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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泉州南音这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活化石”进行原汁原味的保存还是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一直是困扰后人并存在明显分歧的重大理论课题。多渠道、多层次的民间传播途径为泉州南音的传承提供了时代活力。将泉州南音教学引入现代教育序列,并聘请民间资深传承人讲授主干课程,则是近年来值得肯定的传承方式。但是,功利主义的盛行使中青年艺人中投机钻营者逐年增多,踏实钻研者却愈来愈少。总体来看,南音传承发展态势基本健康,去除其中不合规律的传承方式和改变思维定势,是我们长期的任务。
关键词:泉州南音;传承;教育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307-06
2009年9月30日,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泉州南音的传承和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此背景之下,2009年10月以来,笔者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对泉州南音的传承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重点是对闽南地区的国家级、省级南音传承人(如黄淑英、夏永西、王大浩等)进行专程采访,同时对活跃在泉州、厦门、漳州一带的69个南音社团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发现:在地方政府和民间艺人的共同努力下,闽南地区南音发展成绩斐然,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是,在传承过程中又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以下结合本次调研和相关可靠资料,对泉州南音的传承现状加以说明分析。
一、泉州南音的民间传承
民间的薪火相传一直是泉州南音传承的主体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部门还为其提供了诸多演出的平台。从笔者几年来赴东南亚国家及香港、澳门、厦门、漳州和泉州各地的调查情况来看,城市群体中的商人、工人、手工业者,以及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皆有大量自发演唱、演奏南音的人群,他们对南音的热爱和熟练程度出乎我们的预料。在泉州开元寺、府文庙附近,笔者还曾数次见到普通市民站在路边自发演唱南音,并有不少群众围观聆听且陶醉其中的场景……。而那些为南音事业勤勤恳恳奉献心力的“弦管忠臣”,甚至那些“附庸风雅”的南音拥护者,都构成南音在民间传播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在当地政府和南音社团共同努力下,举办了诸多国际性的“大会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近几年来,泉州南音社团频繁到台湾、香港等地和东南亚国家访问演出。这些活动无疑对泉州南音申报“世遗”和传承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南音申报“世遗”成功之后,在我们所调查的520位南音传承人中,39.9%曾有出国或到我国港、澳、台地区演出的经历:其中赴外演出达5次以上者11.7%,3-5次者达5.4%,1-3次者达14.6%。这充分地说明了“申遗”成功后地方政府和民间艺人对南音走向域外演出的协作和努力。
当前,泉州南音的民间演出面临诸多问题,尤其是面临传承人“青黄不接”的问题。目前,水平较高的老艺人大多年事已高或已经亡故,而中年艺人掌握的曲目数量、演唱或演奏技巧很少有能达到老艺人水平的。而且,现实社会中功利主义的盛行,使中青年艺人中投机钻营者逐年增多,务实钻研者却愈来愈少,这些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南音在民间的演出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南管(南音)先生在历史长河中的高雅形象。著名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王耀华先生就曾撰文指出:“近20年多来,虽然泉州市政府等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对南音进行保护和传承,但是,根据目前调查资料,泉州地区南音社团中,65岁以上的能够演唱同时会演奏一件南音乐器的传承人仅有28人。……更有甚者,一些城乡民间南音团体,为了谋求经济收入,将原本在室内自娱自乐的南音搬到广场演出,或则加入其他表演因素使其变形走样,或则未经认真练习便上台演出,以致艺术质量低下,影响南音艺术声誉,那些产生于农耕时代的节奏悠长缓慢的、艺术质量较高、难度较大的七撩曲,更是少有人去耐心练习和演唱,面临先行自然消亡的危险。”刘春曙先生也曾如此批评:“目前有许多专业演员还停留在业余状态,大锅饭使一些人根本不想去深造钻研,学十几二十首曲子,照样可以出国。这可以说是个危机。”
目前还有一种很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将南音和其它艺术种类结合,生产出“新”的“南音”来。据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丁宏海介绍,在新加坡,除了传统南音表演,还成立了南音合唱团,改变南音一人唱到底的方式;搞话剧,利用话剧向年轻人推广南音;钢琴伴奏配合南音,使南音交响化;南音融合梨园戏,开发与妈祖有关的梨园戏目;编列南音教材,作为中小学教材……丁宏海认为,南音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南音、了解南音,使南音更好地得到保护、传承。
我国大陆和台湾的艺术家也曾合作将南音与其他艺术种类相结合。例如2007年台湾“汉唐乐府”艺术团就曾在北京故宫建福宫隆重演出了南音大型乐舞戏《韩熙载夜宴图》(共六幕)。该乐舞戏撷采南音古乐“四时景”、“百鸟归巢”及“起手板”等标题器乐大曲为主题音乐,并按南音吹、弹、拉、打击等乐器的特殊音质与技巧编排舞蹈,力图刻画韩熙载的“夜宴”场景。据我们调查,南音传承人对南音“乐舞化”现象(或谓之“新南音”)所执态度是:55.6%“支持”,11.9%“无所谓”,28.8%“反对”。支持率相对较高,可见其在当前具有一定的市场。
观演场所的变化也值得我们关注。众所周知,传统的南音表演场所主要在厅堂(目前仍为南音观演者所普遍采用),或者在祠堂的前面搭建一个“锦棚”(固定的和临时的均有)。锦棚的规格较小,形制一般是三面封闭,正面对着观众开放,并有精美的背景,观众一般在锦棚前随意而坐或站。近年来有一种现象是:修建大型的南音舞台,追求大且豪华、追求多功能、追求高级的灯光音响、追求“专业化”。例如,泉州市工人文化宫的南音舞台原来只有9米长、6米宽、3.6米高,重新改造后的南音舞台则有12米长、8米宽、4.8米高,以石头为主要材质。场地采用园林式的设计风格,灯光按戏剧演出的方式来布置,屋顶则采用钢铁结构。
以上只是目前南音“改革”实践之一斑,而诸如将二弦丝弦易为金属材质以增大音量、将乐队形制随意调整以及用电声乐队为南音配伴奏、用普通话演唱南曲以迎合受众等具体例子还可举出很多。
二、泉州南音的现代教育
目前国内外专门从事南音授徒或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专业乐团、业余曲馆和各级学校。其中,乐团或曲馆基本保留师徒相授的教学模式,而各级学校的教学模式则复杂多样。由于乐团或曲馆的教学模式在时下研究成果中多有体现,所以本文重点考察各级学校的教学模式,即泉州南音的现代教育情况。
泉州政府和当地各级学校联手,将南音的保存和发展引入现代教育序列,一直得到诸多专家的肯定和支持。自1990年至2001年,就有123所学校设立南音课,让中小学生接受南音教育,并开展南音演奏演唱活动。尤其是在坚持办好泉州艺校南音班的同时,2003年起在泉州师范学院正式创办“音乐学(南音方向)”本科专业。著名传统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乔建中先生曾如此赞叹:“‘南
音系’虽然建立在东南一隅,但它让我们看到了音乐教育改革的一线曙光。”时至今日,从泉州师院已毕业四届南音专业本科生,目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南音新秀蔡雅艺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教育举措也受到其他南音传承人的普遍赞誉。在本次调查中,40.6%的南音传承人就希望自己身上的曲目能通过“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方式加以传承;而对近20年来南音进入中小学和大学课堂的现象,他们的支持率竟然达到了88.8%。此外,更令人欣喜的是,他们一改旧态,对于自己愿意终身从事南音工作的子女,有33.7%表示会“大力支持”,45.8%“顺其自然”,而“坚决反对”者仅占3.8%。这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对南音传承的理解、重视和支持。
不过,将南音教学引入现代各级教育体系同样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传统曲目的题材来源来看,现存各类南音指套或散曲大多属于闺怨或相思题材,对于当前那些中小学校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曲目所反映的内容并不适合其年龄层次,可是这些曲目却无可奈何地进入其教材的编选范围。笔者案头有一本2009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泉州市教育局、市文化局编的《泉州南音基础教程》,共编有20首南曲,其编选曲目依次为《直入花园》、《新月曲如眉》《元宵十五》、《出画堂》、《去秦邦》、《一间草厝》、《阿娘听锏》、《绣成孤鸾》、《因送哥嫂》、《帘外雨潺潺》、《春光明媚》、《箫声咽》、《望明月》、《听爹说》、《听见雁声悲》、《到只处》、《一身》、《山不在高》、《感谢公主》、《送君》等凹,尽管这本中小学南音教材比1990年非正式出版的中小学南音教材在选曲上重视考虑适合学生唱的曲目,但不难看出,相思或闺怨题材的曲目仍占了不小的比例,这显然与中小学生的接受年龄颇为不符。因此,我们在选择曲目的时候,应既要考虑南音的经典性因素,同时又要适当考虑中小学生的实际接受情况。
由于音乐学(南音方向)本科专业,是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并具备南音教学或研究的人才,因而对其教学质量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从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专业主干课程几乎全部聘请国家级、省级南音传承人和泉州当地的南音名师来教授,教学水平应有根本保证。但是,由于高等学校更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有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集中实践课程四大模块,总共244时,而南音本体的课程只有802学时(其中南音理论课程280学时),只占总学时数的三分之一,所以学生在学业颇为繁重的情况下很难像传统师徒那样有充分的时间投入南音演唱演奏的技能训练,曲目的掌握数量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需要学生从课余挤出时间自学。而学习南音恰恰需要静下心来不断地琢磨和感悟,方可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尽管将南音引入现代教育体系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但是这些举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然为培养高素质的南音人才提供了最为可行的路径,成为南音传承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三、从文化变迁理论看南音传承
毋庸讳言,“静态保护还是动态保护”以昆曲、古琴、南音为代表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文化官员、专家学者和职业艺术家们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这一争论的实质同样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旧有形式应当保持不变,还是应当做与时俱进的改进,而这种改进又能做到什么程度的理论难题。依照人类学的文化变迁理论,文化的均衡是相对的,文化的发展变化则是绝对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的品味与兴趣必然发生变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僵化形式的公共兴趣只会逐步削减。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文化变迁的常态性,从而采取一种动态的保护观。文化变动不息的特点使得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历史长河中“层累地造成”。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要对泉州南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审美喜好呢?答案恰恰相反。人类学的文化变迁理论虽然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变迁性,但并不意味着放任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形式的无限制发展,其赖以为人类提供“认同感”和“历史感”的核心精神内涵就必须加以持续传承与发扬。而我国目前所面对的严峻现实却是:经过西方文化一个半世纪的侵蚀,正在消失的文化是我们自己的,那些新进的文化反而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舶来品。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在市场大潮中继续发展,对民族的文化认同必然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目前普遍存在的针对泉州南音的“喜新厌旧”和“过度包装”思维就是明显的例证。如厦门南音乐团的吴世安先生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就明确认为:由于现在可选择的音乐太多,如果南音坚守传统,从节奏及音乐形态来讲,会与观众拉开距离。作为南音世家,如果他要求女儿坐下来听两个小时的南音,肯定会打盹,“因此,南音要改革。”林仁川先生也建议让商业运作的手段介入南音保护工作:大胆运用商业手段来包装南音,把南音当作一个文化产业,不能一味靠政府补贴来维系南音的发展。更有人基于昂普(RMP)分析模式,从资源(Resource)、市场(Market)和产品(Product)三方面将泉州南音作为旅游产品进行系统评价和论证,并提出一些开发设想(如加强南音旅游宣传、重新进行南音旅游市场定位、策划南音精品旅游线路、设计多样化可参与的南音旅游项目等等)。
事实上,对于南音这样一种已经与现代生活内容存在极大距离的古老艺术,如果我们不能采取理性和科学的态度,“保护”往往就会演变成“破坏”!乔建中先生在今年举行的“海峡两岸南音老艺术家座谈会暨南音学术研讨会”上就明确提出:“应该以更冷静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按照几百年、上千年来一代一代的南音人珍视自己的这份遗产的心情来对待南音”。
毋庸置疑,南音同样是在历史长河中“层累地造成”,在这个“层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内核和精神气质,而这恰恰是我们民族“认同感”和“历史感”的集中体现。再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尽管也承认南音曾经不断革新和改进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却必须辨析古今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明清时期,中国仍旧属于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社会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并没有形成颠覆性的威胁,而且南音也正处于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时期(因为其本身还存在需要改进的成分)。而到了今天,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传统艺术面临被消解的危险,民族的“认同感”和“历史感”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泉州南音经过历代“层累”,不仅包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同时也大浪淘沙般地使其艺术品格趋于“定型”。泉州南音庄重婉约的演唱内容与唱腔特征、古朴典雅的演奏风格与乐器形制,乃至于古老独特的乐谱谱式和多元文化交融的音乐特点都是其艺术内核和精神气质的载体,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大力传承和发扬的。
由此可见,对于“南音乐舞化”现象,尽管支持者甚众,但其实并不符合南音传承的基本规律。而修建大且豪华的南音舞台,也不应成为我们保护南音的重要策略。对于传承人“青黄不接”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青年艺人掌握的曲目数量、演唱或演奏技巧也急需增加或提高,而愈演愈烈的文化功利主义思想对南音传承的侵害更应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制止。当然无可否认,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过去对南音的传承做出了大量努力,取得了诸多可喜成绩。其中将南音引入现代教育体系,则是最值得肯定的传承方式。而泉州师范学院成功创办“音乐学(南音方向)”本科专业,无疑为培养南音传承人提供了优秀的平台。总体来看,南音传承目前发展态势基本健康,不过,去除其中不合规律的传承方式和改变固有的思维定势,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