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写照――艺术典型创造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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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艺术作品要真实生动地塑造典型形象，就必须写出它们的形状和神态，必须在审美地把握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摹仿自然的袁象上，而是在追求形似的同时，更突出地表现对象的个性、韵味和内在精神，力图通过抒情写意强调神余象外，创造出形神统一、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来。这是艺术典型创造的审美追求。
中国古代艺术形象，林林总总，姿态万千，但艺术形象并不等于艺术典型。怎样的艺术形象才算是艺术典型呢?艺术典型的基本含义是以个别偶然现象表现一般必然本质，是指艺术品中所达到的物我统一、情景交融，情理契合，形神兼备，作家的独特个性充分反映社会的必然共性的艺术状态。而艺术典型的创造，则最主要的就是看它是否“传神写照”。“传神写照”是中国艺术典型论在对长期艺术实践进行的理论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理论内核之一，也是古代艺术家创造艺术典型时刻意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古代艺术家和文论家看来，任何客观事物都存在形和神两个方面，都是形和神的统一。形与神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体现了丰富而生动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在具体创作过程和作品中，“传神”与“写照”密不可分，却又各有侧重。“神”是本质的、内在的。“传神”就是把所描写对象的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表现出来。“照”是外在的，是物之貌。“写照”只能临摹，求其形似。“传神”以“写照”为基础，“写照”以“传神”为目的。艺术作品要真实生动地塑造典型形象，就必须写出它们的形状和神态，必须在审美地把握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摹仿自然的表象上，而是在追求形似的同时，更突出地表现对象的个性、韵味和内在精神，力图通过抒情写意强调神余象外，创造出形神统一、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来。传神写照，是艺术典型创造的审美追求。
对此，论述得最为精彩的当推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三中《传神》篇：“画法门类至多，而传神写照，由来最古，盖以能传古圣先贤之神，垂诸后世也。不曰形曰貌而日神者，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类者有之，至于神，则有不能相同者矣。作者若但求之形似，则方圆肥瘦，即数十人之中，且有相似者矣，乌得谓之传神?今有一人焉，前肥而后瘦，前白而后苍，前无须髭而后多髯，乍见之，或不能相识，即出视之。必恍然日：‘此即某某也。’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这段画论非常深刻，它深入地探索了神的独特性和稳定性。芸芸众生，要区分出“这一个”，就要抓住他特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而决定人物“这一个”的不是外在的易于变化的形貌，而是其内在的相对稳定、不可重复的个性特征和精神特征。传神，就是要表现人物的这种内在的个性和精神。可见，传神的审美追求，就在于从根本上把握人物个性特征和精神特征，写出人物的“这一个”来。
而宋代邓椿则说，“世人徙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曰画而非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他不但认为“人之有神”而且提出“物之有神”。许多“画而非画”的平府之作，就是因为它们只求外形细枝末节的真，而忽略了内在独特精神的美。所以司空图《诗品・形容》中说：“绝伫灵素，少回清真。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岣，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物象之神不可拘泥形迹，只能体察其精神。所谓“水影”“阳春”，固不着形迹。即使是风云之变态苍茫，花草之精神焕发，海之波澜不定，山之嶙岣嵯峨，也是变化万态。欲得神似，只有求于象外。去抓住其个性特征和本质神理，才能“离形得似”传达出描写对象的气韵、风度、神态，才能称之为典型。
其实，关于形神问题的论述，早已有之。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就曾提出“君形说”。其《说山训》在谈绘画艺术时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其《说林训》则谈及音乐时谓：“使但吹竽，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也即绘画能满足于单纯的外貌描写，音乐不能满足于单纯的声音节奏，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出主宰外形的“神”。如果只有其“形”(声)，而没有主宰此“形”之“神”，那就“不可悦”、“不可畏”、“不可听”，即不会打动人心。这就是说，艺术不应该只追求外形的真实，重要的在于将决定外形的内在精神表现出来。做到外在形貌与内在精神、形式与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才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这实际上中国艺术理论中最早所谈论的以形写神问题。它不仅涉及艺术典型的个性化和概括化，更隐含着艺术典型创造的审美追求。
东晋顾恺之曾明确提出了“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主张：“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非徒袭其迹，务在得其神”(《历代名画记》卷五)。这些论述强调了艺术形象创造的生活依据，并揭示了“写形”与“传神”的辩证关系。说明了艺术家要描绘人物，就应善于捕捉那些最能显示人物“神明”的标志。清丁皋认为传神贵在“点睛”：“征神见貌。情发于目。”(《写真秘诀》)。魏刘劭认为：“传其神，必写其心”(《人物志》)。相传顾恺之为裴楷画象，颊上加三毛，人问其故，他说：“裴楷俊郎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也即要求抓住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强调表现其个性。为此，顾恺之认为画家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这就是所谓“迁想妙得”。这样，经过艺术家的联想和想象所塑造的形象个性鲜明、主客一体，形神俱似，既典型化又理想化，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明代评论家李贽也多次肯定《水浒传》的作者写人物达到了“传神”的地步：“描绘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此正施、罗二公传神处。”传神、传神，当作谱看。”“今试着眼看郓哥处，有一语不传神写照乎?”等等。所谓“传神”，就是要求作家用凝炼的笔墨勾画出人物的特有神态，生动而深刻地表现出人物的独特个性，把人物写活；所谓“谱”，就是典型性、代表性的意思，始于李贽，“传神写照”的审美要求，出现在叙事作品典型人物性格论之中。
我们来看《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写李逵出场：“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领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金圣叹批道：“画李逵只五字，已画得出相。”“‘黑凛凛’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黑凛凛”是一种“形”的描写，但目的是为了“传神”，表现出李逵的“顾盼”、“性格”、“心地”。金圣叹还一再赞赏《水浒传》描写人物“入神”、“传神”、“摹神”，有“神理”。“不须繁辞，只落落数笔”便能“活画”。李渔《闲情偶寄》论戏剧，提出“重机趣”。他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
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这里的“生形”与“生气”的关系，也就是形和神的关系；要表现出形象的“精神”和“风致”，也就是追求传神。王夫之说：“两间生物之妙，正以神形合一，得过且过神于形，而形无非神者，为人物而异鬼神，若独有恍惚，则聪明去其耳目矣。譬如画者，因以笔锋墨气曲尽神理，乃有笔墨而无物体，则更无物矣。”这一看法，类似于明代王世祯《艺苑厄言》所说：“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若形似无生气，神彩脱格。皆病也。”他们都强调通过写形来传神，使典型形象个性化。所有这些论述，都特别注意突出人物和事物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内质。注意表现艺术对象与众不同的个性、精神，体现了艺术典型创造的“传神写照”的审美追求。
总之，中国艺术典型论刻意追求“传神写照”，那么，艺术创造如何做到“传神写照”呢?李贽概括出“同而不同处有辩”的基本法则。李贽在评点《明容与堂刻水浒传》说道：“且《水浒传》文字绝妙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身份，各有家数，各有光景，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所谓“同”即共性，“不同”即个性，“同而不同”即共性与个性统一。《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庭粗鲁是气质不好。这种只有在共性中见出鲜明的个性，才能把人物塑造得有个性化，只有具备个性化的人物，才能成为真正“传神”的典型人物。明后的评论家继承和发展了李贽的观点。金圣叹指出：“《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水浒传》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两个人，也只是一样。”李渔也说：“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他们都明确主张艺术作品刻画典型的个性。而近代梁启超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最要紧的是描写出事物的特征。”把塑造人物个性的艺术表现推崇到更高的维度，推动了“个性化典型论”的发展。
“同而不同处有辩”的典型艺术创造法则不只是强调人物个性化，而是要求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金圣叹说：“写，便写尽；写虔婆，便写尽虔婆。”“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即居然也。”金圣叹的评论充分肯定了人物刻画应体现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观点。
通过对艺术形象富有特征的外部形态的精粹描写，传达出对象独特的风貌神态和内在精神，显示其典型的本质。“神”既是个别的，又是普遍的。“传神”是高度的真、本质的美。无怪乎张竹坡孜孜不倦追求“摹神肖形，追魂取魄”；脂砚斋反复欣赏“传神之笔”“传神摄魄”；天目山樵极力推崇“遗貌取神”。因此，艺术家达到“传神写照”的艺术追求，才能创造出不朽的艺术典型。
[参考文献]
[1]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
[2]明万历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z].
[3]金圣叹评《水浒传》明崇祯贯华堂刻本[z].
[4]张付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康熙乙亥本[z].
[5]脂评《红楼梦》庚辰本[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