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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旭辉:永远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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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 “新具象团体”和“西南艺术群体”代表人物毛旭辉在炎黄美术馆举办了回顾展《川逝:大毛的艺术》,由高名潞策展,展出了他自1982年以来不同风格阶段的八十多件作品。经过了个展的回顾性梳理,毛旭辉现在借由即将开展的“艺术长沙”,让他为此“特别订制”的新作登台亮相。

组画《永远》由20幅尺寸2-3米大小不等的油画组成。目前已经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二,还需要进一步斟酌作品整体充实度、最佳的组合方式和最合理的空间运用。这组作品是他今年下半年的工作重点,为此推掉了好几个展览活动的邀约,全身心投入其中。毕竟这是一个需要耗费巨大精力并寄托厚重情感来创作的题材。他说,这是一次精神告别。2009年9月,毛旭辉到北京出席好友张晓刚的佩斯画廊个展《史记》,其间母亲突然病危,等他赶到家,还是错过了见她最后一面。这件事给毛旭辉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直到现在,他还常常思考这个终极的不解之谜――“永远”有多远?在他的回顾展中,他把自己的创作划分成三部分:“圭山”系列为代表的“告别乡土”、“家长”系列为主的“告别权利”,还有就是最著名的“剪刀”系列象征的“告别自己”。这一次,新作《永远》意味着“告别母亲”。毛旭辉侧重物象的叙事象征手法往往描绘的却是宏大深邃的命题,关乎“时间”、“生命”和“永恒”。这次,他用放置在不同场景中样式各异的椅子和床来表现,它们或立或卧,形态不一。这类生活中普通寻常的物件,如同他早年的标志性形象――剪刀,总是能够以小见大。《永远》画到现在,他依然试图在每天的工作中慢慢接近这个主题,持续地追问。过程既是结果。

即将开始的“艺术长沙”之旅,并不是毛旭辉第一次到长沙,1970年代他就曾怀着对的崇敬之情瞻仰过这片伟人诞生的土地。后来,他还一直想去凤凰,去寻找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可惜未能成行。最近两次去长沙考察展览场地,他发觉长沙已然没有了记忆中的样子,如同中国的每一座城市,

没什么特色,只记得天气不太好,相比他常年居住的昆明,就像是一座没有天空的城市。

说到昆明,毛旭辉原本缓慢、略有停顿的语速明显加快。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工作在昆明,从未想过把工作室搬到北京。住在与长沙同为省会城市的昆明,毛旭辉对当代艺术在国内二线城市的尴尬处境深有体会。现今,昆明仅有的几家画廊推出的作品还是以“地方风情”为主,并不接纳更大范畴的当代艺术。他工作室所在的艺术区创库,尽管在当地赫赫有名,但是艺术家工作室数量已经从规模最大时期的三十多个缩减到如今的十几个。和他一样最早在这儿安营扎寨的老友叶永青几年前就带着失望和遗憾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因此,毛旭辉很明白在这样的城市办一个像“艺术长沙”如此大规模的当代艺术活动有多么困难。“这些城市并不缺有钱人,就是几乎没人愿意为当代艺术买单;也不缺观众,也许比北京、上海这些见惯不惊的地方有更大的参与热情”, 毛旭辉由衷地佩服谭国斌在长沙做成了,“很了不起。”

尽管因为昆明艺术活动的匮乏,他只能频频在国内外奔波,另一方面他也依赖那里的清静,安于自己在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主持绘画第二工作室的教职。他那些毕业后继续做艺术的学生也全都留在了昆明。他把他们称为“云南种子”。每年,这些在读或是毕业了的“种子”都会跟随他去距离昆明只有1个多小时车程的圭山写生,那里民风淳朴得“夜不闭户”。他们每次会在那里住上个把月画画,并不执着于“风情”,而是关注“山水”。毛旭辉并不鼓励他的学生当“北漂”,也不认为这样就能分享到更多机会。“老师我都心安理得地在这里画画,他们去北京折腾什么?我的这些学生都是云南人,他们都喜欢云南。我相信只要他们画出好作品,别人就能找到他,就像当年找到我一样。即便他们没有机会,我也会想办法让别人看到他们。”他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不断向想要结识他的画廊和藏家推荐自己的学生,其中已有四五人被北京、上海或台湾的画廊。去年年初,中艺博(CIGE)董事长王一涵和张晓刚到昆明拜访毛旭辉,他开车带他们挨个走访学生工作室,后来有几位被选中参加了在CIGE举办的群展《我的风景,我的乌托邦》。自此,陆续有藏家开始注意到云南这批“80后”年轻艺术家。去年,他为学生策划了好几个展览,例如9月在对画空间策划了8位学生参展的《过桥米线:云南年轻艺术家作品展》;今年3月,这家画廊又为女艺术家马丹做了个展;同样在3月,他又带领自己的得意门生参加了台北索卡艺术中心的群展“云南种子”群展,让他们的画作与自己和张晓刚的作品挂在一起;今年5月,他的学生李瑞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个展《水风空落》。现在,毛旭辉又在策划两位学生情侣8月份在新加坡的联展。谈起自己的学生,毛旭辉说得远比聊自己的创作话密,言语中满是骄傲和欣慰。在他看来,“我的学生就是我创作的一部分。我对他们传播我的想法,我领他们上路。我把他们这些云南种子撒到更广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