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现实:寻找一场欧亚文明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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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亚洲”一词的使用和含义几乎一无例外地带着肯定的色彩，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流露出沾沾自喜的意味。这与前两个世纪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19世纪和20世纪，“亚洲”的形象与贫穷和落后是分不开的。19世纪中晚期，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不无嘲弄地创造出了一个新词—“亚细亚生产方式”，用于描述一种过时、停滞、劫数已定的经济结构。一个世纪后，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 the Poverty of Nations，1968年）问世，全书有三卷之多。
现在，人们的观念经历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并不是说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在全球GDP、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家数、旅游业、专利申请等数不胜数的领域，亚洲所占比重的增长都相当惊人。即便是过去被视为经济瘫痪的亚洲欠发达国家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就拿孟加拉国来说，它本是亚洲、也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2年11月3日）杂志近期所写：“在过去20年中，孟加拉国在国民基本生活状况个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在任何地方都是前所未见的”，“如今，孟加拉国已成为其他地区追赶的标杆”。
关于“亚洲”的崛起，或许还有“亚洲世纪”的来临，虽然有许多值得庆祝的地方，但在“亚洲”一词的使用方面，语义混乱屡见不鲜，并有失严谨。我们处于一个极端复杂的时代：从几乎任何一种标准来看，都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代。复杂性会滋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导致误解，而误解会引发冲突。10年前，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在《和平箴言：21世纪的秩序与混乱》（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3年）一书中写道：“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非常重要”。在知识层面犯错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思想的清晰性有助于促进和平”。那么，我们就试着赋予“亚洲”一词—这个被广泛使用、广泛滥用、广泛误解的术语—些许思想的清晰性吧。
亚洲一词的含义
第一点要明确的是，“亚洲”（Asia）既非亚洲的术语，也非亚洲的概念。它源自古希腊词语“？σ？α”，据信为希罗多德（Herodotus）所创。希罗多德在西方被称做“历史学之父”，他出生在希腊古城哈利卡纳苏斯（即今日土耳其的博德鲁姆），生卒年份为公元前484年至425年，比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和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年至483年）大致晚一个世纪。在希腊语中，“亚洲”一词最早是指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今日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后来，随着“亚洲”（Asia）、“东方”（Orient）和“东”（East）变成同义词，这些术语与其说是被用来形容“是什么”，不如说是被用来形容“不是什么”：亚洲不是欧洲，东方不是西方，东不是西。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著名诗句写到：“东是东，西是西，故而两者永远不相遇”。
这句话感觉像是：亚洲地处欧亚大陆边界之东？岂不是说亚洲不属于欧亚大陆？这些词语寄寓着欧洲人思想中的各种梦想与想象，对此，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1978年）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
亚洲构成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界”。久而久之，按照与欧洲的远近，亚洲的地理空间被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因此，亚洲不仅是一个欧洲术语，还是一个纯粹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据我所知，在任何一门亚洲语言中，都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词语与“亚洲”一词相对应。
各大洲与主要文明
诚然，世界各洲的名字全是欧洲人所创，欧洲、亚洲、南极洲、非洲和澳洲不是用希腊语就是用拉丁语命名的，而美洲更是以一位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即意大利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年）。诚然，各洲或多或少都不适用一般化的概括，老实说，没有一个洲能够界定个体的身份。一个芬兰人不会在早晨醒来时说“我是一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早上睁开眼时可能会说“I am American”，但这里并不是指整个美洲。当人们说起“American power”，显然他们不会是在谈论洪都拉斯。然而，亚洲再一次不同于所有其他各洲。拉丁美洲的大约5.8亿人口具备一种共同的认同，他们认为自己是“拉美人”，他们绝大多数讲伊比利亚语（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8.8亿居民或许也具有共同的认同，原因之一是这个地区的国家认同往往非常薄弱。不论其他各洲表现出怎样的多样性，在40亿多“亚洲人”中间则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种共同的认同感。
亚洲不适用一般化的概括。诸如“亚洲价值观”、“亚洲崛起”之类的表述，与早前的一些变体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亚洲戏剧”或“东方专制主义”一样具有误导性。1957年德裔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所著的一本书就叫做《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在当时也名噪一时。
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文明全部发源于欧亚大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与欧洲大陆有着共生的关系。随着欧洲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向西扩张，直至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纳入羽翼，“欧洲”变得与“西方”同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地处东方，但作为欧洲殖民地也被归入“西方”。）
话虽如此，一个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即：“西方”始自何方，终于何处？在观点新颖、引人深思的《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中，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提出，西方文明发源于跨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谷之间的“侧翼丘陵区”（Hilly Flanks），即今日叫做“西亚”或“中东”的地方。这种观点与古代史书籍中所说的如出一辙。西方文明就从这片丘陵地带，经由黎凡特（Levant），传播到埃及和北非，进而抵达希腊。在“通往大马士革之路”（The road to Damascus）的那个时刻，约公元33年至36年（即传福音者保罗摔下马获得神启的时期），是“西方”历史起源的决定性时刻。
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和犹太-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西方文明在欧洲的起源地往往被认为是希腊，而希腊文明则发源于亚洲和北非。当欧洲文明在“黑暗时代”没落之后，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安达卢西亚大片地区（约711～1492年）的阿拉伯人把希腊哲学再次带到了欧洲。在10至11世纪，科尔多瓦哈里发辖地（Caliphate of Cordoba）成为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主要交流中心。
因此，虽然世上或许存在“欧洲文明”这样的东西，我们却无法说清其边界所在，但它显然并不完全在欧洲。而且，各种“非欧洲”文明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欧洲/西方文明的概念或许难以清晰界定，而“亚洲文明”（Asian civilisation）则根本就不存在。如上文所述，亚洲是一个欧洲概念，覆盖广袤地区和广大人口，结果使得这个词变得毫无意义。亚洲当然存在文明，但是不止一种，在这里须用复数（Asian civilisations）。伊斯兰文明源自先知（Mohamed，570～632年）的教义，在阿拉伯人的推动下发展成熟。它发源于西亚（与基督教相同），先是传播至地中海南部和北部地区，然后又传播到东方，到15世纪末遍布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区。
亚洲两种主要文明与两个亚洲大国相关联，分别是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这两种文明各有独特的认同、信条、准则、意识形态和遗产，也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与欧洲文明一样，这两种文明都包含了多种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说，伊斯兰文明对印度文明就有着显著的影响，因为在印度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穆斯林王朝统治着这个国家。同样，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却传播到了中国以及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区。然而，文明的影响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扩散绝不局限于相邻地区。17世纪出自在北京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士之手的大量关于儒教的冗长条约，对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哲学家有颇深的影响。
在《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2012年）这本新书中，作者瓦莱丽·韩森（Valerie Hansen）与世人认同的看法相反，认为丝绸之路的真正意义主要并不是体现在商业交流上，而是体现在文化交流上。书中写道：“丝绸之路与其说是一条商业通道，不如说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名的文化通道，它是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通道。”
世界决不是诸如“西方”和“东方”之类的标准可以截然划分开来的，“欧洲”和“亚洲”文明就更不可能成为划分的标准了。世上或许确实存在所谓的“欧洲/西方”文明，但前提是要承认它融合了“亚洲”的深刻影响，并且只覆盖相对小的地区和人口。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就是文化、科学、艺术以及商品在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跨边界流动。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2006年）一书中告诫人们，要警惕按照种族、文化、语言等等与出身相关的因素给个体身份打烙印。个体过于复杂，不能单纯地归纳入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宗教或文明类别。个体具有多重的身份认同。
哈佛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著名的《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sations，1993年）一书出版后不久，如今已故的马来西亚思想先驱·诺丁·苏比（Mohammad Noordin Sopiee）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世界不应被视作一场文明的“冲突”，而应是一场文明的“盛宴”。这是对历史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充实的一种方法。欧亚大陆既形成了多种文明，又存在众多不同的文化。全球化，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应该成为文明盛宴中交流和相互充实的高效通道。非常遗憾，现状并非如此，甚至也看不到这种趋势。不同文明（不论对文明如何定义）之间以及相同文明内部的冲突层出不穷，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不稳定、相互排斥和仇恨。人们不应着眼于敌对情绪，患“东西对抗综合症”，而应着眼于灿烂的多元性，着眼于欧亚不同文明的相互交织。这决不是说，全球化应促成世界文明的同质化—这种风险的确存在，其结果将十分可悲—而是说，多种不同文化应该共同繁荣。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贸易（商业交流）和文化交流一直紧密相联，纳扬·昌达（Nayan Chanda）在《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Bound Together： How Traders， Preachers， Warriors and Adventurers Shaped Globalization，2007年）一书中对这一点做了精彩阐述。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文化通道的意义，比起其作为一条商业通道的意义只多不少。在21世纪，假如我们能够促成一项覆盖整个欧亚大陆、从极西直到极东都适用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将极大地促进繁荣与和平。这是一个宏伟的构想，到那时，我们或许就能够在欧亚市场的文明盛宴上举杯庆祝。为实现这一目标，值得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