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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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手记

冯一凡

3月4日

黄奇帆：

最会“打算盘”的市长

人大开幕式将近，为了解决中外记者向“民工荒”、“公租房”、“房产税”抛来的一个又一个问号，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率先在北京新大都饭店安排了一次集体采访。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会场，我发现我低估了这次集体采访的规模，硕大的会议厅里，已挤满了长枪短炮。

简单介绍了一下重庆上一年的工作之后，黄奇帆不紧不慢地说道：“那么现在欢迎记者提问。”话音未落，无数只手已经举在空中，我能被点到提问，无疑成为采访过程中最幸运的一件事。

不出所料，记者们关心的话题出奇一致，其中保障性住房的重庆模式无疑成了“众矢之的”。在答疑解惑的过程中，黄奇帆市长格外耐心，打着“算盘”给记者们算了笔公租房的细账。有了好脑子，不需要烂笔头，尽管在回答的过程申各种数字和加减法频频出现，但黄奇帆始终不曾低头看材料，重庆公租房那点帐，都写了在他心里。

3月6日

贵州团：七言绝句痛我心

今天是贵州团组讨论开放日，我赶到了人大会议中心。在上午跑完了浙江团后，我明显感觉到，比起政协小组讨论那种或激烈、或诙谐的气氛，以政府官员为主的人大代表们都过于中规中矩，一个接一个的代表发言，基本可以改叫做“报告总结会”。尽管有些代表手持文件、“激情洋溢”，但顶多也算是掌握了朗诵技巧罢了。

或许在第一次做“两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份“初次登台”的新鲜和紧张，但今年，在听了一个接一个的报告之后，激情基本被“和谐”了，对贵州代表团的开放日，我原本没有抱任何可以发现新闻的幻想。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贵州省省委书记粟战书一句话，让我松散了的神经瞬间绷紧了，我赶紧看了看录音笔是否还闪烁着红灯。然后专心“竖起耳朵”。栗书记说：“我到贵州威宁县迤那镇做过一次考察工作，经过一户农民的房子，房子很破旧，门板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字‘刘去但’。我当时就和随行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这家人的名字起的挺有意思，快叫大家过来看看。但大家仔细一看，原来后面还有几个宇，粉笔的粉末已经掉尽，但字痕仍在，写着‘心照汉秦’。七个字连起来一读，才恍然大悟，原来写的是文天样著名的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七个字，错了五个。”

教育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我们能用两个五年解决道路交通问题，但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写对这七言绝句。

3月7日至3月11日

各种匆忙，各种低调，但宗庆后还记得我

从3月7日到11日，我几乎跑遍了人大代表团的各个驻地，但采访到的容却与汽车仪表盘上的公里数不成正比，这让我心灰不已。

“对不起，我现在很忙。”，“再联系吧。”，“请找我秘书。”，“我在开会。”，“会后我有活动。”，“不方便，真的不方便。”，“十分钟?我连一分钟都没有!”……比起去年在政协上，我见到的企业家和学者们，中国的政客，太过匆忙，太过低调，各种理由，各种语气，不接受采访其实只有一句。

我低着头，从浙江团小组会的会场走出来，迎面撞见了哇哈哈的总裁宗庆后，我拿出“职业”式的微笑。对他说：“宗总您好!我是《新理财}的记者。”“嗯，去年‘两会’时你采访过我，我还记得你。”说完，他急匆匆地离开了。

我突然觉得一阵感动，在“各种匆忙”、“各种低调”以后，原来宗庆后还记得我。

3月12日

对话王和山：最大的幸福

在几次电话约访之后，我终于见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长王和山。简洁的衬衫、西装，王厅长看起来非常精神。我拿出准备好的采访提纲，他扫了一眼，递上一瓶矿泉水，笑着对我说：“你还真为我准备了不少问题啊!”

今年“两会”对于民生的关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何为幸福?如何幸福?怎样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我与王厅长相对而坐。从政府理财的国策，到民生财政的支出，他的话题自始至终体现出一位现代政府CFO的睿智，但又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老百姓的“幸福感”。而能拥有这样一个小时的充采访时间，也是我今年“两会”上第一次遇到的。

采访结束，我离开宁夏驻地，取下脖子上的记者证，和同事说：“对话王和山，是今年‘两会’上我最大的幸福。”

3月3日，天气晴

政协开幕。考虑到只有一人单枪匹马跑政协会议，比不得一些媒体长枪短炮大队人马恨不得把工程车都开到天安门广场现场报道的气势，机动性一定要强，因此选择了自行出行，

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值下午一点二十分，警卫森严如临大敌，看到一小伙骑一破自行车往警戒线上撞大为诧异进而一把按住，盘问三分钟后警卫咂咂嘴：您是唯一一个这样参会的，佩服。

今年正值半亥革命百年，港澳台记者明显比往日多些，但都拦在警戒线外面晒太阳，一视同仁。政协委员下车瞬间仿佛春运再现，所有记者均一跃而起冲锋陷阵，隔着至少五个人都能看到裸捐王子陈光标焦急而复杂的表情。焦急应该是因为按这种模式没个二十分钟无法身，自然也就无法签到；复杂的原因则不得而知，或许是被谁踩了脚，而在这种采访中被踩一脚都属于家常便饭。所以政协委员通常都有好体格防挤防踩反应速度非凡，这是题外话了。然一些记者所问问题也让这些被采访者无所适从，聪明一点的开口先问委员今年提案如何然后顺坡下驴，比较豪爽的也有举个话筒问黄宏您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解决的。殊不知黄老师早点吃的也是地沟油炸油条，他实在爱莫能助。

眼看扎堆无望，笔者站在人堆外面和一位眼镜中年男子寒暄，又不是抢房号，至于么。男子大笑，抢房号也不至于，保障房都建了许多了。俩人站在人堆外面一聊十几分钟，此处省略几千字。其间无数记者擦肩而过，看到两个发福男人对面手舞足蹈，均不知所以然。十分钟后男子看表，哟，赶紧去签到。留给笔者一张名片，飘然而去。

这人叫茅永红。多谢茅总指点，可惜没照相。是个遗憾。

3月5日，还是晴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观赏了一路风景以后，我再次发现算上政协委员和记者，再次只有我一个人骑自行车。

于是梅地亚中心的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喜庆但并不轻松的气氛中召开。话说任何人面对着不下一百的镜头和话筒应该都轻松不起来。好在记者均一脸轻松。给理应很沉问的记者会平添了几分喜兴。聊的主题是十二五期间城镇化问题，但绝大部分问题都没离开农民的圈子。农民在国人的心中通常都是弱势群体，按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弱势群体是食物链申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我国农民把持着人民的头号大事粮食问题，政协委员说为民请命，这民多数指的还是农民。苦的是政协提案批复多执行久委员说起农民兄弟们的幸福不禁语气也重了一些。

2011年，十二五开局，如果我们现在不幸福的话，就让我们期待着五年以后的幸福。

此处省略一个礼拜。

3月11日，晴

我从来不认为等待采访对象出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做任何事都有惯性，等采访对象习惯了也会形成一种常态。但就在我跑到新闻中心乱翻资料的时候，手指被政协简报砍了一个口子，虽然不大但是在活动量最大的右手指上，之后不断的骑车打字发短信，我都举个子指头在某驻地保安大哥和众多政协委员面前。

两个小时后举着手指的我被姗姗来迟的政协委员何永智一眼看到。何委员雷厉风行，三分钟后开始采访。采访结束后，何永智带我吃到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工作午餐，这是我第二次在政协委员驻地“蹭饭”。说句实话，厨艺一如既往的不赖。出门的时候忽然反应过来，这是我在十天的政协会议申的最后一次专访。

再见，2011年政协会议。

还有，希望看到这期杂志的读者，你们能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