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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籍载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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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其关于书籍的记载为后世学者研究先秦及汉代学术发展及渊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籍载体研究主要是竹简和缣帛。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载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227-02

《汉书》,亦称《前汉书》,作者班固,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组成。《汉书・艺文志》是《汉书》十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之一。《汉志》将先秦至汉代的典籍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大类三十八小类 [1]。

要了解书籍的载体,必须先清楚什么是书籍。关于书籍的说法很多,今采用李致忠先生的说法,他在《中国古代书籍史话》中讲:“关于书籍的概念应有两个:一个是文字记录性质的档案材料,可以叫作初期书籍;另一个是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这可以叫作正规书籍。”[2] 在这里,我们讲的书籍载体是指正规书籍,其具备的条件是:一定的载体、文字的记载、一定的目的性。

一、书籍的载体――竹、木

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青铜器、石头者,皆不能称之为“书”,因为这些文献载体记录的内容不具有上述所提到的特征。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尚书》上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策有典,殷革夏命。”[3] 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里也都有“册”(“策”通“册”)字。“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牍,编以书绳两道。和“册”字相关的“典”字,象征册在几上。“典”、“册”两字常单用或是连用,用以指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文件。先秦两汉承袭此制,以简册作为书籍的载体,并且一直沿用到公元5世纪,到晋代被正式废除。

用竹做的叫“简策”,用木做的叫“版牍”,这种制度就叫做“简策制度”或“简牍制度”。在简策时期,一篇文章就是一册,同时早期古书又往往单篇流传,所以“篇”也就成了书籍计数的基本单位。《汉志・六艺略・易类》中关于“篇”记载如下: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

《服氏》二篇。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子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法。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 [1] 。

根据统计分析,在《汉志》所记载的书中,有四分之三皆著录为篇。由此可见,简策作为书籍的载体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盛行。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策制度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自上而下的书写习惯)和自右向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而且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源于此。

二、书籍的载体――缣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绸的国家,早在商朝和西周时期,中国的养蚕事业便已经相当发达了,丝织品生产也很多。丝织品既柔软,又轻便,正是书写的好材料。用这种丝织品写的书,一般称为“帛书”。帛书究竟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帛书的出现晚于竹简,约起源于春秋时代,盛行于西汉。在春秋战国时期,用丝织品书写就已经逐渐通行起来。从考古发掘上看,此时出土的帛书比较有名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及帛书《易经》等。

缣帛作为书籍载体的原因在于缣帛质地轻柔,便于舒卷携带和保存,并且容易吸收墨汁;缣帛表面十分光滑,便于书写,且字迹清晰;缣帛具有较强地伸张力,不易被侵蚀,容易保存。比较而言,竹简则比较厚重,不利于携带;竹简上的文字是用刀刻上的,这就要求刻者具有较高技能,并且其修改很麻烦;编简成策的绳子很容易腐烂,这就易造成错简现象;竹简的书写面积较缣帛而言,是十分狭小的,在缣帛上写字,可以不受这些限制。所以,缣帛是十分重要的书籍载体。帛书的形式,跟竹简不同。在缣帛上写字,可以把它折叠起来,特别是卷起来更有利于携带和保存。这样“卷”就成了计算书籍数量的单位。

《汉志》所记载的书籍中,有四分之一皆称卷,这些称“卷”的著作包括部分儒家经典以及全部的天文、历法、医药和卜筮著作。同时,《汉志》还收录了图,除《六艺略・易类》“《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2]中没有著录图的卷数外,其余皆著录了卷数。《汉志》关于图的详细记载如下:

兵书略・权谋:《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

《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

兵书略・形式:《楚兵法》七篇。图四卷。

《孙轸》五篇。图二卷。

《王孙》十六篇。图五卷。

《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

兵书略・阴阳:《黄帝》十六篇。图三卷。

《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冶子》一篇。图一卷。

《鬼容区》三篇。图一卷。黄帝臣,依托。

《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

兵书略・技巧:《五子胥》十篇。图一卷。

《苗子》五篇。图一卷。

《汉志》所收兵书七百九十篇,附图四十七卷(《汉志・兵书》云: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1] 。但是根据上面的图书著录情况看,图总计应该是四十七卷)。根据出土文献研究表明,简牍的宽度为0.8厘米~4.6厘米不等,其中大多数的宽度是1厘米。长度为二尺四寸、二尺、一尺二寸、一尺、八寸、五寸不等。显然,因简牍的面积有限,其不适宜绘画。而简帛则不同,其有着宽广的面积适宜用于绘画的的用途。因此,可以肯定的说,《汉志》中著录的图均是以缣帛为载体。

在古代,帛的用途十分广泛,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用于祭祀,《国语》云:“对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 [4] 用于穿着,《国语》云:“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 [4] 用于货币,《庄子》中记载:“大王父居,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 [5] 用于姓名,《春秋左传》讲:“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6]《后汉书》云:“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而降,宪妻子皆伏诛。封帛意渔浦侯。” [7] 用于书籍的载体,《墨子》中有多处记载,其一为:“不至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 [8] 《吕氏春秋》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 [9] 由此可见,帛在中国古代有着极其广泛的用途,作为书籍的载体只是其一。今将帛在古书中出现的次数简单的列表如下:

通过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帛作为书籍的载体古已有之。

但是,由于缣帛的成本很高,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用其来书写,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取代竹木成为主要的书籍载体。缣帛和竹木作为两种书籍的载体形式,在古代是并行。“中国古代书籍载体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竹简、木牍:自上古至公元三四世纪。(2)缣帛:自公元前6或前5世纪至公元五六世纪。(3)纸:自公元前后直至现代。”[5] 由此可见,缣帛与竹木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共用。从《汉志》看,其著录“篇”、“卷”的称呼前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肯定地讲,在汉代,竹帛是共用。其后,随着造纸术的进步,纸成本的降低,竹帛逐渐的被取代了。到晋代,竹帛已经被明令禁止。从此,竹帛作为书籍的载体,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竹帛作为书籍的载体,在人类文献发展的历史上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国的帛文化博大精深且历史悠久。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K].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3-1790.

[2]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1703.

[3]李学勤.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26.

[4]国语[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6-36.

[5]庄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72-514.

[6]左传[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6.

[7][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333.

[8]墨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13.

[9]吕不韦.吕氏春秋[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26.

[10]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

[12]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