睥睨王者 放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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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战国中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宗师。在诸子百家中，孟子以能言善辩著称，他缜密的思维、滔滔不绝的言论，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然而孟子的个人魅力并不局限在善辩，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能在复杂的论辩中纵横捭阖，置对手于理屈词穷之境，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浩然之气”。睥睨王者，磊落恢弘，正是有了这一浩然之气，孟子面对君王卿相，不卑不亢，保持着自己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孟子虽然四处游说诸侯，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却从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人格独立为代价。凭借着豪迈的大丈夫气概，孟子在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里，傲然屹立，不媚于世，令后人钦佩。
解读孟子的精神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在君民关系上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把民本思想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开启了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先河。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为此他提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同上）的主张。认为对君主不能阿谀奉承，要敢于犯颜直谏，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孟子在君臣关系上的论述，超越了孔子一再强调的“君君，臣臣”，“君使臣，臣事君”（《论语・八佾》）的君臣主仆关系，把君臣放到了对等的地位，强调君臣在人格上的平等独立。对于那些以权势、地位相胁迫的发问、召见，孟子更是不屑应答，彰显了个性的尊严。他曾明确提出对有损士人尊严的五种提问坚决不予答复，即所谓“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孟子・尽心上》）。有一次，齐王欲见孟子，由于礼敬未周，孟子便托病不见，坚持非礼之召不往，表现了他傲岸的个性。
在孟子看来，他眼中的君臣，只是政治地位的不同，人格上并无依附性，因此，他要求自己为王者之师，而不是王的臣仆和奴役。《孟子・离娄下》载，曾子居武城，为其地大夫的宾师（老师），其地大夫对他“忠且敬也”，当地有越寇来攻，曾子从容而退。寇退，他又从容地回去。子思居卫国为官，当地有齐寇来攻，有人劝他离开，子思不从，表示要协助国君守城。孟子说：“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官员是国君的下级，受其俸禄，履其职守：而当政者的老师和宾客则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也无此责任。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高了百姓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发言权。他认为，贤者参政的推荐选拔权，不能只听命于国君，也不能只听命于权臣、大夫，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这种以百姓意愿为旨归的思想，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却把春秋以来逐渐勃兴的民本思想推向了高潮。
在处世态度上，孟子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孟子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如天下有道，政治清明，仁政得以实现，有德者应积极入世，将内圣之道转为外王之治，依靠自己的官位来建功立业，从而为天下人谋福利。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德性主体难以转化为政治主体，内圣通往外王之路被堵塞，士大夫则应不为“污世”所习染，不仅要独善其身，且能以自己的美行懿德来影响世人，即“修身见于世”孟子毫不阿谀逢迎、趋炎附势的亮洁人格使其文章的语言率真爽直。可以说在《孟子》中找不到一句摧眉折腰，违心背意之言。
由此孟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而且影响深远的理想人格理论――“大丈夫”理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一个人要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必须培养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以使人产生足够的自信和强烈的正义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而孟子本人，正是一种大丈夫的典型。游说诸侯，唯道仁义而已；谨慎操守，洁身自好。富贵不足以动其心，贫贱不足以变其节，威武权势也不足以使其有所屈从。这是何等令人回肠荡气的人生誓言和胸襟，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
孟子虽有心致君尧舜，但不会为了名位权势，或是政治理想而卑屈迁就。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词拒绝。（见《公孙丑下》）孟子所说的“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大丈夫性格和气概。孟子认为：“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追名逐利是一般人的本性，但对孟子来说。“义”才是人生最可贵的品质。何谓义？义者宜也。合适的就去做，不合适的就不去做；义利可以则两全则受，不可两全则舍利取义。对于当时士人不择手段谋取富贵的现象，孟子作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这一著名的“墙间乞食”的故事，也正是孟子讽刺以手段谋取富贵的人。孟子一生与君主的对话论辩，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士君子之人格魅力。“民贵君轻，君臣对等”表现的是独立勇敢的人格。
孟子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可是到了封建专制的后期，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独立的人格，还随时可能被廷杖、诛杀。明代皇帝朱元璋在朝廷上可以任意廷杖知识分子，说明专制政府的统治者独断专权，知识分子得不到尊重。朱元璋读到《孟子》里君臣之间的对话，就要把孟子轰出孔庙，并让学者删减《孟子》。而知识分子也往往为五斗米而折腰，只要能够引其入宦者，可以不问其出身、道德即投身其下；看重利益，只要与其有利者，可以接受黄金贿赂，不问国家兴亡。更有甚者，为了巩固自我权位，与贵族权臣联合，或藉联姻结合势力，士之超然独立性自此沦落。
可是孟子凭借无所畏惧的大丈夫气概，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第一块碑石和路标，粪土当年万户侯，敢对权势者说不，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树立一个新的楷模。纵观专制时代多少朝代更迭之中，如墙头草般的投机分子及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相形之下更显示出孟子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足以光照千秋，给知识分子以高大、健全的英武之气，让人回肠荡气，豪气干云，成为千古知识分子追求的典范。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可是他的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孟子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