，是生殖神。
因此，杭嘉湖地区的人口构成以南方土著为主――虽然在文化动荡的过程中也分化为不同族群――这也是这一地区后来一直被归属先越文化的原因。马家浜文化的主体身份，是东南土著向北开拓的先行者。文化的碰撞、贯通，融会了不同文化的优点，终于催生了中国史前社会最值得关注的文明发生区之一：崧泽一良渚文化区。
崧泽一良渚文化作为马家浜文化的继承者，保持、发扬了开放的文化性格，接受外来文化营养，终于达致一个更为繁盛的阶段。比如，崧泽文化普遍出现细腻的泥质灰陶器，就可能受到号称“楚尾吴头”的黄梅一九江地区的影响，分布于此的黄鳝嘴文化，盛行泥质灰陶器。黄鳝嘴文化是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的重要源头，而崧泽与薛家岗文化关系密切，其受到前薛家岗文化的影响实属必然。良渚玉器的盛行，也可能受到皖南凌家滩文化的影响。但在崧泽文化、特别是良渚文化阶段，太湖东南的文化自主地位十分稳固，外向的影响更明显。最有名的例证是苏北新沂花厅墓地，在这一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却出现了明确的良渚文化因素，这种“文化两合现象”是良渚文化强势突人黄河文明圈的显著例子。
更直接地反映南北文化势力在钱塘江地区交锋、角力的事件，发生在“后”良渚文化阶段。
距今4500年以后，黄河中下游进入统一龙山文化的阶段，这是中原文明勃兴的开始。龙山文化威赫四邻，其中的一支――王油坊类型，侵入东南沿海，直接导致良渚文化的衰落，并派生出广富林一钱山漾文化。广富林一钱山漾文化出现在4300年之际，延续约二、三百年，时间较短，但其范围遍及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分布区，甚至有所超越，杭嘉湖、宁绍、金衢都有发现。由于这次南侵具有军事征服的特征，南方势力向浙西南地区转移，瓯江上游遂昌好川发现这一阶段较高规格的部落墓地。好川文化兼有良渚、闽粤文化的一些特征，反映土著文化依托“史前百越”的深厚文化底蕴。
尽管受到北方龙山文化的压力，但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风云际会的后良渚文化时期发挥出绵绵不绝的能量，这在接着的马桥文化中更有力地体现出来。马桥文化约在距今4000年之际取广富林一钱山漾文化而代之。其构成要素中，除了良渚文化(更直接的是广富林一钱山漾文化)，以闽浙赣交界的肩头弄类型最受关注。许多学者均认为肩头弄类型是马桥文化的主要源头，或者说马桥文化的诞生，是肩头弄类型向北扩张的结果。影响整个南方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基本面貌的几何印纹陶，也从肩头弄类型开始正式登场。可以认为，马桥文化是南方势力重新主导钱塘江南北地区的证明，这说明北方文化在龙山时代的军事南侵，并没有完成文化上的征服。这种征服与反征服成就了钱塘江――太湖地区在百越文化区中的龙头地位，这种地位的内在特质，一方面是对中原文明的熟悉与接纳，另一方面是历史渊源基础上的自信独立。这一龙头地位是后来吴越争霸的历史基础。
注释：
１.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65页。
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３.蒋乐平：《浙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概略及初步认识》，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４.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2007年第9期。
５.统计数据主要采自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浙江分册(下)》(文物出版社，2009年)，上山、跨湖桥遗址部分为最新调查数据。
６.叶玮等：《浦阳江流域全新世早期环境演变与农业的发展》，《环境考古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53页。
８.罗家角考古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９.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宜兴市骆驼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7期。
１０.牟永抗：《钱塘江以南的古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福建文物》1990年增刊《闽台古文化论文集》。
１１.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
１２.邹厚本等：《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86页。
１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期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2期。
１４.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藤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１５.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１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１７.蒋乐平：《塔山下层墓地与塔山文化》，《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
１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
１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梅塞墩》，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301页。
２０.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２１陈杰：《广富林文化初论》，《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丁品：《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带来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２２.浙江瘩文物考古研究所：《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28页。
２３.扬楠：《江南土墩墓遗存的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