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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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因其对贸易模式的分析和经济活动的定位研究而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概从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像克鲁格曼一样，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之前，就能在学术界和民间同时享有盛誉。

早在1991年，克鲁格曼同样因在新贸易理论方面的贡献，获得美国经济协会专为40岁以下杰出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从那时起，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就断言，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印证了克鲁格曼在《国际流行主义》中的大胆预言，更使其声望日隆。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的身份之外，保罗・克鲁格曼同时在《纽约时报》拥有一个长达八年之久、读者逾百万的专栏。因此，与一般的经济学家相比，克鲁格曼极其擅长用简单的语言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再加上他不仅言辞大胆并且党派观点鲜明，让他在拥有大批追随者的同时也是许多人所抨击的对象。

此番在全球金融风暴肆虐的背景下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再度把克鲁格曼推向了风口浪尖，因为早在世纪交替之际，他就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声称，“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方法，去避免大萧条的再次爆发。我们曾经深信不疑，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20世纪20和30年代)的局面不会再重演”，而事实是，“即使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任何国家也都有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经济威胁，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只有创造性、突破常规的解决方案才能使这些国家摆脱困境”。这些观点充分表达了克鲁格曼对大萧条可能再次发生的担心。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以解析亚洲经济奇迹开篇，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记述了上世纪90年代撼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一次次“地震”，从1995年墨西哥的“龙舌兰风暴”到1997年泰铢的大幅贬值，以及随后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风暴。这些本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幸好作为早些年就被某些西方媒体捧为“自凯恩斯以来写作水平最为出色”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这位诺奖新宠在文字运用、风格拿捏上颇为老到，再加上他所擅长的寓经济于历史之中，以建模的方式来解读看似复杂的经济现象，《纽约时报》当年即以“赏心悦目且发人深思”来评价此书。

脱下“文字青年”的外衣，克鲁格曼毕竟是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在解读“经济大萧条”这一历史事件上，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以华盛顿育婴公司为模型来分析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把日本的“流动性陷阱”彻底形象化。他分析了泰铢以及其他亚洲货币大幅贬值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对冲基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最终，克鲁格曼指出，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未及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但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由需求不振引发的生产力过剩。如果决策者无法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就无法对症下药，相反会饥不择食地开出不合适的政策“药方”。

克鲁格曼在书中的观点也十分明确。首先，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积极推进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不仅没能更加有效地分配全球存款，刺激经济增长，相反，解除了禁锢的资本市场“热钱”横流，在发展中国家如入无人之地，进出自由，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不稳定。即使是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银行、基金以及从事货币投机的对冲基金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哪怕是一个细小的危险信号都足以让它们如惊弓之鸟般在国家之间不停“逃窜”，引起连锁反应。

其次，克鲁格曼指出，认为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是命中注定的看法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不管是巴西、墨西哥还是阿根廷或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危机之前大力推行了经济改革。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虽然存在着一些体系上的问题，但他们的高储蓄率、平衡的预算方案以及低通胀一直为国际投资人所看好。因此，真正让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堪一击的根源，在于他们选择对国际资本开放市场，并且乐于抢购国际游资所提供的短期美元贷款。让问题更复杂化的是，当这些债主们稍感不安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坚持实施紧缩的财政措施，且不断地调高利率，试图维持市场的信心，防止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

显然，克鲁格曼认为这样的做法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没能加强市场信心，反而导致其一泻千里；不仅没能把一个国家的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反而引发危机向其他国家蔓延。

所幸的是，尽管《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成书于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刻，但事后看来，那似乎是黎明前的最后黑暗，特此书在美国出版之际，亚洲金融危机并未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相反已淡出媒体的视线，克鲁格曼的“预言”看似成了过时的杞人忧天和危言耸听。

然而，今年以来，由华尔街开始的次贷危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席卷欧美也开始向全球扩散。事隔多年之后，难道正如当年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一样，克鲁格曼再次一语成谶?全球经济衰退无可避免?谁也不敢妄下断言。在克鲁格曼看来，如今金融风暴的严重程度已经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相上下，同时“即使与经济大萧条时期相比也存在着些许类似之处”。然而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所流露出的对大萧条再度发生的悲观情绪相比，克鲁格曼显得更为乐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次贷危机不会是大萧条的重现。毕竟我们现在知道许多当时不明白的道理。而拥有一个联邦政府也是一剂稳定市场的良方。当然，情况依然严峻。”

与此同时，这位当下的“城中大热”正在酝酿着继《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之后再次解构“萧条经济学”，据其在《纽约时报》的博客透露，一本关于这场进行中的金融风暴的新书将在年底推出。不管萧条究竟是否重现，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研究携诺奖的余温即将粉墨登场，不妨称之为“萧条经济学的再度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