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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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闵行一行，去了上海交大和华东师大学校的新校区，在玩的高兴之余，对这两个校区的建筑颇有感慨。尤其是交大的餐厅，实在是没法形容，只能用“豪华”一词来形容，相比之下，华师大的餐厅实在是太小、太拥挤了。但新建的图书馆是有得一比的，窗明几净，灯火通明，休息室和桌子布置的都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就像是在五星级宾馆一样。我来自小地方，没见过大世面，更没见过如此磅礴的图书馆，所以，这些对我来说就是很豪华了。

仔细一想，当一个学校的建筑物用“豪华”来形容的时候，总觉得怪怪的。这不仅仅是一个铺张浪费的问题，它在更深层次反映的是一所“大学”的品味和追求，反映的是一所大学的精神面貌。细想一下，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壮大，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大学”由于不能免于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利诱而滋长了本该不应有的风气。民众和社会对“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越来越不满，有些人士也及其敏锐地觉察到了“大学”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教育“圈地运动”、大建恢宏的校舍、大力招聘“名师”以增加本校的师资力量而不管人家一年能给你上几次课、喊口号式的“创新”、对学术头衔的极端追求、普遍存在的学术抄袭、大学生对物质生活的盲目追求而不管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匮乏等等。对这些现存问题的无情披露，使得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反思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究竟多大的学校才叫“大学”，“大学”的追求应是什么，什么样的“大学”才能承担起社会和民众给予的责任和希望，社会和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所“大学”都可以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少是让自己满意。

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这从某个层面折射出何谓“大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一所大学只追求所谓的高楼大厦，所谓的高精尖设备，而不重视（或相对来说忽略了）有知识、有学问的教师，不注重对学生的培养，那么这所大学就失去了其应有的职责和精神，也违背了其产生的初衷。

为了明晰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我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

一、 大学的起源

中国的近、现代大学体制来源于西方，是学习、借鉴西方的大学而设立的，虽然我们在形式上“成功地”移植了西方大学的特色，最初也沿袭了西方大学的精神，但时至今日，似乎有点变了味，我们的大学似乎正在日渐失去其作为一所“大学”所应有的基本特色，这表现在其追求上的日渐显现的偏差。

（一） 西方大学的起源

“大学”在其产生之初，就决定了这是一个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的场所。西方中世纪大学应是大学的最初形态，它是作为“教师和学生的行业工会产生的，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管理。所有的教师联合组成特殊的组织即专业行会，称为系或教授会（faculty），后来把系理解为教授某部门知识的大学分部；学生则组成同乡行会，双方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简单来说，大学作为一种行会体制，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2］而且，中世纪大学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受到教会的控制，至少是精神方面的控制，必须开设神学方面的课程；而大学的教师也大多数都是传教士或基督徒。也因此顾准说：“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世俗的政治权威束缚不了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3］后来，“大学”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但总的来说，分为两类“大学”，一是“学生大学”，由学生主持校务，教师由学生选聘；一是“先生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这一切，都决定了“大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意味着是由教师和学生一起没有约束地交流知识、思想的固定场所，这是大学的根本特色。

（二）中国传统大学的起源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始于近代，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下，开始了大学改革。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来源。我国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先秦时期，经典名著《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的基本意思就是要求一个“大人”首先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尤其是通过修身使自己成为道德完善的人，然后要推己及人，帮助、教育他人，使之去其旧污，做一个新民，进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服务和推动社会前进，并且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之后，汉代开启了“大学”的繁荣之路，概括说来，有两大系统，一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教育机构，如太学、国子监等，这些大学长期以来被传统的儒家文化占据着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一是比较有名的民间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不同时期的书院秉承着不同时期繁荣的思想学派，可谓是各具特色。经历了大概两千五百多年的中国传统大学以独特的形式传承着中国独特的大学精神，但仍脱离不了教师教授、学生学习的主题，而且中国的传统大学独特之处在于对国家、对民族有着更加强烈的责任心，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德才兼备的有志之士。对比中西方“大学”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追求学术和培养人。这些活动的进行当然脱离不了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这可谓“大学”产生基本要义。但“大学”作

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是因其独特的职能而有的特殊意义。

二、大学的职能

德国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大学之理念》开篇就提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同时，他更强调“创立大学的初衷不仅是把它作为一个传授学问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在大学里面，学生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科学研究，并且凭借这个经验获得终生受用的学术训练和指导”。［4］所以，无论“大学”怎样发展变化，都脱离不了其三大职责：研究学术、培养学生和服务社会。

（一）研究学术

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开创了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新天地，尤其是其改革北大的成功举措，影响了近来以来的中国大学的发展。蔡元培在接受西方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的行会性质的同时，把大学定位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5］他认为，大学不是零碎知识、普通知识总汇的场所，而是系统全面知识、高深专门知识总汇的场所。但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是一个专才，充其量对专门的学问比较有研究。我们的学问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缺乏整合的能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6］但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却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毕业生为什么找工作难，其实岗位的空缺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远远少于毕业生的数量，而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接受大学教育时，是在一个专门的领域里“翱翔”太久了，缺乏适应工种变换的能力。

研究学术，是每一所“大学”得以立足的根本支撑点，很难想象，没有学术的“大学”如何生存！可是，令人痛心的是，现在的“大学”很浮躁，沉不下心来专门做学问。现时的人，很少有耐心，也之所以，出现了抄袭，出现了剽窃，出现了迎合。我们把学术当作了一项工具，过度地当作我们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这是可悲的。虽然我们国家拥有数量巨大的“人才”队伍，可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的人才队伍创新力量却很有限。其根源是我们的“人才”定位存在问题，我们做学问的态度出现了偏离。但不可否认，在学术人才这支大军里，仍不乏有坚定的学者，他们捍卫着学术的尊严，捍卫着真理的尊严，为了高尚的追求倾其一生的精力。同时，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也影响着受到他们教育的学生。

（二）培养学生

所谓培养学生，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没有谁能说得清楚这个“培养学生”到底指什么。但总得来说，诚如杨叔子所说“上大学要学会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第二，学会如何思维；第三，学会必要的知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7］大学是一个小型社会，在这里我们不但要学会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做人，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大学首先要关注一个学生的自我发展，满足其作为一个个体能够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使其了解何为人与为人的能力，同时大学也注重培养一部分能够做研究的人。如今我们的大学由于体制不健全，过分注重“成绩”这一显性指标，忽视“人”这一主体存在的需要，等到我们研究生或博士毕业之后，突然间竟发现不知道如何做人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啊！即使学问上的造诣再深，这样的学生也只是一个“半成品”，在人格上是个残废的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古人云“德才兼备”的缘由吧！

（三）服务社会

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存在的必要条件：一是聚集到大学里的人，他们的态度和能力；二是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它们的意愿和需要是大学存在的支撑”。［8］大学的存在是不能孤立的存在的，所谓的“大学自治”，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自治，而不是一种完全的自治，也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脱离社会和国家而存在。

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知识如果没有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制约，就不一定会造福于社会。二战时期，大量德国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同时，也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也告诫我们的教育所应追求的终极价值应是造福于人类。

大学应该服务于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是社会和国家的附庸。国家和社会对于大学有一种现实的预期，因为大学为公共服务领域内那些需要具备科研能力和学生训练的职业提供了毕业生。虽然，现在有人怀疑这种实际的效用，但“人类的基本意志仍然岿然屹立，那就是突破一切限制、不计一切代价地寻求真理。没有这种意志的驱策，人根本就不可能竭尽全力地臻于思维的极致。如此说来，大学自然是服务于实际目的的机构，但它实现这些目的是靠着一种特殊精神的努力，这种精神一开始的时候是超越这些实际目的的，它这样做只是为了以后以更大的清晰度、更大的力度、更冷静的态度返回到这些目的中”。［9］

美国哈佛大学第一任女校长德鲁•福特斯在其就职典礼发表的演讲中曾提到“大学是要承担责任，但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我们为了什么去承担责任。想要说服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去尊重――不要说去支持了――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最根本的思维设定，这很不容易。但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即要去解释我们的目的，也要很好地去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大学在这个新的世纪生存和繁荣的价值所在”。［10］同样，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大学所应追求的价值，大学不但要对现实负责，更要为未来承担责任，我们需要这种勇气去承担社会的责任。

“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的是一种变化的文化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文化。教育、研究、教学常常都是有关变化的――当人们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疑问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政策之中时，它改变了社会”。［11］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最终意义，要对人类负责，要对社会负责。希望我们国家的大学也可以承担起这一重任，可以为社会和人民谋福利，事实上，它也正在进步，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杨寅平. 现代大学理念构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2］吴式颖主编. 外国教育史教程［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3］美国商学院：大学的起源 /2008-3-10

［4］［8］［9］卡尔•雅斯贝尔斯著, 邱立波译. 大学的理念［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2006.

［5］王玉生. 大学教育思想论纲［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6］松等. 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7］寻找中国大学精神. /2008-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