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读书相伴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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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梦想，最初是在宁波市郊三官堂那座即使在当时看起来也无比简陋、无比破败的校园里开始生长起来的。

从１９６７年上小学，到１９７７年高中毕业，中小学的十年光阴，我的少儿时代几乎恰好与“”十年相伴随。在一个懵懂的年龄，我的记忆中收藏的是例如刘邓陶、彭罗陆杨的，请红宝书、请主席宝像、“天天读”这样一些事件和场景。大约８岁的时候，我获得了平生第一份学习奖品――一本开本比我当时的手掌还要小的红宝书“老三篇”，扉页上写着“奖给近郊区思想学习积极分子”。

我所就读的双屿小学，属于当时的温州市近郊区管辖。

这样的追溯也许过于遥远。但是回想起来，这样的事件和场景构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基本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记忆，也构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基本的精神来源和背景。当然，更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关于那个时代虽然贫乏但却十分生动的文学阅读的记忆。我的书柜中至今仍保存着《闪闪的红星》《渔岛怒潮》《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虹南作战史》等等“”时期的文学作品。除了《虹南作战史》，这都是一些曾经让我和我的童年伙伴们甚至是长辈们读得如痴如醉的作品。记得有一次，邻居一位杨姓同学的父亲把《闪闪的红星》还给我时，满脸喜悦地告诉我说，这本书他读了两遍。“”时候出版的著名作品，我读过不少，特别是浩然先生的几乎所有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欢乐的海》《大肚子蝈蝈》（这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集）等，我都曾读过，而且现在想起来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一本书我都读得十分痴迷。

连环画是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读物之一。我和弟弟曾经拥有过大约３００余册“”时期的连环画出版品，其中包括《三条石》《杨国福》《二十响的驳壳枪》《红山岛》《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等。在通往学校路边的乡村供销社的柜台里，瞪大眼睛发现一本本新到的连环画，成了我和弟弟童年时代的一大乐事。连环画的阅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上，曾经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

１９７７年，正当我高中毕业，心里盘算着如何打点行装，到哪个山村水乡插队落户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在几乎毫无准备、毫无压力、毫无期待的情况下，我以所读中学惟一被录取的文科考生身份，进入了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即后来的宁波师范学院，现已并入宁波大学）。

学校坐落在宁镇公路南侧，甬江之畔，那一带的地名叫三官塘。尽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报到那天走进校园，我还是感到十分意外。整个校园除了一座破旧的、空荡荡的礼堂之外，全是低矮简陋的平房，寝室、教室、办公室、阅览室等等，都散布于这些看起来已经很有年头了的平房之中。就在这座校园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充满遐想的四年读书生活。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开始启动，思想解放运动一波一波不断推进的激情年代，也是一个文学思想不断革新，文学新作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的属于文学的时代。在度过了最初的漫无目标、疯狂阅读、视力急剧下降的学习生活后，我开始对阅读的现状感到不满，并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学习方向和专业目标。这个时候，文艺学学科成了我的首选。大学一年级，徐季子先生、李燃青先生等主讲的文艺理论课，曾让我陶醉不已。徐先生授课思路开阔、大气磅礴，极富感染力；李先生授课学理严谨、思路绵密，引人入胜。这门课结束时，我以９６分的考试成绩位列全班第一。

这个成绩使我在思考自己本科时代的学习方向时，误以为自己具有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思考的某种潜质和才能。当然，我自己清楚的是，我对这门学科充满了兴趣和好感：一方面，它具有相当的思辨性、理论性，符合我喜爱理论思辨的性情；另一方面，它纵贯古今，辐射中外，人类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品等等，都在它的论述和统摄之中，这符合我偏爱艺文、寻求美感的人生趣味。于是，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把文艺学确定为自己的专业学习方向。

就这样，我把自己整天泡在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到莱辛、康德、黑格尔、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卢卡契，从陆机、刘勰、袁枚、王国维到朱光潜、李泽厚、钱钟书、王朝闻等的著作和文章之中，泡在了各种学术性期刊和报纸的阅读之中，并在这种阅读当中渐渐培养起了自己的判断标准和理论趣味。例如，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是我了解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入门读物。我很喜欢朱先生深入浅出、质朴清澈的理论文风，包括他那些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美学译著，如《柏拉图文艺论集》、维科的《新科学》、黑格尔的四卷本《美学》等等。我也特别喜欢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和著作。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美学论集》等著作都是我爱不释手、品读再三的美学著作。李先生独特的思辨色彩、充满激情和华美感的理论文体，使他和朱先生一起，成为我大学时代心目中的学术偶像。

就在高密度、大容量的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文艺学与美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和诸多学科内容覆盖上的交叉之处，而美学又与哲学有着学科上的从属关系，它们又都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文艺学、美学、哲学、心理学构成了我大学时代学术阅读的主要方向，并构成了我当时知识结构中的主要学科板块。

在阅读中我也发现，有的美学家的理论著作和思考脱离了对艺术与美的真切体悟和欣赏，而往往只是从概念和教条出发，于是观点机械僵硬，文风滞涩乏味。为了警惕和避免成为这样的研究者，整个大学时代，我在力图博览中外文学著作的同时， 也广涉音乐、美术、书法、建筑、影视、戏曲等艺术领域的各种知识，注重艺术欣赏和体验的积累。许多年来，我之所以对大学时代的生活充满了怀念和感激，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我感到，知识的汲取、视野的拓展、情操的陶冶、人性的美化获得了一种完美的融合。

一进入三年级，我的幼稚而又坚韧的学术研究欲望被不可扼止地撩拨起来。从三年级到四年级，我一边思考，一边摸索，一边尝试性地开始了学术性文字的练习和写作。记得第一篇“论文”题目是《创作方法的质的规定性不能取消》。一万余字的稿子写完后，忘在了课桌上，被班里一位同学发现，他当着许多同学的面惊呼“方卫平在写论文！”羞得我无地自容，心想真是太丢人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却迷恋上了这样与文字的亲近和搏斗，又陆续写下了《柏拉图文艺观点刍议》《自然的人化与自然的客观性》《浅谈艺术个性》《形象思维是用形象来思维吗？》《意识流手法与现实主义文学》等约２０篇学术性练习文字。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我还写过一篇《试论美的本质》，试图一举解决数千年来中外哲人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美学思想难题，真所谓“无知者无畏”。后来一位友人知道我在写这样一篇文章，想把它推荐给杭州大学的一位知名美学家看看，我硬是惊恐得不敢拿出来示人。也许，有时候“无知者”还是“有畏”的。

大学四年级时，我的六千余字的习作《浅谈艺术个性》经老师推荐发表在了学校的学报上。由于自觉文章浅陋，这篇处女作的发表并未给我带来多大的喜悦。但是，我的学术理想却从此被点燃了。

甬江之畔的那座简陋、破败的校园，在我毕业的时候，已经建起了新的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感恩之情――对我的大学校园，对我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