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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播生态与生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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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媒介生态的视角审视当下电视传播生态结构,以及电视传播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影响,就出现的人类精神生态错位进行分析和“诊断”,主张建立以传播未来意识和生态意识为主的生态电视。

关键词:电视传播 传播生态 生态传播 生态电视

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分析和研究媒介传播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之一,此处就电视媒体的传播生态与生态传播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

传播生态与媒介生态

传播媒介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枢纽,它在运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生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生态的基本形态,但是,媒介生态不能够代表传播生态版图的全景,传播生态是整个社会信息传播运动的结果。刘达经认为,传播生态(ecologyofcommunication)主要见于由阿什德著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的著作中,“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的结构、组织和易接近性,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①该书译者邵志择先生关于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解读:所谓传播生态其实就是传播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这种环境除了人自身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性使得人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取信息、交流信息,在人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传播生态环境逐渐形成,而一旦这种环境成为另一种“实在”,它就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②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传播生态即传播圈与周遭环境的各种关系,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它指的是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获得,其中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和管理及各种资源是其基本框架。③由以上界定可以看出,关于传播生态的论述是围绕媒介和技术为核心而展开的。传播生态是实现受众―媒介―经济―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已不仅仅是借鉴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一个整体互动的概念,蕴涵受众、媒介、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的内容,强调四者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④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各构成要素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简言之,笔者认为这里无论是“传播生态”还是“媒介生态”均是围绕媒介所展开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生态系统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子系统。

电视媒介是传播媒介家族中最重要的一员,电视传播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电视传播和收视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系统。电视节目生产者即内容供应者所传递的精神能量,是通过电视节目生产过程中的机械能、电能等各种能量转换为电视光电信号能量而流动作用于观众,经观众接收后又还原为节目内容的精神能量。在观众“消费”、“分解”的过程中,电视所具有的各种意图、倾向、意识、精神因观众的不同又被转换为不同程度的精神能量,从而构成电视传播生态系统。

然而,综观电视传播的实践表明,当下电视传播生态出现了失衡与错位现象,要建构一个良性的电视传播生态系统,需要以生态传播为逻辑起点,而生态传播则是以生态电视的建立为基点。

电视传播生态的四个维度

电视生态是媒介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考察电视,必然要求把电视看做一个生物有机体,而且这个生物有机体不可避免地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联系。电视传播生态就是电视媒介与电视生态环境构成的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系统。由此,电视生态环境是由一切直接或间接影响电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一个总体。陶新艳、肖凭认为电视生态系统有不同的维度,笔者将其核心观点简要概括为如下四个维度:

制度维度。“喉舌定性、事业建制、管办合一、四级建设”是对我国电视制度特征的较好总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电视制度的生态环境与电视产业的发展壮大之间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一方面,“事业建制、管办合一”已经不能适应生态结构的需要;另一方面,“四级办电视”格局割裂了生态互动关系。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在初期采用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但以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为主的体制。按照行政思维的人为分割,不仅切断了电视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电视媒介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经营、实现有机整合的机会,而且导致电视与受众之间的天然联系受到阻碍,作为竞争主体的电视媒介缺乏与受众平等接触的机会。我们应该通过制度改革使电视媒介生态结构的组成部分各归其位,打破行政区划,以恢复电视生态系统的互动性,所幸的是这一状况正逐步得以改善。

经济维度。在当今消费性社会的资本逻辑下,电视媒体也成为资本控制下的一种产业,并按资本的逻辑调整自己的功能。在这个充分显示实力的时代,“经济就是资本”把人们划分为尊贵和低下,生命的价值也因此大相径庭。中国电视媒体正在大力追求收视率和广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告是电视生态系统“食物链”的支撑性经济来源。这条经济命脉靠的就是“两次销售”,因而广告收入基本上是与收视率呈正向互动的。在受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广告市场的任何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到电视生态系统“食物链”的运转。从电视媒体的社会价值来说,收视率更不能成为其成功与否的主要考量指标。因此我们应努力减轻“食物链”中对广告的依赖,在与资本市场的互动中丰富融资途径。

文化维度。在长期消费意识形态的氛围影响下,电视的商业运作者早已捉摸透了人们的审美心理、消费心理,“在这些您自以为自主的欲望之外,还有许多难以辨别的需求被精致地营造,然后以按摩式的方式引诱你自愿上钩。你如此的快乐和自足,以至于根本分不清或者干脆不愿分清哪些是自主的欲望哪些是被灌输的欲望,反正它们都是必须被满足,也有条件去满足你的欲望系列,你最终成为一个‘商品视听奴’”。⑤近年电视文化生态的同质化现象加剧了这一问题,从形态到内容,从节目、栏目到整体频道定位,“克隆”之风渐长。这给我国电视文化生态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也违背了生态学中“生态位”规律。因此,无论是电视媒介之间的种内关系,还是电视媒介与其他媒介之间的种间关系,都存在着残酷的竞争。“同位”竞争只能是死路一条,“差异”竞争才是制胜之道。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对受众需求的挖掘不够,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还处在较浅的层面。从中央台到省台都配备了综合频道、影视频道、体育频道、教育频道等,上星的省级卫视之间同样存在着定位雷同、节目“跟风”的现象。但若各家电视台都能通过最恰当的竞争策略来寻找自身最恰当的生态位,开发出既丰富多彩又为受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我国电视的文化生态环境必将在多样化中实现平衡、和谐。因此找准生态位,避免同质化竞争是电视文化生态的当务之急。

技术维度。综观媒介发展史可以发现,技术是媒介生态系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媒介技术的发展史。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往往都伴随着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的诞生,并由内而外地影响、改变整个媒介生态系统,进而波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新技术带给电视的竞争压力,迫使电视努力增强自身的科技含量,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满足受众在信息时代的新需求。当下技术进步、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强势进入,电视的技术生态环境已经悄然改变。从2003年有线数字电视切入至今,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国家广电总局大力推进数字化,目前已经在广播电视台、地面无线、直播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等领域全方位地推进数字化,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因此电视必须顺应媒介融合大势,实现协同进化。

电视传播生态的调适与生态传播理念的建构

电视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电视传媒的节目内容对广大观众的灌输和引导就是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文化对人的全面嵌入,它以精神生态的塑造者或精神生态的颠覆者出现。电视媒体和电视传播者的责任就是用健康、向上、进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引领人的精神生态,抑制电视中的颓废、堕落、消极、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环境。

电视和其他人类创造物一样正在发生着异化,逐渐演变成为商品经济时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一场场视觉游戏。当人们为电视的诞生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谁也不曾料到,电视带着“利”与“弊”这对“孪生姊妹”一起降临到人世间。西方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利呼吁建造的“生态纪”所必需的未来观是:一、“可生存性”原则,即发展一种人在地球上可生存的存在方式。二、亲密感―共同体原则,即要求人类与地球组成一个具有亲密整体关系的单一共同体,即在事实上和哲学意义上理解人与地球的关系,意识到我们与非人类的自然是一个整体。三、“赞美”原则。托马斯・柏利特别为可生存性原则设计了三条路径:必须从“人类中心论”转向“地球中心论”;反对和限制人类集体不加克制地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由面向大自然的“榨取经济”向“有机经济”转变。为此,他在《重塑人》中强调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对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时代的历史使命是在一个物种的层面,用批判性的反思,在生命系统共同体内部,用一种发展的眼光,通过故事和分享美梦般的经验重塑人。”⑥他提出向“生态纪”的转变,可以说是一种在现代人类社会已经退化了的生态意识的恢复,是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的恢复,也是紧密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人性的恢复。这也是生态传播理念的精髓。

刘先生在《生态电视论》中认为生态电视是体现生态文化的最佳载体。他首次提出要自觉构建生态电视,实现传统电视向生态电视的转型。⑦生态电视的概念,是与传统电视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传播特定电视内容的文化形态,在外在形态和传输手段方面没有任何差异,其根本区别就在于所传播的节目内容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观。生态电视是以传统电视为基础的,以生态意识和生态精神作为内容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其统领的理念和视角上完全“生态化”了。就自身目标而言,生态电视就是建构起最终能引领人类确立生态意识的合理结构的节目系统。就终极目标而言,生态电视旨在重构人的最佳精神生态系统,矫正和抑制人的非生态行为,最终形成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人与自身精神环境的和谐关系。生态电视就是生态化的电视,是把生态学原理移植拓展到电视传媒的实践层面,用生态学的思想和理念审视、批评、重构人类电视文化系统。在传播生态文化指令和精神能量中,生态电视弘扬终极的生态价值,培养全面的生态素质,塑造人们崭新、健康的生态人格,从而矫正人的非生态行为,最终达到矫正错位的精神生态、修复畸形的社会生态、挽救失衡的自然生态的综合整体目的。

生态电视表现出来的生态精神,就是人文精神通过电视文化在人的生存状态中的充分体现。生态电视在构建人类新型文化体系的进程中,不可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人的现代化。大量的事实告诫我们: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成功往往是基于塑造了一代新型的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具有正确价值观体系的人,而一个国家的落后与停滞不前又往往缘于人的落后。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重申勒纳的观点说:所谓“现代化”,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或政治制度的形式,它还是一种精神现象或心理状态;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种心理状态、价值观和思想的改造过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生态电视对人的文化指令的引领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整体引领,就是说引领的指令是使人能正确处理人与精神生态、人与社会生态、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使之相协调的能量。这些能量就是生态化的思维观、自然观、伦理观、美学观、发展观、消费观、科技观和未来观,它们在人的意识深层集合起来,就融合为生态意识。

一言以蔽之,电视传播生态与生态传播实为一体两面。

注释:

①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②邵志择:《传播范式与传播生态――评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新闻记者》,2003(12)。

③吴志文、张茧:《传播生态与新闻范式》,《韶关学院学报》,2006(4)。

④陈兵:《拯救传播――论传播生态的失衡与重建》,《中国传媒报告》,2004(2)。

⑤王伟芳:《电视广告给我们什么》,《文艺报》,2004年1月3日。

⑥赫尔曼・F・格林・托马斯・柏利[美]:《“生态纪”》,《新华文摘》,2002(9)。

⑦刘:《生态电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冯菊香为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冯广圣为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