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关上了书本,我就打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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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想，自己是书籍的主人；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是书本的奴隶。

自小，就被那些家里摆放的古籍弄得六神无主，原因很简单，看不懂。但在我们所处的青少年时期，基本属于无书或少书的状态――我就亲眼看到初期扫四旧时一大批书被放到熊熊的火堆里烧掉，当然也是唯一的、联想到焚书坑儒的一次――也因此，一些当时属于被禁的书籍在私下里传来传去，让我狠狠地开了些眼界，满足了好奇心，增长了一些知识。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一直到现在的每天似乎都要看一些书的习惯。这个习惯，说起来也在渐渐退化，主要感到现在的书越来越精美，内容也越来越单薄。我已过了精美的年龄。

那时的书，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奢侈品。因为我们这些乡下人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大量的是宣传资料，这很容易败坏读书的胃口，而且浪费光阴。好在那时无书，所以得到一本好书我们可以高兴很久，可以记住很久，比如我对当初一本已无封面、读来十分惊险的丛林小说，至今仍有深刻印象，甚至猜测它就是哥伦比亚小说家何塞・欧斯达西奥・里维拉写于1924年的名作《旋涡》（当初译为《草原林莽恶旋风》）。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譬如，我当时看到了何其芳老先生在前某个文学讲习班上侃侃而谈的演讲稿（收在他的一本文集里）：文学初学者一般都是从写诗开始的。目光居然痴呆了许久，沉思了很久，也兴奋了好久。根据这道文学圣旨，我开始学习写诗，在高中的教室里开始写诗，于是一直误入歧途到如今，坏了我小时候一做再做的小说梦，想想很是痛心。再譬如，我也曾被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或今天宣讲陶渊明的人所毒害。因为小时候看过一本关于陶渊明的传记，里面把陶渊明的“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说得神乎其神。由于不求甚解深得吾意，我将这句话这个意思照单全收。以后，不管是什么书，无论多么重要，都宁愿轻松一阅而过，不愿多问一个为什么。至今，我的读书还是泛泛而过，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如蜻蜓点水。总是不求甚解，总是不知其所以然，以至到现在仍是，不系统，不深刻，迹近于无知无识。

到后来，书成了必需品。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进入大学，我们这所大学我所在的这个年级当年创造了彻夜排队购书的奇观，为人津津乐道。可这只能表明当时经历文化沙漠后，一种对知识的极度渴求，一种热血的无端冲动，读书的理念还没有深入到骨髓之中。那个年代，真正吸引我们的，是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油印刊物《今天》，以及隐藏在市新华书店阁楼上的内部刊物，我记得有《外国文艺》杂志，还有一些真正的内部刊物（书名忘了）。这也许对我是个启蒙。我的创作的小船，大约是从这里启航的，虽然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所谓的写作，开始参加文学座谈会，发表作品，但我的转变，应该是这些杂志的功劳：它们极大地颠覆了我原来古板的创作观，进而促使我热衷于文学实验，直到现在都乐此不疲。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些杂志是最好的书，我会时不时去翻阅。不是怀旧，而是检阅自己的作品是否有所长进。

说起来挺惭愧的，总是书在影响我，而不是我影响书。我说这个观点是因为近年来我写了不少书评，而写书评的前提，就是要多读书，细读书。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的确很虔诚地做过一些读书笔记，但那是急就章，或是片段的思考。而写书评，就得认真读，反复读，观摩并窥破其中的奥妙。所以我有时开玩笑说，我的一些诗评，包括给《读书》杂志和《大公报》副刊写的那些，其实写到了不少诗歌的技巧，合起来的话很可能就是一本技巧谈。不过我的交往范围很小，很少有人会听进去，或真当作一回事。我想说书影响我的一个例证是，我因喜爱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名作《米拉波桥》，跑到巴黎，非要游览一下塞纳河，可是塞纳河有上百座桥，无奈之下，我只好把经过的每一座桥都当作米拉波桥。每过一个桥洞，心中就涌现那些美妙的诗句。当然奇迹也是会出现的，一个看样子是初到巴黎的外国美女，在一座桥上兴高采烈地把一叠纸像传单一样撒下来，引起我们这船人的一阵欢呼，而我也像中了彩一样。其实这与我何干？而作为我影响不了书的例证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跑到北京王府井的书店去搜罗书籍，结果发现我的那个小册子也堆在那个角落，根本无人问津。

我很清楚，书是精神的路标。这无须多说，我们那些不知从哪来的稀奇古怪的想法，一定来自于某本引起内心冲突的深奥或不深奥的书。它是当时流行于大学校园的《理想的冲突》，还是斯通写梵高的文学传记《渴望生活》，或是大话连篇、大言不惭的《达利谈话录》及博尔赫斯的相对主义言论，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养成了质疑一切或根本就无所谓的习惯，进而对老庄的那些言论也感到不在话下。实际上，我有时对现代西方绘画更有好感。有一阵子，我把蒙克的那幅人物扭曲得厉害的表现主义的《呐喊》看成了我的精神写照，把毕加索的那幅抽象绘画也是现代绘画史上最具震撼力的《格尔尼卡》看成了我的精神追求。这都是我不停地看那本现代西方绘画史的结果。

这么多年，我的阅读与同道相比，是最少的。这从书的拥有与收藏的多少可以看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时不时地有意拒绝看书。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吧。很多时候，拿起一本书而屡屡放下，我不知道是心境的缘故，还是耐力不够。比如卡夫卡的《城堡》，是我几十年来放在床头而永远没有读完的书。它的顶尖的意义我已经深深体会，它所描绘的绝望的场景已深深刻入我的脑海，可我就是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遍。《城堡》写到的那个土地测量员想进城堡而不得，城堡近在眼前而实质遥远，城堡看似平易而高高在上，都使我回味无穷。有时我认为它就是我的一个象征，即象征我永远也达不到我想进入的境界，永远也接近不了我想要到达的地方。很显然，它属于所有人，是人类在很多时候面临的处境，它与钱钟书爱引用的“城外的人要进去，城里的人要出来”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时我觉得还要更高明一些。哈，写到这里，我在想，如果真的是象征我自己，我还是赶紧去读完的好。

我感觉自己不像一个读书人。虽然我在1995年应一本杂志的要求写展望第二年的文章，我取了个题目叫《读书 写作 不旅游――我的1996》，摆出一副很要读书的样子，但平时在家里，我算了一下，看电视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要更多一些，这源于我的喜欢不动脑筋，因为烦人的琐事太多，能麻木则麻木。不过读书终究是一种习惯，因此每次出游时总要带上一本书。通常是一本想读的书。大约是新世纪开始的某一年，有一个到欧洲的机会，考虑到旅途时间较长，我带了一本我总也读不下去的美国诗人庞德写的《比萨诗章》。路途上也不想打开，即使打开也只翻了一两分钟便合上――因为读不下去。某天，当我们到比萨准备去看那座著名的斜塔时，突然导游指着一处围墙说，这是当年美军的军营。我当即从车里站起来，只见里面长满了杂草，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庞德曾经在比萨的美军军营被关押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晚上写了一首诗，大意是，比萨斜塔是斜着生长的，庞德也是斜着生长的。而想到庞德曾经在比萨的美军军营被关押过，我当时一下子来了劲。我想，庞德是在这里写下《比萨诗章》的，那么他到底在这里写下了什么，到底在这里是怎么想的。结果是，我不但通读了这本诗集，而且窥破了这首诗的技巧。据此我以《美是困难的》为题写下我的阅读感想：“庞德无限地强调简洁，可他自己连续性写作的巨著《诗章》却从1915年一直写到1969年。这种持续释放出来的意象的能量是惊人的，它就像是电影的蒙太奇镜头一样一个接着一个，问题是，这些镜头是怎么转换的，又是怎么连接的？有论者说庞德使用的是破碎性艺术手法，这自然不错，可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论，他应该要的是集合体。实际上，他使用的是块状的镶嵌的手法，与电影的蒙太奇类似，但决不相同。电影的蒙太奇重在衔接，就像螺丝与螺帽的连接，以使故事的流水线不至于中断。但块状的镶嵌却更复杂、更细致，它的单元可以小到一句，也可以是上百行。”我想，这位文学史上有名难懂的诗人算是被我小小地攻克了一下。

读书当然有意外之喜。刚才说的庞德是一例。另一例是在最近。我去过四川大约不下于五、六次，对于四川总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但这一次我在四川南部的长宁县一个旅店，在夜深人静时读一本厚厚的、也是在书架上放了不知多少年而很少打开的书。当我读得昏天黑地时，偶然间看了看旁边的一本当地旅游的说明书，结果被吸引住了。它说明清时的县志是这样介绍长宁的：“地处蜀南最远，蜀每有事而独晏然自保。”正是这行字使我茅塞顿开，我的思绪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发现我一下发现了四川，也发现了自己，当然也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于是那本书由难咽的野菜变成了一道美餐。

我想读书的最大困难在于，理解不了。古书理解不了，这就不去说了，毕竟有着语言和时空的距离。但现代作品理解不了，这就有点难以理解了。最明显的要数鲁迅。这位写了最具时代意义、非常激进的《狂人日记》和至今为止都无出其右的《阿Q正传》的作家，却在杂文上被人非难。如果这些非难出于理性的分析，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不知不觉的，鲁迅就被抹黑了。这是比较可怕的。他的那些对于黑暗的义愤，难道人们真的感受不到？所以，我现在理解不了的不是鲁迅的作品，而是鲁迅作品的遭遇。实际上鲁迅以外的事例也不少。

“当我关上了书本，我就打开生活。”这是智利诗人聂鲁达在《献给书本的颂歌》中写的。它用非常形象的语言说明了两者间内在的、复杂的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我那年看到后，在铺写那些青春结伴和意气风发的唐朝诗人时，有意给它接了一句：当我关上生活，我就打开书本。我想，这样就比较完整了。

作家简介

余刚，男，诗人。现居杭州。著有诗集《热爱》《超现实书》等，历史随笔《隋书随笔》，评论集《更新的火却在消失》。作品散见于《诗刊》《读书》《大公报》《南方周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