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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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藩作为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无法避开的人物，一生笃信理学，被学界称为晚清理学巨擘。他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既承袭前贤，又不乏己见，诸如天意难测、天人征应、代天主张、无故怨天、天罚昭昭、顺天为责等认识的最终形成，无一不是本人践行理学、体躬心悟所得，尤其是批判常理测天的核心态度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天人关系

作者简介：刘佑生，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湖南警察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徐雷，湖南警察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湖南　长沙　410138)

“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历代学人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史不绝书。晚清理学名臣曾国藩对天既持有理性的认识又怀有特殊的情感。他相信天的客观存在，也认同天人之间确有某种形式的关联。他对天的态度因人生阅历而改变，对天的看法因身心体悟而深刻。天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是神圣的，任何试图超越、凌驾于天的想法以及埋怨、斥责于天的念头都为他所不耻。这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怨天，不尤人”，有相通之理。

一、天意难测：“天之厄人，每有理所不可测者”

天究竟为何物?曾国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所谓天者，何也?高高者，与人世迥绝，其好恶固当大异于人，不可究诘耶?”此句虽短，但却包含了曾国藩对天的四项认识。其一，称天为“高高者”无疑是对天之居所的描述。相较于地，天在上，处高不可攀之境地。人居天地间，观天需仰视。其二，“与人世迥绝”是指天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十分遥远，单凭人一己之力无法窥天。因此，常人以己意测天殊不可行。其三，认清“天之好恶固当大异于人”。一面肯定善恶是非之分乃天人共通之处，一面又强调天对善恶的界定有别于人世间的评判标准，即天人有别。其四，“不可究诘耶”的论断紧接上句而来，既是告诫也是提醒。天人既然在善恶观念上存有较大差异，那么理应告诫世人切不可将人之好恶强加于天，理应提醒世人毋须耗费精力妄度天意。以常理测天必是徒而无功，劳而无获，一味纠结于天，于人于己贻害无穷。

曾国藩之所以能得出上述结论，与其对天的敬畏不无关系。在平日修身治学的过程中，曾国藩日益觉察到天的力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小到个人命运前途，大到国计民生之事，天莫不参与其中且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点，曾国藩的体会尤为深刻。

士林中的“深自韬匿者”本想低调行事，谋定而后动，可天却不依不饶，非要逼迫敢为人先，终身劳碌且无片刻安适。士林中的“锐意进取者”本想一鼓作气，内圣而外王，可天却横加阻挠，令其处处碰壁心灰意冷。表面看似不公，天不遂人愿，可若能循此磨砺而进，挣扎得几番，“深自韬匿者”亦或“锐意进取者”皆能脱胎换骨，变化气质。由此可知，天之所想大有别于人之所愿，故而以寻常之理难解天之本意。诚如曾国藩所言：“天之厄人，每有‘理’所不可测者”。

曾国藩的这番见解绝非空穴来风，偶悟所得，若非平日体验笃实，见多识广，势难有此真知灼见。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三种以常理测天的情况(即天人感应、代天主张、无故怨天)，而曾国藩皆亲身经历。

二、天人感应：“天人感应之论，古昔久无定论”

“天人感应”属中国古老的传统思想，是指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早在《国语·越语》中就已出现天人相应的说法。站在理性的层面，曾国藩并不相信感应之说。他觉得“天下事，一一责报，则必有大失所望之时”。

财大气粗之人每日过手银钱百万，偶尔出现数十百缗的遗漏实属正常。曾国藩以此比喻苍天日理万机，欲处理之事数不胜数，根本无暇顾及世人所愿。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天人感应持否定态度，同时告诫自己切勿轻信，白白耗费精力。

曾国藩不信天人感应之说还表现在军事上。同治二年底，曾国荃率湘军围攻太平军据守的一座城池。两军对垒数日，战况一直处于胶着状态，难分伯仲。不过，阵前显露的种种迹象似乎正表明对方士气已由盛转衰，持续对抗的实力也似难以为济。受这些征兆的影响，围城的湘军皆认为离克城之日已不远。对此，曾国藩却表示说：“城上有墨气灰气，意者天欲殄此寇乎?然吾辈不恃天人之征应，而恃吾心有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实。”他认为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应是主将的军事才华和胆魄以及战术运用是否得当，临阵指挥是否得力等因素，绝非依靠所谓的“天人之征应”。

曾国藩在理性层面否定天人感应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出于个人情感的慰藉，曾国藩在感性层面又难免对感应之说存有一丝幻想。如他在《郭依永墓志铭》中写道：

呜呼!衰龄而哭子，仁慧而不寿，皆人世所谓不幸。然圣贤有遭之者矣，岂天之所可否，与人间所称善恶祸福，其说绝不类耶?抑人事纷纭万变，造物者都不訾省，一任其殃庆颠倒、漫无区别耶?天人感应之故，自昔久无定论。

观“造物者都不訾省，一任其殃庆颠倒”一句，言词间充满无奈，甚至有一丝埋怨之意。“衰龄而哭子，仁慧而不寿”皆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不过常人皆有七情六欲，每逢生离死别、喜怒哀乐之时，平静之心或多或少皆会泛起波澜。郭依永，名刚基，是郭嵩焘的儿子，也是曾国藩的四女婿，二十一岁就因病而卒。郭依永颇有才华，曾国藩赞曰：“览依永之诗篇，似多见道之词。”对于他的早逝，曾国藩深表惋惜。在墓志铭中，曾国藩一边悼念亡者，一边抒发悲痛之情，一边表达对苍天漠视人事、天人无应的殊不可解和忿忿不平。

论理，深知天人无应；论情，寄望天人有感。这便是曾国藩对待天人感应的基本态度。不言而喻，天人感应是人强加给天的，而天并无此用意，相信天人感应只不过是获取心灵的慰藉而非理性的选择。

三、代天主张：“常存畏天之念，不敢丝毫代天主张”

顾名思义，代天主张是指世人越俎代庖，意图以人力干预天事。曾国藩对此很是反感，他一贯认为“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静听”。为此，他曾直言不讳地将好代天主张之人称为“无识者”，并时常加以抨击与讽刺。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曾国荃屡犯代天主张的毛病，对战场形势过于乐观，对实际困难却估计不足，且有急于求成的念头。对此，曾国藩多次予以劝诫。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