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旗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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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星何以分左右？

左旗九星，其中有八星属西方88星座里的天箭座；右旗也是九星，属于西方星座的天鹰座。左旗和右旗都在北天之中。

古代以旗字命名的星官有好几个，代表战争中军队旗帜的，除了参旗外，还有左旗和右旗。左、右两旗星之间还有一个军鼓——河鼓星。河鼓星之南又有天桴星，桴就是击鼓用的槌。四个星官旗鼓配置齐备，形成一副“正正之旗”、“堂堂之阵”的态势。

汉朝人称银河为“天汉”，《晋书 · 天文志》在描述其流向时，认为天汉发源于东方七宿天区，在箕宿和尾宿之间被称为“汉津”的地方分成南北两支，其中南支经过河鼓，北支经过左旗。事实上，左旗星的全体几乎都在南支，只是因为代表左旗的第一星（天箭座α）靠近天汉北支，而银河的南北两支在此处又贴得比较近，粗看上去容易混淆。不过，左旗星的确在河鼓星的东北方，右旗星则在河鼓西南跨越天赤道。

因此，若古人面朝北方的北极星，而且正好此时河鼓星在东方初升，那么向东方望去，就可以看到左、右两旗星正好从左、右两侧夹辅河鼓。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河鼓两旁的旗星才得以有左右之分。

旗星的成对出现

古代的星官有时是成对出现的，比如南河和北河，左摄提和右摄提，左辖和右辖。左、右旗星也是与之相似的成对星官，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一对星官的面目出现的。

《开元占经》引石氏曰：“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牵牛北。”在石氏这里，“河鼓”和“旗”是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星官的。当中“旗九星”并没说明是哪一旗，但右旗星正位于牛宿（牵牛）北方不远处，因此一般认为石氏系统的旗星指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右旗星。

与之相应，《开元占经》又引甘氏曰：“河鼓左旗九星，在河鼓傍。”这里左旗星的全称是“河鼓左旗星”，以别于石氏的旗九星。由此可见，至少在战国时代，魏国的石申夫和齐国的甘德对于旗星应取用河鼓星旁的哪一个星官，是存在分歧的。河鼓旁边的旗星，在甘、石各自的星官体系里都只有一个，而不是左右成对。

由三国之吴入晋的太史令陈卓做了一项影响很大的工作：整理、汇总、厘订了前代遗留的甘、石、巫咸三家星官。他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夫和托名巫咸的三家不同星官体系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描绘出了全天（当时的全天并不包括北半球不能看见的南天星空）的星官图。史籍记载，陈卓这次汇总得全天283个星官，共1465颗星，后世讨论恒星者均以此为基础。就是在这次汇总中，左、右两旗星官分别从甘氏、石氏系统中被纳入到陈卓的星图体系当中。可以推想，当陈卓看到甘氏说“河鼓左旗九星”，而石氏又说“河鼓三星、旗九星”时，便把石氏旗星重新定名为右旗星，那真是再自然不过了。于是，左、右旗星自此以后便以成对星官的面目出现。

河鼓、旗星与军事星占

无论是在甘氏系统还是在石氏系统中，左、右旗星都与河鼓星相提并论，在古代的战争中，旗和鼓也都是互相配套的。预测战争成败是中国古代星占学的重要功用之一，因此关于左、右旗的占辞也是旗鼓相配。

《开元占经》引石氏曰：“河鼓旗扬而舒者，大将出，不可逆。当随旗之指而击之，大胜。”这指的是右旗，《晋书 · 天文志》说此“旗即天鼓之旗，所以为旌表也”。比起左旗，右旗九星较疏离，呈现舒张的形态。石氏又曰：“河鼓旗星明者，则旗帜出，以日占其国。其星若戾，将军政乱，士卒强，将相凌。”旗星如何“戾”，令人十分不解，或许只是星占家故弄玄虚而秘不示人的模糊说法。所谓“戾”，就是人的情绪喜怒无常；如此不沉着，对于统领一军的将军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汉代的郗萌说河鼓星主军鼓，又主将军喜怒，这一点与右旗星的星占含义是相互照应的。

至于原先属于甘氏系统的左旗，《开元占经》只记录了甘氏短短的赞辞：“左旗幽谷，阻险隐逃。”《晋书 · 天文志》则说河鼓“左星，南星也，所以备关梁而距难也，设守阻险，知谋征也”。两者同时提到了“阻险”一词，也就是说左旗星与河鼓的左星有着某种联系感应，均与在险要之处设立关隘、桥梁守御，阻止敌军进犯有关。成书于唐代的《史记正义》在提到左、右旗时，说它们都是“天鼓之旗”；而在《宋史 · 天文志》中，左、右两旗星的星占含义不再有区分，均“主声音、设险、知敌谋”。从这些文献叙述的变化当中，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陈卓融合甘、石两个星官系统后所产生的影响。

彗星见于河鼓、右旗与武则天

河鼓与左、右旗星关于军事方面的星占含义，还体现在与其它天象的组合上。《开元占经》引《黄帝占》说：“彗星出河鼓，天下兵起，大将出谋，旗鼓立。若守之，有死将。”就是说彗星出现在河鼓星附近，将会有大将举旗造反。

据《旧唐书 · 天文志》载，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九月初一，京城长安附近万年县有一女子名叫刘凝静，乘白马、穿白衣，带着跟从的男子八九十人来到皇城中的太史局，大模大样地坐在正厅太史令主位，查问近来是否有灾异发生。见此情形，太史令姚玄辩将一干人等捉拿上奏。当夜，有彗星从天市垣划向河鼓、右旗，前后经过17天，这颗彗星才消失。

按照星占术，这本应该是显示有大将举旗造反的天象。三年以后（684年），高宗驾崩，皇后武则天废中宗，临朝称制。同时，功臣李世勣之孙、英国公李敬业起兵于扬州，以勤王为名反对武则天，当年即失败被杀。李敬业“造反”与彗星见于河鼓、右旗天象相符，但却不被史家联系起来并作为天象示警的绝佳案例。《新唐书 · 天文志》也简要地记载了这件事，而且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太史局是司职天文、历法、物候的机构，皇帝据其观测而遵守天道、敬授民时，其执掌职责并“非女子所当问”。

李敬业所反对的是武则天，在后代史家眼中，这并不是造反，而是恢复大唐江山的义举。由于史书编撰者的偏见，认为一介民女仗恃富裕却僭越本份，问了“非女子所当问”的天文、灾异，因而惹来彗星见于河鼓、右旗的天象示警。这似乎也是在暗示武则天废立李氏皇帝、临朝称制的非正统和不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