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秦墓出土铁器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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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国是东周时期较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之一。考古发现揭示，秦人的铁器发展历程经历了初创、缓慢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分别与整个春秋时期、战国早中期和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三个历史时期相对应。春秋时期铁器尚局限于少数社会上层阶层使用，战国时期开始缓慢向社会下层扩展，战国晚期在社会上大量运用。铁器在秦国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首先是从应用于农耕开始的，随后又扩展到手工业领域，各种木作工具在工程建设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秦墓出土的铁器中，装饰品的铁器化程度最高，次为生产工具，而兵器的铁器化程度最低。当战国晚期关东诸国普遍将铁器用于军事领域时，秦人却将铁器用于生活和生产领域，耕战政策、资源匮乏和文化传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从关中地区秦墓出土的铁器观察，其早期铁器来源于戎狄，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至战国晚期，铁器逐渐普及，面貌上则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

关键词：关中地区；秦墓；铁器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46-05

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约相当于春秋至秦统一时期），是中国早期铁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秦是东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正是以秦人为主体完成了统一。关中地区是秦国的腹地，其统治范围大致位于淠陇以东、黄河以西、秦岭以北、北山山地以南的泾渭水流域，处于中原与西北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秦又是东周时期较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之一，发现的铁器多出于墓葬。秦墓中铁器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为研究秦的手工业生产及秦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研究中国铁器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亦尤为重要。由于铁器易锈蚀、保存状况较差，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常对其不够重视，使得资料较为零散，为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本文拟通过秦墓出土铁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尝试在文化和历史层面上探索秦人铁器的发展状况。本文的研究范围，地域上限制在关中地区，时间上则自春秋早期至秦统一时期。

一、关中地区秦墓中铁器发现的基本情况

到目前为止，关中地区已经发掘的大中小型秦墓达3000余座，秦墓的分期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可分为七期，分别对应春秋早、中、晚及战国早、中、晚至秦统一时期。据初步统计，出土铁器的墓葬有240余座，铁器总数约580余件。现将各个时期的主要发现和铁器特征简介如下：

1.春秋时期

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秦墓中曾出土铜柄铁剑1柄，这是目前秦墓中发现的最早铁器。

咸阳任家咀墓地M56中出土残铁带饰1件，年代为春秋中期。

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中曾出土铲、锸、环、削刀等多件铁器，但发表资料有限，具体形制不详。该墓规模宏大，规格较高，墓主人被确定为春秋晚期的国君秦景公。

宝鸡益门村2号墓共出土铁器20件，均为金铁复合器，其中金柄铁剑3柄、金首铁刀17件。剑均为通长40厘米以下的柳叶形短剑，削刀则为弯体、拱背、弧刃。墓中随葬品丰富，质地多是金器、玉器，显示出墓主人身份较高，其年代为春秋晚期。

由于考古工作的不完全，本期秦墓出土的铁器数量极少，出土者均为大中型墓；铁器种类包括了兵器、农具、工具和装饰品，数量少，器形简单，质地上金铁、铜铁复合器占了半数以上，而纯铁器较少。

2.战国时期

凤翔高庄墓地共发掘战国秦墓34座，出土铁器22件。其中战国早期墓16座，仅M26出土有铁带钩；战国中期墓15座，出土铁器者3座，种类有铁带钩和铁环；战国晚期墓3座，均有铁器出土，器类有铁带钩、镊和削刀等。

咸阳塔尔坡墓地发掘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的小型墓葬381座（其中188座墓年代未确定，未参与分期），其中战国晚期墓葬160座，出土铁器者52座，器类有锸（出于填土）、镰、削、带钩和长剑共63件。

西安北郊和南郊秦墓中也有铁器出土。北郊共发掘秦墓123座，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25座墓年代不详，未参与分期）。战国晚期的39座墓葬中有7座出土铁器，共计11件，器类有锸（出于填土）、灯、铗、铁铺首、剑和削刀。南郊墓地可分为三处，共发掘秦墓317座。其中光华鞋厂墓地91座，出土铁器者10座，出土铁削刀、带钩共13件，年代集中于战国中期至晚期；邮电学院墓地发掘秦墓162座，均为战国晚期，出土铁器者27座，计有铁鼎、璜、带钩、削、锥、铲、锸（出于填土）共47件；世家星城共发掘战国晚期秦墓41座，出土铁器者9座，计有铁锸（出于填土）、锄、削刀、灯、斧共11件。

此外，咸阳的任家咀、黄家沟、西北林学院和农林科大及凤翔的西沟道、西村和西安半坡、尤家庄等地发掘的战国秦墓中也有少量铁器出土，器类与上述发现基本一致。虽然本阶段发掘的墓葬均为小型平民墓，但出土铁器的墓葬数量和铁器数量均明显增加。其中战国早中期的器类仅为长牌型带钩、环等装饰品和削刀等小件工具，而晚期铁器种类增多，涵盖了农具、工具、兵器、礼器和日用器具。农具中有镰、长条形锸、短銎锄和铲，多出于填土中；工具除削刀外，新增了空首斧、锯和锥；出现了鼎和璜等铁制礼器；兵器均为通长70厘米以上的长剑；日用器具中则有釜、鍪、灯、铗等；以带钩为代表的装饰品不仅数量最多，且形式变化多样。

3.秦统一时期

临潼上焦村秦墓位于始皇陵东侧上焦村，现共发掘了8座秦墓。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型墓，规格较高，墓主为始皇帝的宗室或大臣，年代为秦统一时期的墓地。该墓地出土铁器中残破者较多，较完整的有铁灯、方策、棺钉、锛、锸、斧、小刀、马衔等共9件。

赵背户村秦刑徒墓地位于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现共发掘32座刑徒墓，均为浅竖穴土圹墓，共出土铁器61件，多为工具，有锸、锛、錾、凿、镰、锄和剑等数种，为秦统一时期的墓地。

除了大型的上焦村秦墓和简陋的赵背户村刑徒墓外，在凤翔高庄、陇县店子、咸阳塔尔坡等本期小型墓葬中也有大量铁器出土，总体器类与战国晚期者基本相同，但新增加了锛、錾、钻、凿等木作工具，其中在赵背户村出土的农具和工具中还出现了“凹”字型锸、锄和板状斧等新型式铁器。

二、关中秦墓铁器相关问题的研究

1.秦墓中出土的铁器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春秋时期是中国铁器的初步发展时期，就目前考古发现所见，山东、湖北、湖南和江苏等地均有少量的发现，各国均开始了铁器化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秦人刚刚自陇西逐步占据关中并初步完善政权。周平王东迁后，关中为戎人占据，秦人为了在此立足，被迫与散居于周邻的诸戎进行了多次战争。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宪公、武公、穆公讨伐过的戎人就有丰、毫、彭戏、邦、冀等。而秦国早期的都城也屡次迁徙，从春秋中期德公定都雍城开始，秦人才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社会经济开始发展，由原先的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到了春秋晚期的穆公和康公时，又围绕关中东北的“河西之地”与晋国展开多次争夺战争。战争的结果虽然使秦人由偏居西北一隅实现了“北却戎狄，东通三晋”，但长期的战乱迫使秦人无法在生产部门投入较多的社会力量，极大地限制了刚起步的手工业的发展。考古发现揭示，关中地区秦墓从春秋早期开始出现铁器，至秦统一，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均不断增加。春秋时期关中地区秦墓的铁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铁器的数量和种类少。从器类观察，兵器最早登上历史舞台，但仅为铜铁或金铁复合的短剑，而不见纯铁制品；铁铲、锸等农具仅在秦公一号大墓中有少量发现，其余皆为环和带饰等铁质装饰品。二是出土铁器者多为大型墓，等级较高，墓主为高级贵族。虽然任家咀M56属中型墓葬，却是墓地中唯一出土铜礼器的墓，而同期的中小型墓葬中则基本不见铁器。此期秦墓中出土的铁器数量和种类较少，出土的墓葬规格高，并用黄金制作复合工具等都证明了铁在当时属稀有金属，使用的范围仅限于少数社会上层，仅作为一种财富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并未在社会生产领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战国初年，秦国一度衰落，周邻的大荔戎、义渠戎等戎狄部落逐渐强大，曾一度威胁到秦国的统治。而更直接的威胁则来自三家分晋后经过变法而迅速强大的魏国。秦灵公、简公、惠公等几代国君在位时，魏曾多次大举伐秦，秦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使得河西之地尽失，被迫退守洛水一线。随后的秦孝公为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境地，励精图治，启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原有的世卿世禄制被废除，军功爵制等政策得以实施，使得旧的礼制和上层文化受到冲击。这一历史变革在秦墓中的铁器方面也有反映。根据战国秦墓铁器的发现情况，这一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为战国早中期，这一时期出土铁器的墓葬较春秋时期虽有一定增加，但总数仍较少。凤翔西沟道的17座同期墓葬中出土铁器者仅2座，高庄的31座墓葬中出土铁器者仅4座，比例大致维持在10％左右。这一时期金铁和铜铁复合器已消失，但发现的铁器种类亦十分有限，多是带钩、带饰、环等装饰品和削刀等工具，不见农耕工具和其他日用器具，表明铁器发展仍十分缓慢，尚未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铁器开始在小型平民墓中出现，出土铁器的墓葬等级正逐渐降低，且年代越晚这一趋势越明显。以西沟道墓地为例，战国早期秦墓出土铁器者仅1座，属同期中规模较大者，随葬有铜礼器和兵器；中期秦墓出土铁器者仅随葬有仿铜陶礼器，而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已与其他墓葬无异。秦墓铁器的出土状况表明，虽然在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但出土铁器的墓葬级别的变化却从一定的层面反映出变法的推行打破了过去严格的等级界限，使得民众的身份变化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战国晚期，出土铁器的墓葬数量及铁器数量和种类均明显增加。西北林学院17座战国晚期墓葬中5座出有铁器，出土铁器比例已升至30％左右。器类方面，农具开始大量出现，并新出现了礼器和日用器具，表明这一时期铁器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均已开始普及。而用铁来制作标志身份的礼器，更说明了铁器已和铜器一样在精神层面为民众所接受。战国晚期，经过商鞅变法，“耕战”成为了秦的基本国策。战争的基础是耕作，只有生产得以发展，才能为统一战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云梦秦简的《秦律杂抄》记载，这一时期秦国对冶铁业极为重视，政府中设立有“右采铁”“左采铁”的官职，而同期的冶铁作坊遗址在秦咸阳城的聂家沟也已发现。冶铁业的发展促使铁器开始广泛运用，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农具中的锸、锄、铲、镰，均为旱作农业区使用的基本农具，与这一时期关中地区以耐寒性的黍稷为主的农作物类型基本吻合。其中长条型锸、短方銎的铲、锄等用铁量少、铸造较简单却有着广泛的用途，利于中耕、松土和整地保墒，使得大面积的开辟荒地和精耕细作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商鞅变法提出的“为田开阡陌封疆”得以贯彻实施。秦国的国力因此迅速增强，并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如秦惠文王时从魏国手中收复河西、吞并巴蜀，武王、昭襄王时又东出函谷、蚕食三晋和荆楚。战国末年秦国又在关中地区修筑了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也是与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密不可分的。此后正如司马迁所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秦统一后，墓葬中随葬铁器的情形更加普及，无论墓葬等级高低，均有大量铁器出土，铁器种类涵盖了生产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随着秦王朝的建立，政府继续加强对冶铁业的管理。根据《秦会要·职官（上）》记载，秦设置铁官直接管理铁器的生产和经营，通过政府行为加快铁器化的进程。秦始皇和二世时期各项大型土木工程建设方兴未艾，一是对都城咸阳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在城郊及周邻修筑了大量的离官别馆。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名可考的宫室就有六国宫室、信宫、望夷宫、兰池宫、梁山宫和阿房宫，其中阿房宫的宏大规模更是令人惊诧。二是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由阁道、复道组成的城市交通网和由驰道和直道组成的全国交通网。三是向全国征发70余万“骊山徒”，进行规模浩大的始皇陵的修建。同期墓葬中新增加的木作工具，表明铁器在手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运用，在各项大型工程的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笔者曾对秦墓出土铁器做过初步统计，所有铁器中，生产工具占36％（其中农耕工具占1l％、木作加工工具占25％），日用器具占34％（其中装饰品占28％），兵器仅占4％，其余者因锈蚀严重难辨器形。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兵器少，种类简单，仅见有剑；二是以带钩为代表的装饰品铁器化程度最高，型式多样。笔者分析认为，上述考古发现主要与关中地区铁矿的匮乏有关。《禹贡》《山海经》等文献曾记载秦地铁矿丰富，但据现代地质调查，秦地矿床贫，多呈鸡窝状分布，而目前发现的冶铁遗址也仅有咸阳城一处。从西汉设立的铁官反观，全国共49处，京畿之地设3处，多是管理机构，而设立大铁官与特大铁官的河东、南阳等郡皆位于关东。战国晚期的关东列国均普遍装备了铁制武器，在韩则有铁幕，在赵则有铁甲、铁杖，在魏则有铁锥，秦昭王也曾感叹楚之铁剑制作精良（《史记·范雎列传》）。燕下都的M44中曾出土铁矛、戟、剑、胄等铁制武备达51件及一定量的铁镞。镞是一种战争中消耗量很大的武器，能够使用铁生产制作，足以看出当时相对弱小的燕国的铁制兵器的普及情况。而秦却因为铁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冶铁业的发展，只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工具的制造，保证统一战争的物质基础，兵器则立足于青铜冶炼的技术革新，将制造水平推向高峰。铁带钩在战国早期已经出现，至战国晚期不但数量最多，而且形式多样，这应与秦人喜用带钩的文化传统有关。其原因有二，一是秦地冬令严寒，秦人多着长袍，带钩的使用方便御寒；二是秦人早期与戎狄杂居，戎狄用带钩比秦人早，秦人极可能因此受到了戎狄的影响。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加之用料少，故秦人多用宝贵的铁资源制作并用于随葬。在西村、塔尔坡、西安北、南郊等战国晚期的墓葬中，锸、锄等农耕工具多出于填土中，而非随葬于墓室，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对生产工具的珍视，直到统一后的赵背户村墓地才大量以铁工具随葬。

2.关于泰国铁器的来源问题

关于中国冶铁起源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学术界在时间上有西周和春秋起源两说，地点上则有中原北方起源说、楚地起源说和新疆起源说三种。白云翔先生在系统研究后认为，我国古代冶铁分别独立起源于公元前1000年的新疆地区和公元前800年的中原地区，都经历了独立的发展系统，形成了各自的传统。秦国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铁器的来源问题也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张天恩先生以益门村2号墓铁剑为据，认为其来源于周人。王学理和梁云先生则认为秦人的冶铁技术并非来源于周人，而是学自西北戎狄。

笔者认为，秦人的铁器，不同时期来源有所不同。就目前的发现看，秦人用铁始自春秋早期，是最早使用铁器的国家之一。其早期铁器则是外来传人的结果，可以归入新疆系统。首先，秦早期的铁器除短剑外，多为环、带饰和削刀，与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和静县发现的察吾乎文化墓葬中多以装饰品和小刀等小件工具构成的铁器组合较为相近。其次，春秋时期秦墓发现的兵器均为短剑，边家庄和益门村2号墓出土的铁剑均为柳叶形剑身、柱状脊，风格接近北方草原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系统，而与长沙杨家山出土的中长剑形态迥异，可能是对西北戎狄兵器的模仿。再次，秦早期铁器中有一定数量的金铁复合器。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墓葬中黄金十分罕见，而北方游牧民族却多使用黄金随葬，如内蒙古伊盟阿鲁柴登、西沟畔的匈奴及北京延庆玉皇庙的狄人墓葬中均有大量金器出土。秦墓中金铁复合器的出现，也显示出与游牧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故秦人的早期铁器应归属于新疆系统，而西北戎狄则充当了交流的中间环节。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秦人与戎狄战争不断，至春秋晚期，“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直到孝公改革时仍感叹：“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人很有可能是在与戎狄的战争中获得少量铁器。由于目前尚未在关中地区发现同期的冶铁遗址，因此推测春秋时期关中秦墓中的铁器主要是输入成品，但不排除秦人对冶铁术已有了一定认识的可能。

战国早中期，动荡的政局和资源匮乏使秦人的冶铁技术发展十分缓慢，造成了冶铁业的落后。直到战国晚期，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局面逐渐稳定，一方面将铁器的生产和经营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通过战争向关东猛烈扩张、夺取资源。战争也带来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使秦的冶铁业发展迅速。在扩张的初期，秦首选的目标是魏国的河东（晋南）和巴蜀。晋南铁矿资源丰富，夏县禹王城就曾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秦孝公与惠文王时与魏在此进行过多次争夺。而蜀地更是物产丰富，《华阳国志·蜀志》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秦惠文王灭巴蜀后，“置盐、铁市官并长承”。可见秦在攻城略地之时，兼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虑。秦在扩张的同时，还广泛网罗六国移民，为生产的发展提供技术和劳动力。《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因善于冶铁而被迁往内地的大工商业者就有赵国的卓氏、魏国的孔氏和山东的程郑。资源紧缺的状况得到一定缓解后，中原地区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器类也开始传入关中地区，使得本期铁器的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在秦成阳城中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证明当时铁器已立足于本国生产，但在面貌上开始较多受到中原系统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属于中原系统的长剑和铸铁铸造的鼎、釜、鍪等容器。而秦统一后的工具中出现了“凹”字型锸、锄、板状斧等过去关中地区不曾有过的新型式，但数量极少，这类器物最早见于楚地，可能是原关东六国人员直接带入或贸易交流的结果。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秦人的铁器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初创、缓慢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分别与整个春秋时期、战国早中期和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三个历史时期相对应。春秋时期铁器尚局限于少数社会上层阶层中使用；战国时期开始缓慢向社会下层扩展，早中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仍十分微弱，直到战国晚期才得以大量运用。铁器在秦国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首先是从应用于农耕开始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后又扩展到手工业领域，各种木作工具在工程建设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大型建筑、墓葬以及道路、水利等大型土木工程的集中建造，当然也不排除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高效率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无疑为工程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铁器化的进程中，国家政局的稳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民众的文化生活都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秦墓出土的铁器中，装饰品的铁器化程度最高，次为生产工具，而兵器的铁器化程度最低。当战国晚期关东诸国普遍将铁器用于军事领域时，秦人却将铁器主要用于生活和生产领域，耕战政策、资源匮乏和文化传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秦人因地处中原与西北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其铁器的出现与发展受到了两个地区的影响。其早期的铁器来自西北戎狄，属于新疆系统，主要以成品输入为主。至战国晚期，则受到中原系统较大的影响，主要以引进技术和器类为主。战争可能在秦统治地区铁器出现、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众所周知，战争在破坏社会生产的同时，对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资料所限，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对铁器来源问题的探讨仅限于从文化面貌层面的观察，并未涉及到具体的冶铁技术，随着金相分析、微量元素示踪等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