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资产专用性与复杂产品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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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Levchenko（2007）资产专用性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发展对复杂产品比较优势形成的微观作用机制。复杂产品由多种异质性中间产品组成，由于交易合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性中间产品的投资将面临套牢风险进而导致投资不足；金融发展通过分散中间产品生产商的项目投资风险，缓解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不足问题，扩大了复杂产品生产规模，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形成在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的比较优势。运用跨国数据对比较优势命题及其内部作用机制分别进行检验，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金融发展通过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促进效应加快了产业升级，引致较多贸易比较利益获取。
关键词：金融发展；中间产品异质性；交易成本； 资产专用性； 出口复杂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1978-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达17%，远高于世界同期8%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也有了明显提高，从最初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主转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绝对优势（Rodrik，2006；姚洋、张晔，2008）。由于复杂产品代表了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和技术水平，因而复杂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探究复杂产品的比较优势来源是转型期中国产业升级研究的重要内容。
复杂产品往往由多家供应商生产的多种中间产品整合而成。产品越复杂，所涉及的中间投入品可能越多，更重要的是，其中间投入品的异质性也更强。中间产品的异质性一方面体现为技术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其与最终产品交易关系上的专用性。Williamson （1979）和Klein 等（1978）在Coase（1937）企业交易成本学说基础上，首先提出专用性资产可能面临的套牢问题（holdup problem）。他们认为当独立的买方或卖方必须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时，合约的不完全性将导致机会主义和无效率行为的产生，因而在专用性资产形成之后，合约的对方很可能利用专用性资产的特性套牢专用性资产投资方，给投资方造成损失，从而导致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足，最终双方的利益都将受损。这个逻辑的自然演化结果是：一国要想在复杂产品的生产上取得比较优势，获取较大的贸易盈余，除需要具备一定的产品生产技术外，如何分散异质性中间品专用性投资的套牢风险，降低此类交易成本对复杂产品生产的负面影响值得思考。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向提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改变主要指企业一体化包括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进而是（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来克服由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二是通过合约执行环境质量的改进主要指法律、产权保护以及司法系统质量的提高来减少合约的不完全程度，进而缓解由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套牢问题（Acemoglu，et al.， 2006）。而金融发展在分散项目投资风险方面的优势触发我们深入研究金融发展与复杂产品生产间的微观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思想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的认同。Kletzer & Bardhan（1987）开创性地将金融部门引入H-O模型，假定最终产品比初级和中间产品需要更多的外部融资，若一国的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另一国，那么该国在中间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若一国的外部融资成本低于另一国，那么该国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均衡情况下，外部融资占劣势的国家出口中间产品并进口最终产品，而外部融资占优的国家出口最终产品并进口中间产品。此后学者们的研究或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或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与Kletzer & Bardhan（1987）类似，Rajan & Zingales（1998），Beck（2003），Svaleryd & Vlachos（2005），Hur，et al.（2006）与包群和阳佳余（2008）等均从外源融资的角度挖掘金融发展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其中尤以Rajan & Zingales（1998）的研究影响最为广泛。Rajan & Zingales（1998）首次明确提出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假说，在具有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将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并占有较高的出口份额。Cartiglia（1997）和Teraji（2003）则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指出信贷市场的不完全通过影响教育融资进而对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产生影响。齐俊妍等（2011）指出由于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逆向选择问题，因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
本文从异质性中间品具有的资产专用性视角出发，探讨金融部门对降低异质性中间产品的交易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复杂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两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理论方面，基于Levchenko（2007）的专用性投资分析框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作用于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复杂产品出口的微观机制，从交易成本视角弥补了相关研究多从技术角度出发的缺憾；第二，在实证方面，采用复合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指标，复合指标的构造精细地刻画了指标的理论内涵，同时在实证模型中运用Manova（2008） 的交叉项方法，以检验变量间作用的理论机制。研究结论不仅支持了理论预期，也丰富了对出口复杂度问题的经验研究。
二、理论模型
Merton& Bodie（2005）的功能金融理论指出，发达的金融体系具有较好地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同时也提供了管理和配置风险的有效多样化方法。发端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专用性套牢风险所引致的投资不足，将在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得到缓解；并且中间产品异质性越强，从金融发展中受益越大。基于Grossman-Hart-Moore（简称GHM）的资产专用性视角，采用Levchenko（2007）的建模思路，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三种产品”的“2*2*3”理论模型。N和S分别代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K和L分别代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三种产品中有两种产品各由一种要素生产，其中只用资本要素生产的称为产品K，只用劳动要素生产的称为产品L，另一种产品M由两种要素共同生产。
（一）消费者效用
假设消费者C-D形式的效用函数为：
（1）
其中， ，且 。设三种产品的价格分别为 ， ， ，同时将价格基准P设为1，
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三种产品的价格，分别为：
（2）
（二）生产部门
商品K和L的生产均采用线性技术。假设1单位资本要素生产a单位的商品K，1单位的劳动要素生产b单位的商品L。设资本和劳动的回报分别为r和w，由这两个部门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分别为：
（3）
产品M采用里昂惕夫技术生产，y单位的M由1单位劳动和x单位的资本共同生产。与Caballero 和Hammour（1998）相似，我们假设要素K和L由不同的企业占有，企业间合作共同生产产品M。由于资产的专用性，部门M 的生产中有φ比例的投入K可能被套牢，M产品的复杂度越高，投资被套牢的比例越大（即φ越大），所以可以用φ的大小来表示产品复杂程度，φ越大，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投资套牢的比例φ意味着当部门M的资本投入下去后，只有（1-φ）的投资可以得到补偿，所以如果没有事后盈余s适当的分配，K的所有者将失去参与投资的激励。盈余等于收益减去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
我们假设事后的纳什谈判结果是双方各得盈余的一半，那么要素K的参与约束即为：
代入s，可得 。 （4）
（三）金融部门
Rajan和Zingales（1998）的分析表明除了烟草等极少数行业现金流极为充裕外，大多数行业都需要进行外源性融资，由于生产异质性中间产品往往需要大量投资于适应性（customization）的设备购置，其对金融部门的依赖程度也更高。金融部门的介入不仅缓解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者的资金瓶颈和流动性约束，更重要的是，作为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者的利益相关方，金融部门与中间产品生产商之间形成了以资金为纽带的风险共担关系。 我们可以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者面临的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看作一项随机事件（A）冲击（λ），其形式如下：
对于某一特定复杂程度的产品M以及一定的金融发展水平FD1，假设对方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时，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套牢程度为φ'，A不发生时，套牢程度为0，同时假设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为β1，则专用性投资套牢的期望值为φ1=EλA=β1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至FD2，金融部门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提高，增加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资金的可得性，降低了自有资金的专用性投资风险和期望套牢程度，其间的理论机制可以从金融发展的三个维度即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与金融活跃度等方面来分析。其中，金融规模的扩大一般性地提高了各类项目融资的可得性，由于外部资金的参与，直接分担了专用性资产投资方的投资风险。随着会计、审计系统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金融机构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甄别企业项目风险，金融效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齐俊妍等，2011），增加了高质量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可得性；同时，银行、金融市场、风险投资等多种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共同发展，提高了不同来源的资金与市场风险的匹配效率，增加了风险较高的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资金来源（林毅夫、姜烨， 2006；龚强等，2014）。金融交易活跃程度的提高表明，随着资本市场更加有效，市场中的信息越来越及时地体现为交易活动（Fama，1970），资本市场资金配置效率更高，有市场前景的复杂产品以及异质性中间产品将会吸引更多资金注入。金融发展三个维度的联合作用结果表现为：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套牢程度降至φ''，即金融发展至FD2后，专业性投资套牢的期望值相应地降为φ2，φ2=β1φ''。金融发展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期望套牢值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公式（5）：
（5）
将式子（5）和（4）相结合，可以直观地发现，对于一定复杂程度的产品，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通过φ的减小降低M部门要素K的参与约束，异质性中间产品的投资不足得以缓解。
（四）封闭条件下的均衡
假设M部门雇佣了总劳动要素的比例为e，给定资源禀赋K和L，M、L、K三个部门的产量分别为：
产品市场出清要求供求平衡，即：
（6）
自给自足的均衡由一系列满足（2）、（3）、（4）、（6）的价格和资源配置给出 。
本模型的一个直接结果是M部门中的劳动可以获得额外的租金：
随着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被套牢程度φ的提高，M部门劳动获得的租金不断增加，不同部门劳动要素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按照自由市场的观点，这表示均衡的无效率程度增强。金融部门的发展则可以通过减轻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套牢程度即φ的减小，降低M部门的劳动租金，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通过将（3）式代入（2）式，得到用 、 、 表示的r和w，然后通过（4）式和（2）式得出关于 的等式，将上面得到的r和w代入，得到封闭条件下均衡的 值，即：
（7）
（8）
可以发现，复杂产品部门的规模CM和价格pM均为产品期望套牢程度φ的函数。（7）、（8）式分别对φ求导，得到：
可以发现，复杂产品部门的规模 和价格 均为产品期望套牢程度 的函数。（7）、（8）式分别对 求导，得到，
（9）
（10）
（9）、（10）式表明：随着产品复杂度的提高，更多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被套牢，更多资本从M部门挤出，投入到简单商品的生产，M部门的规模变小，产品M的价格也相应变得更高。
将（5）式与（9）、（10）式相结合，可以得到：
（11）
（12）
封闭条件下，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通过降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套牢程度，使得本国复杂产品部门规模扩大，产品价格降低。
（五）开放条件下的均衡
假设世界上存在两个国家，北方国家（N）和南方国家（S），并且北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高于南方国家，即 ，在两国技术条件和要素禀赋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金融发展直接的项目风险分散效应和间接的交易风险降低效应（ ，北方国家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套牢程度将低于南方国家即 ；结合（8）式和（9）式可知，相对于简单产品部门，北方M部门的生产规模更大，即 ，产品价格相对也更低，即 。因而，在不考虑跨国交易成本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北方国家将在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复杂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 在不考虑跨国交易成本的自由贸易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北方）在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的复杂产品生产和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南方）在简单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
以上命题针对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作用的行业层面效应，要澄清其间的具体作用机制，我们有以下命题：
命题2： 给定技术、偏好和要素禀赋不变，金融发展将通过缓解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不足促进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
三、核心变量及数据来源
为了实证检验上述两个命题，我们首先需要构建命题中的核心变量，本文核心变量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RETINT）
本文以异质性中间产品使用的密集程度来表征最终产品的复杂程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学者们对产品复杂度的定义和度量各不相同。Costinot（2005）将复杂产品定义为有更多的生产环节或工序的产品，并使用调查问卷中所得的掌握各行业或产品的技术所费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产品复杂度；Levchenko（2007）认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投入品种类越多，产品越复杂，并用赫芬达尔指数的相反数来指代产品复杂度；Nunn（2007）在Rauch （1999）对各类投入品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测度基础上，构造了下面的指标来衡量每项最终产品的复杂程度：
其中， 等代表行业i中的投入品j的支出占所有投入品支出总额的比重； 代表投入品j中既不能在有组织的市场交易又没有参考价格的部分所占的比重；“rs”代表异质性中间产品的密集使用程度。
从最终产品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视角，本文强调投入品的异质性程度，而不单单是投入品种类的多少，因而我们采纳Nunn对产品复杂度的构造方法。由于本文中多个变量的数据来源不一，因而出于行业标准匹配的考虑，我们统一将各类行业数据匹配为四位数SITC rev.2，其中不同行业分类标准下的产品间资产专用密集度的转换表（由NAICS分类转化为SITC分类）来自Feenstra（2000）。
由上面单一产品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经贸易份额加权，可得一国总体的出口复杂度（EXPCOMP）。具体来讲，一国出口复杂度等于该国各行业出口在制造业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乘以该行业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而后将所有制造行业的该值加总：
（二）金融发展水平（FD）
参照Beck& Levine（2002）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构造方法，该指标由三个金融子指标经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第一主成分获得。三个子指标分别衡量金融发展的三个方面：金融规模、金融活跃度和金融效率。其中，金融规模FD-SIZE= log[（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金融中介的私人贷款额）/GDP]，金融活跃度FD-ACTIVITY=log[（股票总交易额*金融中介对私人贷款）/GDP）]，金融效率FD-EFFICIENCY1= log[（股票总交易额占GDP比重/净利息收益率）]。为了进行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同时构造了另外一个金融效率指标FD-EFFICIENCY2= log[（股票总交易额占GDP比重/银行经营成本占总资产比重）]，使其与前述金融规模和金融活跃度指标共同组成了另一个金融发展水平指标（FD2），采用的方法同样是提取三者的第一主成分。本文中的金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数据库（1960-2012）。
（三）产品比较优势（NNX）
在比较优势的度量方面，Balassa（1977）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在经验分析文献中被广泛引用（Vollrath，1991；Dowling& Cheang，2000；齐俊妍等，2011）。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RCA指数忽略了进口贸易在测算比较优势时的重要性，尤其当一国经济规模较大时容易导致度量偏差（Greenaway and Milner，1993）。因此，学者们发展了新的测度比较优势的指标――净出口率（Webster& Gilroy，1995；包群、阳佳余，2008）。由于该指标同时考虑了进口和出口对比较优势的作用，因而，在全球化生产的大背景下，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各国在不同行业出口中的比较优势。所以，本文以净出口率（NNX）作为衡量比较优势的指标，同时用RCA指数进行稳健性分析。
行业净出口率指标（NNX）的计算公式为：
1+（Xij-Mij）/（Xij+Mij）
其中，Xij、Mij分别为j国i行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NNX的取值范围为[0，2]，某国某行业的NNX值越高，则意味着该国在该行业出口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越显著。各国进出口数据采集自UNCOMTRADE数据库。
（四）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INMVEST）
为了验证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具体作用机制，还需构建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指标。考虑到该指标的理论意义及数据可得性，拟选用异质性中间产品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作为变量。中间产品的划分参照联合国广泛经济类别分类（BEC）的规定（盛斌、马涛，2008）。由于相当多中间产品投资是通用性的，不具有资产专用性，我们参照Sturgeon（2010）的方法选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行业：服装、电子产品和机动车，将其中具有客户化、特异性以及差异化性质的中间产品（customized，product-specific and differentiated intermediates）定义为异质性中间产品，并在OECD的iLibrary数据库中找出这些行业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其中BEC、SITC Rev.3与ISIC Rev.3的行业对照表来自Sturgeon（2010），由于OECD按照ISIC Rev.3两位数分类的行业数据库中并未对中间产品投资和最终产品投资作区分，若要拆分出其中的中间产品投资，需要根据Sturgeon（2010）进行一系列的数据归集和权重分配。本文采用的处理原则是：若ISIC Rev.3两位数行业既涵盖了某些电子类行业又涵盖了某些机动车行业，则按这两个行业四位数的子行业在两位数行业中所占的以个数计的比重来计算两个行业的投资分配；若ISIC Rev.3四位数行业中既包括了某行业的中间产品投资又包含了该行业的最终产品投资，则按照各自所对应的SITC Rev.3五位数子行业分类以个数计的比重来计算其中中间产品投资所占比重。
（五）其他变量和数据来源说明
除了核心变量外，影响同一被解释变量的因素有很多，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需要同时控制这些变量。如果这些变量同核心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却未被纳入模型，那么得到关于核心变量的结论将是有偏的。本文涉及到的其他解释变量及数据来源详见表1。
四、计量模型及描述性统计
首先采用Balassa（1986）和Levchenko（2007）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对金融发展与出口优势行业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在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该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 国家金融发展水平（FDc） 与行业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RETINTi） 的交叉项；国家金融发展水平（FDc）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FINDEPi）的交叉项；国家合约制度质量（CNENFCC）与行业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RETINTi） 的交叉项；国家人均物质资本存量（CAPPCc）与行业物质资本密集度（CAPINTi）的交叉项；国家人力资本存量（SKILLc）与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SKILLINTi）的交叉项；国家人均自然资源量（NATRESc）与行业资源密集度（RAWINTi）的交叉项。按照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所有控制变量的预期符号都为正值。从表2可以看出，除自然资源交叉项以外，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所有其他的禀赋交叉项都好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并且其比较优势指标的均值也大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
计量模型（13）可以验证金融发展与复杂产品出口比较优势间的关系，然而却无法对其间的具体理论机制进行检验。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金融发展将通过促进异质性中间产品的生产投资来提高一国的出口复杂度。由于出口复杂度本身具有时间序列上的趋势性和累积性，所以我们在自变量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借鉴现有文献中广泛运用的交叉项方法（Manova，2008）设置经验模型如下：
其中，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ε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Xj表示一系列影响一国出口复杂度的国家特征。虽然我们主要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研究出口复杂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出口复杂度同时受一国技术能力的制约，因为异质性中间品的研发和生产都需要投入相应的技能人才或技术设备，产品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和技能密集度的显著正相关性证明了这一点。受产品复杂度的相关研究文献（王永进等，2010；齐俊妍，2011）启发，本文主要采用市场规模（GDPPC）、人力资本水平（SKILL）、合约制度质量（CNENF）、基础设施质量（INFRA）、FDI占GDP比重（FDI）、进口资本品占GDP比重（IMP）以及金融发展（FD）与人力资本（SKILL））的交叉项（FD*SKILL）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Tt代表时间效应。同时，由于金融发展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对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发挥的时滞效应，对这两个变量采用时间上滞后一期处理。按照理论分析，参数 β1 预期为正。
对国家特征变量的统计分析见表3。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出口复杂度也相对较高。同时，对于其他变量如合约制度质量、人均GDP、资本品的进口、基础设施质量和人力资本禀赋等，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也相对好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只有自然资源禀赋和外商直接投资例外，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在这两个指标上总体要好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五、计量结果及分析
下面分别给出两个理论命题的计量检验结果。首先是金融发展对复杂产品行业比较优势作用的计量结果，其次是对具体理论机制的实证检验。
（一）比较优势的跨国截面回归结果
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分散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投资风险，降低了异质性中间产品专用性投资的套牢风险，进而扩大了复杂产品的生产规模，创造了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的比较优势，所以金融发展水平与产品复杂程度（以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指代）的交叉项是我们重点关心的。
首先采用FD1作为表征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并以净出口率（NNX）衡量的行业比较优势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和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的交叉项始终为正，而且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复杂产品行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并且这一结果在加入其他要素禀赋交叉项后，一直是稳健的。其他要素禀赋和要素密集度交叉项的检验结果也均显著，具有稳健性并符合理论预期。与Rajan & Zingales（1998）的研究结论一致，金融发展促进了高外部融资依赖行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合约执行效率与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行业的交叉项为正，印证了Nunn（2007）的研究结论：合约执行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行业比较优势的提升。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预期一致，资本丰富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在技能密集型行业的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自然资源禀赋与产品的资源密集度的交叉项为正，说明资源充裕型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资源密集型产品往往是简单产品，资产专用程度较低，因而资源越丰富，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国家整体的出口复杂度越低。
以FD2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得到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复杂产品比较优势提升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关键变量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但总体效果不如NNX指标，可能原因在于RCA指标没有考虑进口因素，因而在全球化大生产背景下对一国比较优势测度的不够准确。
（二）理论机制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为验证金融发展对复杂产品行业比较优势具体的作用机制，拟采用引入金融发展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交叉项的方法。由于估计模型采用的是动态面板数据，部分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因而需要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回归。在GMM方法中，由于系统GMM相比差分GMM估计精度更高，因而在不违反系统GMM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我们将采用此方法对模型（14）进行估计。
在具体估算过程中，对内生变量的认定分别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只将被解释变量的一
阶和二阶滞后作为内生变量，二是进一步将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也同时作为内生变量，估算结果见表5。通过对比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 Test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性的Arellano-Bond（AR（2） Test）检验结果，后一种内生变量设定方法的综合估计效果更好，因为后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既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原假设，也无法拒绝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而前者虽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原假设，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却拒绝了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说明前者在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方面存在问题，不能充分满足系统GMM方法的应用前提。从理论上来讲，不仅前期的出口复杂度由于技术和制度的累积性对后期的出口复杂度有直接影响，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一般也会由于附加值提升效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同时，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为人力资本提供了更好的“干中学”机会，从而将从供给和需求两方
面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看，我们都认为后一种对内生变量的设定更恰当，结论更可靠。
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出口复杂度的一阶和二阶滞后对当期出口复杂度都有显著影响，且上一期的影响大于上上一期，说明出口复杂度演进具有累积性和趋势性。我们最为关注的金融发展与中间产品投资的交叉项同样在1%的水平下很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金融发展通过促进中间产品投资提升了一国出口复杂度，用FD2代替FD1得到的回归结果同样支持这一结论。与王永进等（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通过提高中间产品市场厚度及匹配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一国总体出口复杂度。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技能提高对出口复杂度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合约制度质量的系数为正却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同时也体现了非正式制度质量，抵消了合约这种正式制度的作用。模型中资本品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都不显著。受数据来源所限，模型估计的样本主要采自OECD国家，发达国家相近的技术水平使得这些变量对出口复杂度提升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对于发展中国家那样重要，人均GDP系数符号的反常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此外，De Gregorio & Kim（2000）揭示的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未得到本研究支持。结合模型（13）得到的人力资本对出口复杂度起到提升作用的结论，可以反向推断出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并未对人力资本积累起到积极作用。很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已经跨越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金融门槛，越过这个门槛之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作用将消失，并且富足的生活可能导致人们惰于投资人力资本，此时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用FD2作为金融发展替代指标的回归结果基本未变，表明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六、总结
本文从资产专用性视角下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因面临套牢风险而产生投资不足的问题出发，重点讨论了一国金融发展基于资金关系对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项目所起的风险分散作用，并就此对金融发展与复杂产品比较优势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了理论命题并加以验证。实证结果肯定了理论预期，金融发展通过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促进效应，扩大了中间产品生产规模，降低了中间产品价格，进而形成了该国在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的比较优势，且这一结论对于替代的金融发展指标和比较优势指标同样稳健。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金融发展变量的构造主要采用的是规模和效率等数量指标，没有深入到制度层面对各国金融部门的优劣进行定性分析，这方面工作需要对各国金融体制及运行规则非常熟悉，将成为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另外，由于数据可得性局限，只能收集到OECD国家行业投资数据，有限的样本量直接影响到可能的计量检验，限制了我们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通过分类回归进行对比分析，更精细和深入的实证研究还有待数据资料的累积与扩展。
中国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巨大压力，提高产品的复杂程度和附加价值，是中国获取较多出口比较利益的根本途径。金融作为重要的生产部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起着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然而，中国的金融部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并不顺畅，资金向异质性高复杂度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上的配置仍显不足。要提高金融部门的资金配置效率，适当的制度建设必不可少。首先需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企业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应如期投入到异质性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中，遏制资本市场成为道德风险的高发地；其次面克服当前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存在较多行政色彩的问题，大型金融机构对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信贷歧视，致使很多有潜力和效率的企业得不到充分融资，直接影响到异质性产品的研发生产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不利于国家整体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最后，严密监管金融市场的“衍生化”和“赌场化”，避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空转，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保证金融部门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总之，要理顺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出口复杂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有更多体制方面的障碍需要破除，也有较多的适应性制度需要建立，面临的金融发展任务尤为艰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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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强、张一林、林毅夫，2014：《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经济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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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evelopment，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ophisticated Products
Guo Aimei
（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Abstract：Based on Levchenko’s theory of Asset Specifi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icro mechanism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works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ophisticated products. The sophisticated products are made of various heterogeneous intermediates. As the incomplete trading contract， investment in heterogeneous intermediates faces the holdup problem and will be insufficient， that will be alleviated by the scattered investment risk for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production scale of the sophisticated products will be enlarged and countries with advanced financial market will hav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ophisticated products. The empirical test with transnational data confirmed our theory. The development in Finance expedite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by promoting the investment in heterogeneous intermediates， and incurs more comparative benefit.
Key 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 Heterogeneous Intermediates； Transaction Cost； Asset Specificity； Export Sophist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