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宗教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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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佛教与基督教都是外来宗教,但是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却有很大的差别,造成两种宗教传播差别的原因很多。从各自翻译史的角度来尝试论证翻译过程是造成两者传播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佛教翻译 基督教翻译 翻译过程

一、引言

佛教和基督教这两大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需要将其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译成中文,同时为了辅助传教,也将国外的科学、哲学知识等介绍进了中国,这样就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两大高潮: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佛经翻译高潮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科技翻译高潮。这两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中国的翻译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翻译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却有很大的差别,造成两种宗教传播差别的原因很多。本文从各自翻译史的角度,来论证翻译过程是造成两者传播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方便对比研究,本文将天主教与基督教翻译过程合并研究。

二、佛教翻译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

我国佛经翻译确凿可考者,应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波斯人)译《明度五十校计经》始(桓帝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开后世禅学之源,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般守意经。他所译的经文质朴而不粗俗,因而被称为直译的鼻祖。后来,月支国人娄伽谶来中国,他译的《般若道行经》开后世般若学之源。

三国时期的支谦,西晋时期的竺法护都是杰出的佛教翻译家,他们对于佛教的流传贡献很大。

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符坚成立了由道安主持的专门的译经机构――长安译场,中国官译首开于此。道安推荐并组织众多译经大师从事翻译工作,在他主持译场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公元339～409年)。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并成为四大佛经翻译家。我国佛经翻译从公元148年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开始,到前秦为止,基本上都是采用直译法。姚秦时代,鸠摩罗什主持长安逍遥园官方译场,译经弘法,并育英才。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他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的面目介绍过来,对中国佛学的繁荣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鸠摩罗什译经极为谨慎,字斟句酌,语言精美,内容确切,他的翻译,力求忠实原文。见到他译的《法华经》的人说,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他还进一步完善了译场,原来的译场只有口授、传言、笔授三个环节,他增加了校对这一环节。译完作品之后写上译者的名字也是从他开始的。

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一阶段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唐代佛教的发展,使译经活动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比之前代,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峰顶。其特点是: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译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如《大般若经》一部就有六百卷之多;符姚时期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得更为完备;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有两名都出在唐代;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玄奘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玄奘翻译的特点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他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思就是译文要忠实准确,通俗易懂。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开始组织译场,翻译印度佛教晚期的经典,于是恢复从唐代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活动。“从太平兴国七年起,逐年都译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宋徽宗重道轻佛,国事艰难,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时断时续,直至徽宗政和初(公元1111年)为止。到了南宋,记载中已见不到一部译经。

明代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很少几部佛经。至此,梵经汉译,已是月落鸟静。

三、基督教翻译

大约公元633年(唐贞观九年),一批以阿罗本主教(Bishop Alopen)为首的聂斯多尼派(Nestorianism)教士从波斯(现称伊朗)来到中国长安(现今西安)传教,传入中国的聂斯托利派被称为景教。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尊经中「诸经目录,记载当时已有35部经典译成中文。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景教也从此销声匿迹。

13世纪中叶,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主教(Bishop John of Montecorvino O.F.M.)于1294年被教宗尼阁四世(Nicholas IV) 委任为特使,带着教宗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亲笔信抵达汗八里(北京)。他随即获许在元朝帝国境内传教,史称也里可温教即天主教。他在中国除传教外,也有翻译的工作。他曾在公元1305年给教廷的信件中提及他已将新约及圣咏译成了鞑靼人(今称为蒙古人)的通用语言,并且采用于礼仪及宣讲中。然而这些译本一直未见流传。经过元末战乱和王朝更替,也里可温教渐渐地销声匿迹。

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耶酥会士沙勿略先后到过中国和日本活动,他是近代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人。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Rev. Michel Ruggieri)及利玛窦(Rev. Matthaeus Ricci)到达广东肇庆。罗明坚是第一位以汉语着述的天主教传教士,他所写的《天主圣教实录》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要理书,成书于1584年。在1676～1680年期间,耶稣会利类斯神父(Rev. L. Buglio)翻译了数本礼仪用的经书,其中如《弥撒经典》(Missale Romanum,1670)、《司铎日课》(1674)、《圣母小日课》(1676)、《已亡日课》(1676) 等,与《天主圣教实录》同样都只翻译了一些圣经片段。

明末清初在华活动的耶酥会士以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最知名,他们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他们都没有将事业放在圣经翻译上。

18世纪初在法国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巴设神父(Rev. J. Basset)翻译了较为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但这本译名为《巴设译本》或《史罗安手抄本》的圣经并未正式付印。

19世纪后期的圣经翻译日渐蓬勃,更多神职人员,甚至平信徒皆有分参与其中,当中有王多默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翻译的四福音及宗徒大事录,也未付印。还有李问渔于1897年译就的《新经全集》,《四史圣经》(1900) 及《宗徒大事录》(1907)。之后较有名的译本有:马相伯的《新史合编直讲》(1913?)、《救世福音》(1949?);萧静山译的《四福音》、《新经全集》(1922? );吴经熊译的《圣咏释义初稿》、《福音》及《新经全集》(1946)。

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即着手翻译圣经,于1813年将新约译好;旧约部份与米怜合译,至1819年完成所有翻译,整本圣经在1823年于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马礼逊自言较着重“正确明了原文的意义、感觉与精神、用普通大众的文字;避免使用宗教与哲学专门名词”。

《思高圣经》(思高译本现今最通用的名称)的翻译工作由意大利人雷永明(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主持翻译,并组织一个有华人参与的圣经学会,帮助他修改译稿,这个学会诞生于1945年,正式成员有李士渔及李志先,非正式成员为万次章、李玉堂及刘绪堂。他们修改雷神父译的《圣咏集》,并于1946年完成并出版。

四、对比研究

通过比较佛教与基督教翻译的过程,笔者发现佛教之所以比基督教传播的广泛和深入,佛教在翻译领域上有以下几点优势:

1.译者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佛经的翻译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而基督教的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2.机构

十六国时期成立的长安译场是中国官译的开始,佛经翻译由私译转向官译。从私译转入官译,表明佛经翻译从此获得国家财力支持,资金来源方面已无后顾之忧,佛经翻译自道安开始繁荣兴盛也就顺理成章。相比之下,基督教在圣经翻译方面几乎没有成立过专门的国家机构,也没有得到过国家财政支持,翻译力量可想而知。

3.理论

我国佛经翻译从《安般守意经》开始,到前秦为止,基本上都是采用直译法。道安善于总结经验,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开翻译标准讨论的先河。

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他精通华梵两种语言,主张翻译时只要不违原义,对原文形式毋须复制。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并提倡译者署名,以负文责。

玄奘他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主张以“信”为主。他的特点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思就是译文要忠实准确,通俗易懂。

反观基督教的翻译过程,基督教传入之初国人名士大多不精通西文,或由外国人口译,他们笔述;或西士笔译,他们润色;或共事合作。因此,没有给后人留下有关翻译的理论著作,但圣经翻译过程中并非无规则可寻,在《思高圣经》译本、《国语和合译本》、 《神天圣书》、吕振中译的《新约全书》中都制定了翻译原则。

4.数量与范围。

我国古代佛教翻译的对象主要是印度佛经,而且数量惊人。东汉时期,安清(安世高)来到中国洛阳,翻译了30部41卷佛经;月支派里的竺法护是杰出的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鸠摩罗什的译著有《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学者真谛来到中国,译了49部经书;玄奘回国后在大慈恩寺内领导几千弟子从事佛经翻译,共译出75部,1335卷经文;宋朝“从太平兴国七年起,逐年都译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译出五百余卷”。据黄心川在《印度佛教哲学》中的统计,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译自印度次大陆的佛经达1 500多种,5 700多卷,再加上失佚的卷本,佛经翻译曾经的辉煌可见一斑。

而基督教在中国并不专一于宗教翻译,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之外,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采矿冶金等学科,共计翻译西书437种,其中纯属宗教的书籍251种,占总数57%;属真然科学书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131种,占总数30%;属人文科学者(包括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55种,占总数的13%。

五、结论

通过上述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翻译的规模,持续的时间,翻译的数量以及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方面,基督教都无法与佛教相提并论。因此,虽然在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上,造成佛教优于基督教的因素很多,但是翻译行为本身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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