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梦”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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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在国外批评中国无须很大的勇气，起的作用也有限。在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但不如在国内做的多。“中国梦”对“美国梦”
“美国梦”成为一个典型说法，既有移民国家的历史根源也有个人得救的宗教和文化原因。个人奋斗的“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代表的理想高尚、美国体制几近完美无须修正已允许个人发展的优越性。
我认同的“中国梦”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基础上，结合中国100多年来的历程。一个世界大国、一个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经过特定历史阶段，形成了我们不同于美国脱离英国和欧洲的建国史和精神文化。“中国梦”也包含很多代中国人不满现状，前赴后继进行道路的探索、做出改进的努力。百年来，我们多方寻找、学习、探究现代中国的道路。在震撼中，我们曾经幼稚盲从、曾经病急乱投医，把国外起源的多种主义不假思索地拿来。我们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走上有乐观前景的道路。这并非说我们的道路已经定型、不可改良，而是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还可能做到更好。
我们今天完全有自信探索自己的道路，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优点，但无须受其他国家思想的束缚。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了世界的特长一样，“中国梦”应该吸收“美国梦”的开拓、进取、独立精神。本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中国如何发展。认为学得、或崇拜美国精神的华人，在这样的时刻，是坐享美国的现状，还是有冒险和探索精神，接受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性问题，从不同角度参与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引领世界，从而为世界贡献个人的力量?正如“美国梦”并不完全排斥集体一样，“中国梦”无须排斥个人作用，可以鼓励个人积极性，个人幸福可以和集体幸福一致，推动国家发展。美国是否代表人类的理想
毋庸讳言，许多人出国的一个原因是以为美国代表人类发展的理想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的华人中持此想法的，至少在当时，大概不是少数。
如果有这种观点，需要正视冷酷的事实：美国国家和多数美国人为利益驱动而无视原则；在国际事务上，美国从来没有天下大同的理念，而强调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推广普世价值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在总体原则上和具体事务上，美国都不代表人类的理想。
我回国前，小布什的一系列行为触动我看到美国的问题。我回国后，奥巴马上台在人权方面并未根本改善且有变本加厉的记录。
众所周知，小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内捏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美军证明自己的政府撒谎。不过，布什及多个同僚并未因撒谎而受影响。曾经弹劾克林顿对私人事情说谎的美国国会，如果认为国家大事撒谎比私人事情撒谎重要，就不会在真的大事面前无所事事；美国人民如果多数对撒谎很在意，就不可能让小布什连任。我对选小布什连任的人不仅失望而且不可谅解。
在人权问题上，海内外很多华人都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改进，但是，美国的小布什和奥巴马做得并不好。在他们任上，美国违反人权的事情多于以前。布什政府在美国占领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私设监狱，无须符合美国法律，也无须符合古巴法律，这种的强权，奥巴马上台前后都反对，不过他迄今未能够完全关闭之，也没能关闭布什政府设立在一些附庸国家的类似监狱。
“9・11”以前，美国政府反对和指责以色列政府用无人驾驶飞机对付巴勒斯坦人。例如，2001年7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马丁・安迪克声明：“美国政府非常清晰地有记录地表示反对定靶标的谋杀……它们是非法的谋杀，我们不支持。”“9・11”后，布什政府用中央情报局派无人驾驶飞机谋杀他们怀疑的。支持奥巴马上台的很多人不仅认为无人驾驶飞机不合法，而且认为无效，因为常常炸死平民，而导致更多的仇恨、滋生更多的反美分子，效果适得其反。但是，奥巴马上台后，派遣的无人驾驶飞机远远多于布什政府，而且将地点从伊拉克和中东扩大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2011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时髦的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也犯了虚伪的错误。他在自己政府不道歉、不改正遭谴责的私设监狱和无人驾驶飞机谋杀等罪行的情况下教导中国，选择性地用普世价值作为宣传口号来占据道德高地为美国做形象的宣传，而不是靠改正自己来带动切实的改善。
美国的宗教副作用
美国有根本性质的问题难以解决，比如宗教对美国的影响及其副作用。
以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为基础的社会，其道德体系依赖于宗教，以信上帝为先验的、无讨论余地的根本，其引申的文化含有“我对，其他人必须和我一致”。宗教社会的所谓toletalice，并不是接受，而是容忍，其基本想法是征服而不可能接受根本否定宗教的思想，因此他们两千年来经常在全球引发较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来自非宗教文化的我初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每个哲学家都先写他们的，也曾认为美国总统说上帝保佑美国是习惯用语，他自己并不信。后来慢慢了解到，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其思维很不同于我们从孔子开始的无神论社会。宗教进入西方后损害了古希腊的传统，其影Ⅱ向在美国尤甚。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没有上帝生活没有希望，从来没有听过没有宗教而有道德的社会。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可能不太信教，但他不敢说，只争取政教分离，而宗教从来没有远离美国政治。迄今为止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是不信-基督教的，而且，除了一位天主教徒外，其他总统都是新教徒，也没有一位总统、副总统、内阁部长敢于公开问上帝是否存在。号称自由的国度不容忍主要政治家中有无神论者。美国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敢说自己是无神论者。英文专有名词agnostic，不信但也不否定，为在宗教压力下做骑墙派提供了逃避的说辞。
华人对中国有些事情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是，同样的华人极少敢于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屈服于公众压力而拒绝在中小学常规举行的宣誓中用带有“上帝以下的国度”的誓词。我在改成美国国籍的时候对此种集体誓词反感而没开口说一个字，而后来在芝加哥参加过一个上千人的中学生科学竞赛时开场竟然也要用同样的宣誓，我坐下来拒绝宣誓成为全场的异数。美国宗教势力不懈地压制生物课讲进化论，不断创造名目不同的神创论名词塞进一些州的正规教育体系。美国对非犹太基督教国家的态度，常有基督教的潜台词。
宗教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影响的消失将相当缓慢。我认为会慢于中国现有的主要问题和各种大毛病改变。几十年前，著名生物学家克里克在剑桥大学成立丘吉
尔学院时，试图促其不把教堂建在学院内，但没能成功。而华人一般都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参与推动改变这个问题。
“中体西用”的文化观
纵观世界历史、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深刻的思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可能：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基础、包容传统，结合中西的理性思维，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不同于受宗教极大影响的西方道路，也许优于西方的道路。
在文化上，我持“中体西用”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对的，而很多方面需要吸收西方的优点为我所用。我们既要反思中国不足，也需通过比较分辨和发现长处，发扬和创造中国的优良特色，最终从中国推动世界。
我认为，中国诸子百家的文化根本是优点。孔孟的基本文字也远远优于《圣经》。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根本上优于西方经宗教深刻改变后的传统。中国的诸子百家，是民主、平等、和平、理性的探讨。没有宗教的吓唬人，没有强求他人信自己才能得救，没有故意以谎言、欺骗为基础。有位尚未回国的学者说，如果中国可以自由买卖枪支，将比美国乱很多。我说，如果美国没有宗教，腐败和道德问题可能比目前中国还多。一个不依赖宗教而建立了道德体系的文化，是世界上非常突出的成就。
中国还有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科学、教育很多方面还落后于西方。尚未通过的、艰难的、国家稳定体制之坎，既有勇气问题，也有具体怎么做的问题。但是，中国已经从近代最严重的内忧外患中走出，不可能再陷入1840年到1940年的百年黑暗。
对于国家体制，我并不持“中体西用”观，而认为应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因为相对来说，民族的文化是“体”、管理的体制是“用”。
中国目前的缺点保证了中国将来的发展
我们不能排除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内比美国做得更好。
美国的缺点，因为不同的原因，几乎都比较难改。而中国的缺点很多都特别明显，很多是大家都有共识的缺点，而且大多数缺点都有改进的目标和方法。因此，中国的缺点也就成为中国发展的潜力。中国如果没有了目前的明显缺点，可能我们还不知道下一步发展应该怎么做，而有明显缺点就可以通过不同的人来改正、改进、改造，而逐步推动中国的进步，积小成大、集腋成裘，可以使总体进步相当可观。
这其实也由过去30年的进步得出注解：并不是由很多大人物做大事，而是很多人从多方面改进的结果。30年前有很多当时以为很困难的事情，后来都解决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未年，我生活的江西南昌肉类已经极其缺乏多年，蔬菜、中秋月饼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目前常见食品腐竹、香菇、木耳、冰糖。通过中国人民30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远离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
中国近30年来各方面的变化给我们以更大的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中国还能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与其在海外批评不如回中国实践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在国外批评中国无须很大的勇气，起的作用也有限。在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但不如在国内做得多。
目前在国内，精神和气魄上，无人能像梁漱溟、马寅初那样有脊梁；实事和业绩上，无人能赶上“两弹一星”时期科学家那样为中国做出巨大的贡献。
回国来参与工作，却可以推动中国解决一些问题，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即使是很小的问题，也是贡献。
工作碰到阻力是好事
我回国工作的第五年已经过去一半。回国这段经历，我对回国不仅不后悔，而且很乐观，并希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加盟。国家已经对年轻人回国开始以“青年干人计划”提供支持，也会对已经回国的年轻人提供支持。
有些人好心地为我们回国工作遇到阻力而担心。同样的担心可能影响了海外学者和学生。由于多种原因，在国外做正教授的华人绝大多数尚未回国，即使人们误以为回国人数多的生命科学学者，真正全时到位的估计不到10位，有些在观望、有些在过渡、有些可能吓怕了永远不敢回国、有些……可能也是怕阻力。
其实，阻力虽然是一个问题，不过，如果没有阻力，我们的工作可能价值很小，因为人人都能做。有阻力的工作才需要人做，才更值得做。
国家坚定地支持发展所需要的改革，海内外人心所向也非常明显。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国内工作的前景可以乐观。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今天我们的时代可以说：“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