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美国 年轻的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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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晓
我曾在美国犹他州的某次年会上作过一个简短的演讲，开场白是这样的：“每次我从中国来到美国，心里都充满着一种矛盾与困惑。理论上讲我是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国家来到最年轻的国家，但观感却是如此地相反。在美国的城市里我看到如此多的历史建筑，而在我们的国家里放眼望去都是些十几年的新房子；在美国可以看到如此多的参天大树，而在我们的城市里大部分都是些新种不久的小树；在美国看到的同行有如此多的五六十岁的长者，而在我们的公司里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已经分不清哪一个国家更古老，哪一个国家更年轻了。”
台下传来笑声，但众人的眼神里不解的成分居多。中国怎么会比美国年轻?但仔细想来，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每年七月初，大洋彼岸的美国便会得意洋洋地庆祝自己年近三百的生日，到了十月份我们也会兴高采烈度过自己还未到六十的诞辰。50多年前的改天换地，并非标志着我们这个民族自身脱胎换骨过程的结束。我们曾在40年前把自己身上里里外外的一切都卸下来，放在脚下死命地踩。那似乎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壮烈场景。30年前我们似乎终于在剧烈的阵痛过后有了新的生命迹象，我们开始用婴儿般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如此陌生。20多年前我们像一个好动的孩子，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都想动一动、碰一碰。偶尔摔一跤也很快就爬起来了。10多年来我们已完成了从走到跑的转变，年轻气盛的我们一跑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所迸发出来的能量让这个地球上的其他邻居自叹年老气衰，力不从心了。 这是一个坐二望三的年轻人，心高气盛，对未来充满了自信。为了尽快给自己置办一个像样的家业，拆掉些破损的旧舍、变卖些祖上留下来的旧货是如此地顺理成章。老人们苦口婆心的话听在我们耳朵里感觉有些唠唠叨叨，大多数成了耳边风。一切新鲜事物对我们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为了得到它，真有些“过把瘾就死”的冲动。终于有一天，我们把该置办的都置办得差不多了，满心欢喜地想在自己父母面前表现一下的时候，发觉已经和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说不上话了。
这难道不就是今天中国的写照吗?媒体上讨论种种社会现象，其结论都是大同小异。相声要衰亡了，原因是作家和演员太浮躁；足球上不去，原因是球员和球队太浮躁；盖了天文数字的楼都没出来什么了不起的大师作品和新的理论，理由是设计师和开发商太浮躁……“二十多岁的人能不浮躁吗?一个创造财富的速度不断刷新世界记录的国家，人心能不浮躁吗?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总会感觉生命是无穷尽的，但过来人都知道其实一眨眼的工夫人就由青年进入中年了。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是不现实的。年轻的中国和成年的美国跑在同一个赛道上，狂奔过后终于开始考虑得将体力放在长久竞争的战略与战术问题上了。
老年人经常会担心年轻的子女忘记了自己的根，变得自己都认不出来。其实这倒未必是问题的本质。数年前在旧金山中国城和一位集邮商品的店主有过一次关于文化传承的交流，他的一段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人二三十岁是非常反叛的，但是一到了四十岁便立刻回归传统。”他的话在我自己身上非常灵验。抛弃掉文化根基后的人们终究会重新找回自身文化的价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尤其如此。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有一天我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的手里还会留下些什么?
常听到朋友间这样的对话：“我妈当年留下不少好东西，小时候也不懂，很便宜地就卖了，要是留到今天还真能值不少钱吧!”若干年后，当我们年过四十的时候，我们还会听到这样的话，只是那个“妈”指的会是我们的国家，而那些“好东西”正是我们的自然山水、历史遗存和我们的文化。
这就是凡・局
黄剑庆
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了几乎所有欧洲艺术大师们的作品，马加利多、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伦勃朗的自画像，塞尚的《浴》、雷诺瓦的《在塞纳河上划船》、莫奈的《在特鲁维的海滩》、马奈的《处决》，以及毕加索的作品等等。我以近似于朝圣般的心情，走进位于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前的这座艺术殿堂，走进每一位大师。他们的每幅作品都令我兴奋、激动。在文森特・凡・高的《十四朵向日葵》前，我的心却沉重了起来，凝视着那画，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凡・高以十四朵向日葵为题的作品有三幅。这幅《十四朵向日葵》1888年8月画于阿尔。画是静物画，向日葵随意地插在花瓶里，没有任何摆布状和雕凿痕迹，但画的每一笔都是那么地认真，充满着激情。尤其是以黄色和棕色为基调画面，自然、简洁、质朴、青春、亮丽，生机勃勃，富有朝气。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一生处在困苦中的画家的作品。
我久久地立于画前，不在意每位走到作品前赞叹不已的人，也不在意在画前临摹大师作品的学生们，就想着这个人，一个生活在极度困苦和孤独中的人，竟如此地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激情，这不仅仅是把向日葵的勃勃生机呈现在你的眼前，而是对艺术本质的揭示。这大概就是画家所言：“艺术即自然、现实、真实”，艺术家表现的是“深刻内涵”。一种观念和一种特点。也是画家对生活的渴望，对命运的不屑一顾。
1853年3月，他出生在荷兰南部布拉邦特(Noord-Brabant)一个乡村牧师家庭，这或许注定了他的人生，十一岁上学，十六岁便进了古皮尔画店海牙分店当了店员。他坦然地说：“我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做工。现在既无时间也无金钱进皇家学院念书。”
1873年他从海牙分店当店员调到了伦敦分店，不幸的是他爱上房主的女儿，遭到拒绝，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而离开伦敦，到了布鲁塞尔分店。1875年他又被调到了巴黎总店，艺术之都向他袒露了胸怀，也许是性格上的原因，古皮尔画店解雇了他。于是，他重返伦敦。一度到多德雷赫特作了书店店员。此时的他，作为乡村牧师的儿子，忽然醉心于宗教，进了布鲁塞尔的一个宗教训练班，后赴博里纳日的矿区传教，却因对工作的过于热情，很快就被教会解雇。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又回到父母身边。1881年，他因爱上表姐凯・沃斯而遭到拒绝，并与父亲发生了激烈的口角，离家出走，前往海牙。画家安东・莫夫关照了他，传授他绘画知识。他的生活费用全靠弟弟提奥・凡・高提供。但他依然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劳动人民，他对提奥说：“我逾来逾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爱人民。更具有艺术性了。”
1886年初。他到了巴黎。提奥为他安排了一切，他进了科尔芒工作室学习绘画。在德拉克洛瓦、蒙蒂塞利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描绘花卉，并与高更、洛特雷克、埃米尔・贝尔纳、西涅克等印象派画家有颇多的交往。他的绘画在提奥的鼎力支持下，有了明显的
进步与变化，特别是运用点彩技法，色彩亮丽了起来，看到了无限的光明与前景。但他需要艺术的源泉和创作的环境。1888年2月，他到了普罗旺斯的古老小城阿尔(Arles)。这里有地中海明媚的阳光和田园风光，还有古老的浓厚的艺术气息。他甚至想赚许多的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让更多优秀的艺术家到这里来创作。他激情满怀，不停地描画金光灿烂的向日葵、白色的果园、玫瑰色的果园、郁郁葱葱的柏树、夜空中闪闪发光的繁星，还有罗纳河上的狗、邮差鲁林其夫人及子女，夜间的咖啡馆等等，这是他作品创作最有成就感的时期。
现实是严酷的，他的作品没卖出去，仅靠提奥的支持而过着极其艰苦的日子，他的“生活费低得不能再低了，每天5法郎。”他交不起房租，而且买面包的钱还欠着。他心情抑郁、孤独，容易激动，不愿意与人交往，更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且由此而敏感、烦躁不安，经常是一个人在寒冷的大街上或户外度过不眠之夜才能忘记一切。他认为：“未来的艺术是存在的，而且是多么的可爱，即使我们为它献出了青春，也必须心平气和地朝着它而奋斗。”因此，他疯狂地画画。
他心里又充满着矛盾，现实的艺术家“只是像套车的马，拉着满满一车外出春游踏青的人们。”忧郁症始终困扰着他。1889年的5月。他住进了圣雷米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他身体稍好一点便拼命地画画，创作了《夏季的精神病院》、《长着柏树的麦田》等一百多幅作品，以及一批素描画。一年后，他到距巴黎30多公里的瓦兹河畔的奥维尔小镇居住，创作了《奥维尔教堂》、《加歇医生像》、《群雅飞过的麦田》等著名作品。1890年7月27日，他忧郁症再度复发，难以忍受，精神失常，开枪自杀，走过37年的人生旅程。
生命短暂，艺术长存。凡・高一生创作了那么多的作品，保留下来的大约有1700多幅，其中有近900幅素描和800多幅油画。而他生前唯一卖出去的一幅作品，是1890年他去世前，比利时画家安娜・博赫以400法郎的价格．购买了他的一幅油画《红色的葡萄园》。在他去世100年后的1990年5月15日，他的《加歇医生像》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被日本收藏家买去。
我流连于凡・高的画前，除去作品的艺术魅力外，就因为他这个人――为艺术而生!
伦敦厚重的文化底蕴
李忠东
来，从而最终构筑了城市品位的坚实基础，打造出璀璨的城市文化
伦敦的古街老巷，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点一滴地把城市的底蕴积累起
在英国伦敦，古街老巷纵横交错，曲径通幽。几十年来城市日新月异，发展迅速。然而无论扩大街道，还是兴建公共设施，建筑部门都毫无例外地努力保护街巷古老特色。在那里，不准车辆通行，只供人们步行。环顾四周，极具特色的房子和老字号铺子映入眼帘。
伦敦人之所以对这些陈旧甚至破败的古街老巷情有独钟、奉若珍宝，就在于它们饱经风霜，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点一滴地把城市的底蕴积累起来，从而最终构筑了城市品位的坚实基础，打造出璀璨的城市文化。
古旧书店别具魅力
漫步伦敦的古街老巷，那些专门销售图书的店铺十分引人注目，组成了一道特有的文化风景线。
查林十字路是其中最有名的古街之一，地处城中心。读书迷和藏书家们可以在那儿找到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书店，其中既有陈设阔气的大书店，又有早年狄更斯时代遗留下来的小书铺。小书铺看上去简陋，但却往往贮藏着许多大书店里不易看到的图书。它们专卖旧书，分别出售艺术、外语、哲学或其它学科的图书。
对于伦敦人来说，虽然查林十字路是一个买书的好场所，但书价却不算最便宜。要购买到真正“物美价廉”的图书，还得另辟蹊径。伦敦东区的法林登路售书的方式别具一格，很引人注目。书商们像摊贩一样，早晨在家里把书装上小推车，然后送到街上，在街沟旁排成一行。那些一大早就在街上迎候着的人们立即蜂拥而上，精心挑选，十分方便。碰上运气好，能用几便士买到一本或许价值几英镑的旧书。
查林十字路和法林登路是书迷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那儿浏览图书，大饱眼福，自得其乐，时常有意外的收获。
英国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有56％的人是酷爱书籍的长期读者，一年之中要读10本以上的书。一半多的调查对象说，他们去年共有两次把购买到的图书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正因为如此，图书的出版和销售在英国已经成为主要的行业之一。
在英国的书店里，最畅销的图书包括犯罪和破案的惊险小说以及有传奇经历的戏剧、电影、电视、广播、摇滚乐等明星的传记故事。另外，有关教育方面的图书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连环画一直是英国儿童喜爱的读物，但现在却备受成年人的青睐。越来越多的读者欣赏这种“图解式的故事”，即大人连环画。它很像介绍电影剧情的那种连贯图片，充满想象，引人入胜。虽然出版商说，他们发行的连环画将给所有的人提供真实的东西，但实际上最能吸引绝大部分读者的还是科幻和破案故事。
名人故居挂上蓝牌
从1867年起，伦敦开始在名人的故居挂上蓝色门牌。迄今为止，全国各地有900多位名人的故居获此殊荣。我国的老舍先生在伦敦的故居也挂有蓝牌，这样的外国人有30多位。蓝牌上面用英文写着姓名、身份、作品和出生及逝世的年月等。老舍曾经在伦敦任教5年(1924年-1929年)，并创作长篇小说《二马》。
界定和评审名人的工作非常严肃认真，由“蓝牌委员会”这个政府的专门机构全权负责。被评选的对象必须具备4个方面的条件：某个领域公认的杰出人物、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做出重大的贡献、有一定的知名度、诞辰超过百年并且已经去世。在故居挂蓝牌的名人中，包括有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其中作家占了多数，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故居第一个被挂上蓝牌。
根据英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凡是挂有蓝牌的故居属于受国家保护的文物，任何人不得改建，甚至拆除。虽然历经沧桑，但是岁月的风风雨雨并没有在这些老宅旧屋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它们依然完好如初，清爽整洁。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多数故居都未曾大兴土木，被改为博物馆或纪念馆；另一方面，尽管住在里面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然而都能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定期维修的责任，确保了故居的原样。
一流景点免费参观
伦敦有许多观光景点，但是它们门票的定价却与其它城市截然不同。
在伦敦，内容极为丰富的最好的文化景点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整日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按理说门票价格一定不低，可实际上进门却不要钱。大英博物馆可称得上是世界文化宝库之一，集中了古希腊、古中国、古罗马和古埃及的许多珍贵文物。为了保护这些稀世珍宝，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多可想而知，成本一定不低。然而游览这个大名鼎鼎的世界顶级文化景点却不需要购买门票，游人可以自由进出。地处特拉法加
广场北侧的国家画廊和国家肖像画廊以展示当代世界美术大师大量的绘画真迹而享有盛名，参观者可以免费一睹提香、伦勃朗、马蒂斯、拉菲尔、特纳、凡・高等名画家的美术作品，大饱眼福。在伦敦，观光不用花钱买门票的景点还有闻名遐迩的圣詹姆斯公园、海德公园、泰特画廊等。当然，游人倘若愿意的话也可以付钱。在这些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竖着的小牌，上面写道：“如果您付得起，请捐赠两英镑。”
而一些虽然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文化内涵的景点，门票的定价反而特别高。例如，游览伦敦塔或伦敦动物园的门票就很贵。在泰晤士河上坐一段距离不太长的游艇游览，要花掉近11英镑。参观图萨德夫人蜡像馆，即使是对持有学生证的中学生，购买优待票也需10．5英镑。
激励出点子
敬 毅
在加拿大温哥华，我听到了一位年轻人因为一个方案获得1000万美元奖金的故事。1000万美元是个令人心动的数字，但我觉得更值得赞叹和学习的，是一个能保证创新思维得到重视和鼓励的机制。
事情起源于美国的金门大桥。据说当年大桥建好不久就发生了堵车的现象，为此有关当局开始筹资建设第二座金门大桥并征集方案。此时一位年轻人提出建议：将现有的“4+4”8车道模式，按不同时段的交通流量调整为“6+2”和“2+6”模式，因为天经地义的“4+4”模式有其不合理性。上下班的车流在不同的时段在相反的两个“半边”分布并不均匀。高峰时往往出现半幅路面高负荷拥堵，半幅路面利用不充分的现象。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大桥塞车问题迎刃而解，那位年轻人由此获得高额奖金，因为，他提出的好点子，省去了再建金门二桥的上亿元费用，同时节约了公共资源。
在温哥华的狮门大桥，我亲眼目睹了“调拨车道”管理技术的效果，我们一行在两次车流量高峰时，分别从不同的方向通过了该路段。只见来往车辆高速有序地行驶，十分顺畅。这类有益于百姓的例子我们还看到不少。公交车上为站立者提供的垂悬扶手在无人使用时自动上翻，避免了因车晃动而击打他人的危险。酒店电梯必须校验房客的房卡才能启动，由于这一小小的改进为不速之客增加了麻烦，给管理带来了方便，从而提升了旅客对酒店的信任度。
人们常说，“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无数的改进后面是一股推动“集、聚”的力量。激励人们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是成就事业发达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