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窃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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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傻很容易，装慧却很难。装慧需要智慧作底，不是谁都能装的。本身智力不够，如何充大智呢？袁世凯之慧不是装，而是窃。

袁世凯读书成绩上不去，两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看来袁世凯的傻不是装的。但袁世凯又不傻，他若没有一手，怎么当得上“直隶总督”，乃至“洪宪皇帝”？他读不了人写的书，但他能写书给人读。“袁项城读书甚少，在前清时，虽以治兵见称，然其兵学知识亦非自读书所得。名誉既著，乃居然以兵家自命，孙吴不当其一盼也”。读书是袁氏的天生短处，于是急着把“短腿拉长”。“继古今学者，必有著述以传于后世，兵学何独不然，况中国言新式兵学，尤推己为开山之祖，于是著书之心甚炽”。袁氏著书“窘于材料，且苦笔难达意”，于是借用“外脑”，招了一名“”。“”果然是高手，当即就拟定了著书方案：一、搜罗外国兵书学译本，辑其精华，供我使用；二、编辑练兵时所有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等类，略事点窜，便已成书，而“他人鉴之，洋洋大文章也，何患不驾孙吴而轶司马乎？”

但是，就这样让作著述操盘手？这是“”之慧，非袁氏之慧也，人家说出去，岂不长了他人之智而灭自家之智？袁氏心里已“然其说”，但脸上叱之：“吾所谓著述者，名山千秋之业，岂比生员应试，以抄袭挟带为能事乎？”这话说得义正辞严，字调铿锵，相形之下，之品质何其低俗，袁氏之风格何其高尚！果然，“”闻言，自愧而退。“项城自此不复言著书事。久之，以他故辞某君去”。当即辞了“”，显得多不地道，设若以“此故”辞了“”，又易“露馅”，久之而以他故辞去，这就好多了。“”既去，袁氏就“别召一客，使之著书，且授以方法”。什么方法呢？“一一如某君所言”。这样，最佳效果出来了，“此君见项城言有条理，知其于著述之事阅历甚深，不敢轻视。未几书成，名之曰《治兵管见》，一时王公大臣阅之，颇加称许。”袁氏不但在后面那位“”面前露了一把脸，而且在官界军界社会各界显露了一手。这智慧窃得好巧啊！

以马上得天下，以马上治天下，又以“羊毫管”传天下，这几成中华“官族”的优良传统。吕不韦一介商人，以“政治献金”和“政治投机”而谋取秦国相位后，也想为学著书玩一玩，于是招了一班人马，弄了一本《吕氏春秋》，悬赏千金征求一字之改，因此而“赢得生前身后名”，在天下人面前展示了其能文能武能商能政的“高大全”形象，凭空把自己的智商提高到了“十分”。吕氏如此，流风所及，几成通则，大凡当官的、唱歌的、跳舞的、演戏的、经商的、耍刀棍的乃至行乞的、卖身的，一旦成名，便个个著书立说，在文化圈里玩一把。官者以学者为荣，学者以官者为耀，有文有武，能文能武，歪才成专才，专才成通才，通才成全才，全才成奇才，奇才成天才，一通百通，凭小成功而大成功，大成功而极成功。在当总督时，要装聪明，装通才天才，赢得更大声誉、更大资本，才能晋大阶升大官。所以，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乘胜就成了总统，当了总统，乘胜就当了皇帝。

值得补议一下的是：吕不韦弄《吕氏春秋》，手段还不算高明，吕氏只当召集人，并不懂得把自己当著述者，在吕氏那里，人家的智是人家的，自己的智是自己的，一是一，二是二。袁世凯则不然，自己的智是自己的，人家的智也经巧取豪夺成了自己的，这才是“真聪明”，这聪明不但给自己长脸，而且给自己省钱！据说，袁氏之书成后，袁氏赠者数十金，其人嫌其轻，袁氏便怒曰：“此书全系发挥我之意见，间有参考之书，亦我所指点采择，君不过一抄书之吏耳！”某君闻言，不敢与论而罢。怎敢与论？袁世凯能文能武！来文的，可讲上述道理，来武的，可要小心你的脑袋！据说，张二江著有《下级学》，胡建学著有《胡建学文集》，其著述方法是否沿用袁氏方法，不得而知，其书是否有秘书，也不得而知，即或有之，恐怕也是“不敢与论而罢”。人家官大权大，不要说著作权，恐怕连“酬金”也是不敢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