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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惠强:培育创业力,应对最难就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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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惠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作为政协委员,郑惠强素以勤奋敬业出名。

身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每年两会前夕,郑惠强都要召集党派成员或教师学生召开座谈会,收集意见,挖掘出提案来源。针对问题进行剖析,开出药方,落实解决。郑惠强在履职中忙碌并快乐着。

今年政协会议,他带来了10个提案,4份大会发言。去年提交了10个提案、8份大会发言。从1994年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至今,粗略算下来,已经提交了百余份提案。

20年参政议政的经历,如果稍作总结的话,这些提案会有一个怎样的大方向?

“提案有一定的要求,不能泛泛而谈。我较多关注与本职工作和老百姓相关的领域。一块是和教育有关,比如大学生就业、贫困生补助、职业教育。另一块是民生,这两年关注比较多的有住房保障、大病医保、特殊群众救济等问题,总体来说是一个方向,因为教育也是民生。”郑惠强将自己的关注方向定位于民生。

郑惠强一直对参政议政热情满满,在他看来,不少提案已经推动了社会进步。

“我曾经看到过学生拿着一把角票交学费,打一个菜要分两顿吃,这对我触动很大。从1994年起,我连续两届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先后提交了《为高校特困生解困的三点建议案》《关于完善高等教育贷学金制度的几点建议》,对于推动大学生勤工助学、助学贷款这方面,我的建议可能是全国比较早的,也是我认为落实不错的。”郑惠强真诚地说。这位有过插队经历的50后,对于底层生活,一直倾注着热切关注。

“作为政协委员,就是要把基层的呼声,把百姓的愿望如实反映上来,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调研,形成智慧的进言,我认为这是有效的方式。”在郑惠强看来,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协,都是一方有影响的舞台。“两会为什么这么热?这是个重要的政治聚会,集聚了社会精英,本身就是推动社会前行的重要力量。”他连用了两个“重要”。

就业难恐怕要常态化

《中国青年》:去年699万高校毕业生,媒体都说是最难就业季,今年达到了727万,从你的观察来看,是不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郑惠强:在全国就业形势持续严峻的大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越发凸显,就业现状存在着诸多矛盾。

一是地域矛盾。近年来,西部地区的单位在中东部地区招聘逐年增多,而超过七成的毕业生期望前往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就业。二是学科矛盾。目前大多用工单位往往热衷于理工科学生,而对文科类尤其是社科类学生需求较少。三是薪酬矛盾。一些毕业生由于不满意工作薪酬而放弃就业机会。四是供需矛盾。毕业生比较喜爱的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等单位的职位名额越来越有限,但是报名者居高不下。

因为这四大矛盾的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恐怕将成为常态化问题。

《中国青年》:这样的困难还将持续多久?

郑惠强:这与人口出生率有关系。估计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峰值过去了,就业难才会有所缓和。据测算大约得到2018年左右会好一些。

《中国青年》:你从教近40年,从什么时候感觉到大学生就业开始难了?

郑惠强:我在1999年起就递交有关提案,那时候大学刚扩招。人家说政策刚下来你就提意见,是不是唱反调为时过早?我说进来就要出去,应该未雨绸缪,早作谋划。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不算今年两篇提案,不下七八篇,课程改革、专业方向、择业观念、就业指导、人才市场反正根据新问题不断提出新想法。

《中国青年》:高校扩招,本意是可以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培养技能,促进就业的,为什么反而出现了就业困境呢?

郑惠强:在我看来,不外乎四点原因。

一是大学生择业观念有偏差。对于就业的理念,易受到传统观念和家庭成员的影响,喜欢寻求高薪、稳定的工作。二是学校教学内容和社会实际需求对接不够。专业设置同质化结构性矛盾凸显。三是企业用人标准偏高。四是社会引导不力。大学生仍然追求发达地区的职位、追求稳定的工作,而对西部开发、自主创业的兴趣则相对较少。

培育业力需要“三管齐下”

《中国青年》:问题很多,会有什么好的办法纾解这一难题吗?

郑惠强:还是要以创新创业带动毕业生就业。在我看来,培育和提高大学生的“创业力”,正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我本次政协会议的一个大会发言。

《中国青年》:可是在很多人看来,具有创业潜质的人其实比例并不大。

郑惠强:没错,这个问题很好。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创业不可能是生来就有的。关键是要培育土壤,形成宽松容错的创业文化氛围,鼓励学生敢于“异想天开”,使学生感受到即使失败也是创新创业探索中的一种成果,不仅可以从中寻找原因、加以改进,也可以从中发现“此路不通”,另觅新径。

《中国青年》:如何培育创业力?

郑惠强: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往后”多走一步。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强调问题导向和市场需求导向,从需求反向推进学习,把创意和实现创意的能力作为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

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往前”多走一步。企业和社会组织要积极参与到创新创业教育的前端,通过与高校联合调动学生参与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将企业需求解决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有机结合。

政府在创新创业平台搭建方面“往深”多走一步。有关部门应加大创新创业指导机构建设力度,对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培训,根据创业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享受税费减免的政策,减轻学生创业团队的经济负担。

现在青年人的苦,往往是比较出来的

《中国青年》:刚才你说大学生择业喜欢寻求高薪、稳定的工作。会有哪些制度设计能够激发青年活力,而不仅仅做个考碗族?

郑惠强:应该还是要有个制度设计,要早点分流,不要都挤在大学通道里。这么多人“陪读”,陪着考试成绩好的走独木桥,最后堵在了就业门前,后悔莫及。国外有很多经验,比如德国,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我们完全可以借鉴。

《中国青年》:青年人的就业观点是不是也需要有所改变?

郑惠强:这个很重要。很多因素决定着观念,比如说社会地位,收入待遇。有时候还会有家长的偏见,现在一些家长年轻时可能没机会读书,自己失去的似乎要在孩子身上实现。学生有时候倒想学点技能和手艺,可家长不干,怎么也得读高中,读大学。其实有的孩子学理论没兴趣,考试这关就过不了,到了这一步,还是要再去转方向学技术。

《中国青年》: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对今天迷茫中的青年人,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郑惠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磨难的时候,磨难可以培养意志。人要经得起熬,要吃得起苦、沉得住气。今天的困难并不等于你一辈子就这样了,也许三年五年就会走出困境。回过头来看,有这段时光受锻炼、打基础,其实就是一笔人生财富。

对于自己的性格要有个正确把握,要善于扬长补短,而不是避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不要老是跟在别人身后效仿。不要觉得别人这么走,我也就这么走。人家走出了一条阳光大路,你走到头可能会是个死胡同。

《中国青年》:说到吃苦,你觉得50后的苦跟今天的苦有区别吗?

郑惠强:恐怕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多是肉体的苦、劳累的苦。我17岁到安徽淮北插队,天天干农活。背着超过体重的高粱穗子回村,不敢歇息,因为你一歇,就背不起来了。割麦子割斜了,割到人家那一垄了,白干了半天。

现在青年人的苦,更多的是精神上,而且往往是比较出来的。因为现在人与人差距太大了,一比之下,心劲就没了,信心也丧失了。所以,不要老是和成功者过多比较,心态自然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