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峰:“归类”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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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小归类”转向“大归类”的道路上，他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高瑞峰的办公室不大，甚至可以用“局促”来形容。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内，装有各种书籍、文件的柜子就占据了大半的空间，一张不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电脑、电话等办公用品，有客来访时只能打开折叠椅“招待”。然而就在这样一间“小”房间里，高瑞峰正忙着一件全国海关和外贸企业都能受益的“大”事。

1987年，高瑞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合资企业工作，一待就是四年。那时，正是中国外贸扬帆起航的年代，他所在的公司也正处于筹建阶段，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虽然很辛苦，但却给未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现在积累的这些商品知识大部分是那段时间学习的，从基础建设、跑项目到生产，各个环节的工作我都做过。”

1991年，他考入了天津海关，几个月后，他就参与到了筹建海关化验中心的工作中。当时，全国海关只有一南一北两个化验室，北方海关所有需要鉴定的货品都要送到天津。商品归到哪个品类直接关系到企业缴纳关税的数额，常会产生争议，包括高瑞峰在内的五六名化验人员要对纺织、机电、化工等几十个品类的商品进行化验鉴定，工作量非常大。

这一干就是10年。

积累、实践、沉淀。

2001年，天津海关成立归类分中心，高瑞峰也升职为副处长，主管归类分中心的工作，巧的是，这一次还是筹建。“我就是在‘筹建’中锻炼出来的。”想起当年忙碌，他笑谈。

业务扩大了，面对的问题也多了起来，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提高商品归类准确率与效率。当时，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国际市场份额的增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国际上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也越来越多。“这些贸易冲突与纠纷，相当一部分是以商品分类的形式出现的。”如何帮助外贸企业规避这一问题，在通关环节如何有效提升效率，高瑞峰带着他的团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那时我就想，如果将来商品归类也能像新华字典一样做成一本书，可以随时查阅，对海关，对企业，都太棒了。”然而，从当时各方面条件来说，时机还不成熟。

虽然如此，为梦想铺路，高瑞峰开始潜心研究商品归类工作，并编写了他人生的第一本海关专业用书——《常见纸张商品归类化验指南》，方便海关工作人员提高审单查验技巧，明确取样化验的针对性，统一归类尺度。书出版后效果很好，之后，他又带领着团队主持编写、编著了多本海关专业用书与培训教材。

2003年，高瑞峰在《协调制度研究与商品归类》上发表文章，名为《关于归类职能管理中的风险管理工作模式和方法研究》。2006年，高瑞峰又在同刊发表了《构建科学的风险管理运行机制大力提高海关工作效能》的文章，不但分析了当时海关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还进一步提出发挥网络信息化作用，建立与H2000对接的风险管理系统等解决方案。同年，他被调到海关总署关税司工作，可喜的是，他的方案也终于获得了海关总署领导的认可。

调到总署后，高瑞峰任关税司商品归类处处长，自此，他就一直留在了北京工作。由于家人都在天津，年过四十的高瑞峰又过起了“单身”生活。每天吃食堂、住宿舍，两点一线。“这回倒方便了，每天下班不用管家里的事，加班多晚也不怕了。”

有了更多的时间，高瑞峰就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组织全国海关系统专业人员建立进出口商品归类系统上来。“当年，我只想到编一套‘字典’，让海关、让企业查起来方便，现在，我还想让这些全部‘上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商品归类并非单一职能部门的事情，与海关许多业务部门相关，属于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验估行为，哪一环节都应该有科学归类思想，做到不偏不倚，才能保证准确归类。

八千多个税则号列，几十万种商品，高瑞峰用了几年的时间组织调动相关业务专家，制定相关标准，编写教材……每项工作他不但负责统筹布置，并且都积极参与。“我们把全国海关所有的归类决定、世界海关组织的归类决定，以及从报关单数据库抽取的内容，做成一套系统放在网上，有授权的报关企业可利用这一平台进行商品归类，海关审单、查验、缉私、稽查等部门也能随时查阅。”

“他是个工作起来就特‘忘我’的人，不管什么工作都是带着大伙一起干，身体力行，写材料、熬夜，烟抽得也很凶。”天津海关归类中心的洪静与高瑞峰共事多年，高瑞峰调到海关总署工作后，有一次洪静在北京见到他，发现他居然不吸烟了，很震惊，“我们谁也不相信他能戒烟，二十几年烟龄，说戒就戒掉了。他做什么事都是这样，非常有毅力。”

“为人随和、低调，工作认真、严谨，从没看他休过假，就是体重年年见长。”工作中是同事，生活中是朋友，他身边的人说。

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中国海关进出口商品归类系统已经在全国海关应用，预归类服务系统已在天津、大连、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六个海关上线试点。通过预归类系统进行预归类后，进出口商品可以直接通关，节省了企业通关时间，节省海关人力，试点效果明显。“我们下一步将把这项工作逐步推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