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没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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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的菜地里没有菜了，靠门那块结了一层光滑的冰，是泼出去的水夜里结成的。没有结冰的地方，散布着狗拉出来的粪便，大多是干枯了的。围着园子的篱笆挂着枯死的瓜藤。一只果子挂在上面，冻得硬邦邦的。据说园子绿色时吸引了很多人来，但我没有缘分看到。我到来时已经是冬天，是现在这样子。
我用铁夹夹一块煤球出去。我的举动已经像一个北方的婆娘了。我将遮住门口的竹帘子挑开——我讨厌这种竹帘子，它让我出入很不方便，特别是手里端着一盆脏水时，我得先将盆放在地上，将帘子挑开，再端起盆弓着腰，让背脊先出去，这样很麻烦。我挑开竹帘刚要出去，对面门的女人就走了出来。她两眼浮肿，高大得像一头野兽，昨天将烫过的短发染成黑色，给人虚假的感觉。她看着那块红色的煤球，问：“夹的哪一块？”
“上面那块。”
“你怎么能夹上面那块呢？”
她伸手过来，我将铁夹给她，她将煤球夹回我房间里，将炉子里三个已经熄灭的煤球夹了出来，敲出两块，将一块放了进去，又将我夹出的那块放进去，再将一块新煤球放在上面。
“你从来没烧过炉子吗？”
“没有。”
“你们广东冬天也不烧炉子？”
“不烧。”
“不冷吗？”
“冷。”
“你们广东人这样懒惰？宁愿冷也不烧炉子？”
“反正没谁烧过，可能是湿冷，烧了怕室内到处是水珠吧。”
长在南方这么多年，还真没想过我们为何冬天不烧炉子。这个女人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希望我的回答合情符理。
她果然不再问，说：“既然你不会，我得教你，上面那块还红着，不能丢，得靠它来点着新煤球。将下面的铁盒子打开一点点，让炉子通风旺火，你出去时再将铁盒子关上，用小铁圈将炉子盖住，火就能留到晚回来不熄灭。”
“你们真笨！”她的口气里充满着对我愚蠢的蔑视，我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说什么。我得依赖她教会我一些日常里的事情，譬如怎样烧炉子。水笼头在菜地边，水一结冰它就被关掉了，每天得等她的胖子老公去打开井口下面的水笼头才能取水。还有那条狗的死也让我内疚。说起那条狗，真有点邪。我进入院子的第一晚，她那条母狗凶凶地向我喊叫，要咬我似的，我被它叫得火起，就恶狠狠地说，再叫我就杀死你吃肉。广东人喜欢吃狗肉，人人皆知。第二天一早，胖子在院子边缘掘了一个坑，将什么埋了进去。南北的人生活习惯有所差异，我对他的举动很好奇。他往坑里填土时，我问他干什么。“母狗昨晚还好好的，今早却死了，我把它埋了。”他说。我顿时感到有点不祥，而且有点不安，总觉得昨晚我说杀死它吃它的肉，将它吓死的。胖子说：“它听得懂人话的。”我更加不安了，总像欠了他们，还不清似的，我还隐隐不知北京此行是凶是吉。
女人教我用大铁圈盖上炉子，就出去赌钱了。她是一个好命的女人，胖子白天在外面做生意，晚上回来还舀水帮她洗头，可是她经常出去赌钱深夜不归，这种活法又让我看不起。但我的活法不一定就很有意义。我在南方溪城文化馆工作，二十几年前按照我祖母那代人的说法，我就是做同志吃国家粮了，在村子里很了不起的了，只可惜我祖母那代人去世多年，根本没看到我今天做“同志”的无奈。我老家村子里人人都住上新楼房时，我月工资还不到一千元，溪城鲜鱼已经卖到三十元一斤，猪骨涨到二十八元一斤，牛肉价更高，不敢问的，连青菜也卖到三四块钱一斤了，那点工资养得活自己，养不起孩子，更买不起房子。溪城现在的房价由几年前的七百元一平方米转眼涨到了三四千元一平方米，这种不怀好意的大涨让人不知活着是好还是坏。我已经工作二十年，我计算过了，从最初的月工资一百多元到现在的一千元左右，即使我不吃不喝，将工资都存起来，也买不起六十平方米的房子。这种情况下，文化馆里的十一个在职人员，有六个变节了，要求出去私捞，馆里长年没事可干，馆长就开明地让有本事的人出去捞钱，既能养家，又能多为国家纳税，是变着法儿为国家作贡献，条件是所有出去的人每月要交两百元回来给值班的人分，也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文化馆里留下来的，除了馆长，就是几个没文化的人，于是有人传说，文化馆是没文化的地方。那已经不关我的事。
我用铁圈盖好炉子后就挂着袋子出门。北京很冷。我走在宋庄的街上冷得像跳蚤一样蹦跳时，溪城的人可能还穿着秋衣在太阳底下淡定地走路。
我能来北京，源于我到天津去领了一个小说奖。天津离北京那么近，顺便到京城里来看看。我在北京逗留，是想看一场雪。我要将自己放进童话里幸福一场。我要等着在那场雪景里拍几张照片，拿回溪城让从没真正见过雪的朋友看，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很赞同我的虚荣心。
我决定长期留下来是一种意外。那天我走在丰庄的桥上，心想我在北京能找到什么活儿留下来呢？那时胖子背着背包风尘仆仆地要赶去什么地方。他一边走一边望着桥下的车流。我撞着他时我大吃了一惊，胖子也大吃了一惊。他吃亏了似的大叫起来：“你干什么呢？”我也反问他：“我想问你要干什么呢？”“我要去古玩城定商铺，你撞伤我，误我事你赔得起吗？”没想到胖子还有些幽默。我说：“商铺？什么回事？”“想做生意就去定商铺，你这个都不懂吗？”“你做生意？真了不起。”我的赞美让胖子对我产生了好感。他说：“如果你也想做生意，正好赶上，轮到我选时，我帮你也选一个。”就这样我跟胖子去了古玩城，选了一个铺位，决定留在北京。
胖子见我什么都不懂，就带我在卖各种旧家具的地方逛了一圈。这一逛令自己大吃一惊，原来所有旧的东西都能卖，农村里扔掉不要了的旧凳子，旧木桶，旧柜子，甚至旧牛绳子，天啦，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居然还有这样的市场。我马上想起乡下祖辈女人陪嫁的旧木箱，都是木质很好的用黑色油漆漆过的木箱，陪着她们一路哭嫁进了夫家，属于中国粤西地方的风土文物了，或许能卖。我母亲那代人用过的月经带子，也算是历史文物了，也可以卖吗？胖子指点迷津地告诉我，一些旧碗碟也能卖钱的，叫我回家乡去看有没有那些被无知的村民忽视了的古物。胖子像个正经厚道的人，加上我从来不防人的，很相信他。为了便于向胖子请教，我租住在胖子夫妇对面，然后回到溪城来，一反以往睡懒觉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乘坐公共汽车到海边去。在很多年前，我看见一群博物馆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从当地居民手里拿走了一些碗碟，他们说这里是一个古窑场，我喜欢古物，就记住了这个地方。我像贼一样拿着纸皮箱偷偷摸摸来到这里，寻找本地居民挖地建房子时扔在树丛中的烂碗片。它们因为埋藏于地下上千年而变得厚重和古色古香，我马上像葛朗台热爱他的银子一样爱上了它们。
我弄了几纸箱，还从当地居民手上买走了几件完好的碗子。我幻想着这些东西能让我发财，最好能赚二十万元，就可以在溪城买到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我一买到房子，就优悠得像那些退休后要给自己写自传、妄想自己死后事迹能流传千古的老家伙一样，写一下自己过去日子里留下的一些记忆。那些记忆是很美好的，就像七十年代的黑白照片，色彩很旧，但照片里的人年轻、正经、亲切，很让人怀念。
我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才到大北窑车站，在大北窑站转车要坐二十多分钟才能到古玩城。
我没有直接到古玩城，在半路就下车到潘家园市场去。北京人吃饱了就喜欢玩工艺古董之类的东西，因此想赚钱的人将各种离奇古怪工艺品摆得遍地都是。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我居住的溪城人看来匪夷所思。有两样东西溪城人肯定没见过，就是那两种豆。一种是扁扁的，大小如铺在路上的卵形石子，成堆地摆在路边卖，看你是外地人，就叫价二十元一颗，讲价能讲回十元钱一颗，十元钱硬拿两颗，档主也非常痛心地让了，见是当地人，这种豆子就卖两元钱一颗。这种豆子不是买来吃的，是买来放在手里玩的，玩的时间长了，浑身闪闪发光，像玛瑙一样漂亮了，可以卖两百元一对。另一种豆更加昂贵，形状仍然似卵石，但比前一种厚实，硬邦邦的皮很粗糙，磨去表皮后，就很光滑好看了，花纹像燕子蛋壳，能卖五六十元一颗。刨掉表皮里面的肉晶莹洁白，或是闪亮的棕色，在上面刻龙蛇鸟兽或佛像，比精美的玉石更加好看，贵的能卖千把元一颗。就连我们常见的核桃也摆得遍地都是，但比我们平时吃的核桃有形有款的，叫核桃王，放在手里把玩，玩的时间越长越值钱，品相好的能卖上万元一对。
我在市场里挑了几串蜜蜡，也就回来了。至于那些古董，我不敢随便下手，得叫胖子帮我看。胖子说市场里摆卖的没有几样是真东西，都是假的，古玩城的人都在这里拿便宜货，放在商铺里当作真货高价来卖。古玩城每天冷冷清清的，顾客不多，很多天也骗不到一个人，但骗一次就够吃很多日子的了。我对自己是否能骗到人很担心，胖子说，北京不懂真假货又想花钱买古董的有钱傻子很多，卖家一点也不会亏本，于是我也想跟着他学这种勾当。
我回到古玩城，在自己的商铺里将古董摆上。离开业还有半个月，很多铺位还是空着，可知生意人的淡定，也有人迫不及待地布置好，锁上门人不知去向，只让里面的假古董透过玻璃门美丽夺目地扑人的眼睛，古色古香。我摆的是宋代古窑里出来的碗碟，却不知是否能卖钱。
我的商铺不大，十二平方米，摆上磁器，再挂几幅画就满了。画是从宋庄的画家村买来的。那里的画很多，摆得满街都是。我想象着开业后，一边守着铺子一边写小说，是多么安静美好的事情。
我摆好东西后胖子就提着一只鸟笼进来了，他的头发在脑后扎了一把，今天戴了一顶红军的帽子，那颗红五星端正亮闪地缀在帽子上，让我想起《闪闪红星》里的冬子。他的商铺就在我对面，有空就提着鸟笼到处炫耀笼子里那只会叫的绿色鸟儿。他说是一百元在花鸟市场买来的，玩了两天，再到那儿就有人要给五百元买走，他不肯卖。他说钱有时是在玩乐中赚来的。他请我去看看他的店。
胖子的店里全是旧东西。有一只梯形大木柜，皮脱得花碌碌的，庞然大物，要架着梯子爬上去才能拿到上层的东西，不知是哪个年代的古物，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有一张旧木床，是过去有钱人用过的，当然，最先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已经作古，后来跟着睡的人也已经死了。这种床已经累积了很多代人的恩怨，按照我村子里的旧俗，这种床早就要搬出去烧掉了，但是胖子的店里卖的都是死人的东西，旧长凳，旧木箱，旧木门，当然木质都是很好的。胖子睡的这张床，他叫价三十万。我怎么都不相信有哪个傻子会花三十万元来买一张有很多死人睡过的床，这种床摆在家里是多么可怕和不吉利啊。还有一只破烂不堪的衣柜，缺门缺脚了，胖子叫价也三十万，说那是黄花梨木做的。
我坐回我的店铺里，俨然一个久经沙场的商人，淡定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文化馆的电话。我的馆长在电话中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明年要加工资了，所有外出的人员都要回来上班了。”我向来说话利索，这下我结巴起来：“加、加多少？”“四百元左右吧，你中级职称，可能会多些。”“我的商铺怎么办？还有我买的货。”“那我就不知道你了。”
我像站在潮头被海浪猛然冲击了一下，感到一种坚实的力量和疼痛。
我最后决定将铺位退掉，将东西运回去。胖子叫我将东西留下来让他帮我卖掉，铺位帮我出租，让我赚一些钱。胖子说得非常诚恳，我就同意了。但胖子又追加了一句说：“你要想好啊。”这句不确定的话让我很不安，我便决定将东西处理完了再走，胖子马上说，你这样不相信我啊。胖子教会我不少东西，我当他是朋友了，他的话让我不好意思，于是我就将东西留下了，胖子脸上有了满意的笑容。
我走出古玩城，望望天空。十二月底了，我来北京也快一个月了，可是天空天天都如此晴朗，太阳天天那样明媚，这让我很焦急和痛苦——至少让我看一场雪吧。这样冷的天，河里都结了厚厚一层冰，抄近路的人都可以在上面行走了，为什么还不下雪呢？
工资提了，如果能提五百，我能拿到一千五百元左右了。我能买房子吗？我计算一下，发现即使从我一开始工作就已经一千五百元，攒到现在还是没法买一套房子，我有点凄然了。
我登上了南回的列车。此行算什么呢？我想起那只死了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