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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全纳教育效果的研究分析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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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特殊儿童的学业发展、社会性发展以及家长和普通教师对全纳教育的态度等方面分析了西方学者关于全纳教育效果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特殊教育发展进行了思考。文章认为我国的特殊教育发展应该努力发展与随班就读相配合的资源教室,要加强我国不同教育模式效果的实证研究,在发展特殊教育的过程中要积极借鉴西方全纳教育发展的经验并吸取教训。

关键词:全纳教育 效果分析 学业发展 社会性发展 态度

分类号:G760

1.引言

全纳教育思想起源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在正常化(Normalization)、回归主流(Mainstreaming)和一体化(Integration)等思想的基础上由W.Stainback和S.Stainback等学者(1984)正式提出,此后便成为了特殊教育领域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了“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并发表了《萨拉曼卡宣言》,在宣言中正式确立了全纳教育的原则。从此全纳教育迅速成为世界各国满足特殊儿童教育需要的主要形式。

然而伴随全纳教育的不只是追求与推崇,同时也包含着质疑与批判。从9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者就开始剖析全纳教育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是否所有残疾儿童都需要和普通儿童在一起接受教育?残疾儿童在融合环境下是否能比在特殊学校中取得更大的学业进步?全纳教育究竟是高高在上的“乌托邦”还是脚踏实地的实践策略?解决这些疑问,都需要对全纳教育的效果进行研究。

本文检索了中国期刊网、ProQuest数据库和ERIC数据库,获得了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研究者对于全纳教育效果的研究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研究者对全纳教育的效果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的:特殊儿童的学业发展,社会性发展以及残疾儿童家长和普通教师对全纳教育的态度。

2.全纳教育的效果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殊教育研究者就对全纳教育背景下不同教育安置形式的教育效果进行研究,以此寻求支持或者反对全纳教育的实证依据。这些不同教育安置形式主要包括完全在普通教室中学习的全纳教育模式,部分时间在普通教室部分时间在资源教室学习的资源教室模式,以及完全在特殊学校或特殊班级学习的隔离模式。多数研究者通过对比这些不同的教育安置形式下残疾儿童在学业和社会能力方面的进步,以及调查家长和教师对全纳教育的态度中得出结论的。

2.1学业发展

学业发展是残疾儿童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是判断全纳教育效果的关键。西方研究者对残疾儿童学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教室中的教学是否能够满足残疾儿童的教育需要方面。

Baker和Zigmond发现:虽然全纳教育为学习障碍学生提供获取普通教育资源的机会,然而这些学生并没有接受到针对性的教学。Manset和Semmel对不同的学习障碍儿童教育模式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只有少数研究表明在全纳教育模式下,轻度学习障碍的学生在阅读、语言上比隔离模式取得更加显著地成就,而多数研究显示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有的研究甚至表明全纳模式的成效比隔离模式差。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对于大部分学习障碍的学生来说,全纳教育在促进学生学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其他一些研究者,如Salend,Duhaney Peetsma,Lindsav等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也有研究者将资源教室模式与全纳教育模式和隔离模式进行比较。Marston对在不同教育安置形式下学习障碍学生的阅读能力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将学生分别安置在普教课堂、普教和特教结合课堂、隔离式课堂三种教育环境中接受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对这些学生进行测验发现,在普教与特教相结合的环境下接受教学的学生成绩最好。Mills,Cole,Jenkins和Dale也做过类似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资源教室的效果要好于普通教室和特殊学校。

也有部分研究者发现隔离教育的效果并不显著。与在隔离班级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相比,在普通班级就读的残疾学生,在认知上会发展的更好。例如,Bucldey比较了在普通学校和特殊学校接受教育的轻度智力障碍学生的学业发展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在普通学校中学习的智力障碍儿童相对于特殊学校学习的智力障碍儿童而言,在语言发展和学业成绩上取得了更加明显地进步。

到目前为止,关于不同教育安置条件下特殊儿童学业发展的研究并没有达成普遍一致的意见。但多数研究者认为,在全纳教育的环境中残疾儿童的学业发展并不比隔离环境好。在资源教室模式中的学生由于既能在普通教室上课又能够在资源教室接受持续、高效的辅导,因此学业表现最佳。可见,全纳教育并没有达到《萨拉曼卡宣言》中所宣传的那样能够满足所有残疾儿童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全纳教育的支持者也承认,他们提倡全纳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在促进学生学业发展,而是基于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教育权方面的考虑。

2.2社会性发展

社会性发展是残疾儿童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和融入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影响着残疾儿童个性的形成。在残疾儿童社会性发展方面,研究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同伴接纳、社会交往技能和社会行为等方面。

有研究者认为,融合环境可以为残疾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提供现实的社会情境,对残疾学生的社会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Judith Wiener和Christine Y.Tardif从社会接纳、朋友的数量、与最亲密朋友关系的质量、孤独感、社会技巧和问题行为等几个方面比较了不同安置形式下学习障碍学生的表现。研究表明,在普通班级内接受支持(In-Class Support)的学生比在资源教室接受支持的学生更容易被同伴接受,问题行为也比较少;融合班级的残疾学生比隔离班级的学生与他们的朋友有更加满意的关系,自身有更少的孤独感和行为问题。总之,安置形式的融合度越高,残疾学生的社会情感功能发展就越完善。Pan和Loft等人在总结了很多关于全纳教育环境下残疾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后,认为在全纳教育中重度残疾的学生在同伴接纳、互动和交友等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Boardman的研究显示,在全纳教育环境中,学习障碍儿童在社会接纳程度、社会交往技巧和自我价值感方面得到了明显提高。Granberg,Traci对三位在全纳幼儿园的轻度残疾学生进行个案研究发现,这几位孩子在社会合作和交往方面都表现出积极地行为。

也有研究者对于全纳教育在促进特殊儿童社会性发展方面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全纳教育模式对学生的社会发展有消极作用,包括自信和社会技巧等方面的缺乏和不足。Vanghn,Elbaum和Schumn评估了全纳的环境设置对于残疾儿童社会功能的影响,发现残疾学生很少会被正常儿童所接纳,并且他们被正常儿童所接受和喜欢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降低。一项有关全纳教育环境中聋人的社会适应研究表明,聋人的社会成熟度比他们的健听同伴低,聋生和健听学生之间很少发生互动。

多数研究认为,普通教室和资源教室为残疾儿童社会交往提供了现实的环境,为残疾学生与健全学生相互接纳与交往提供了机会。全纳教育使残疾学生在同伴交往频率、获得社会支持和以及与同伴建立长久的友谊关系、同伴接纳、对学校的态度和自我概念等方面得到一定改善。因此,全纳教育在促进残疾学生社会交往方面比隔离环境有更大的优越性,这也是全纳教育迄今为止最广为接受的共识。

2.3家长和教师对全纳教育的态度

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家长是决定他们孩子的安置形式的决策者,在孩子的发展和教育活动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家长也是包括全纳教育在内很多教育改革与实践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他们对于全纳教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纳教育的效果,因此了解残疾儿童家长对待全纳教育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Ryndak等人使用半结构访谈调查了13位残疾学生家长对于全纳教育的态度。结果显示,家长对全纳教育持积极态度,他们当中有9位家长感觉到了他们的孩子在全纳课程中有了提高。并且,所有的家长都认为他们的孩子在语言、交流技巧上有进步,有很多的朋友和适宜的社会行为。1987年,McDonnell为了了解家长对他们孩子的教育安置形式的满意程度,调查253位重度障碍的家长。在120个就读于特殊学校学生的家长中,66%的家长的孩子以前曾就读于普通学校;在133个就读于普通学校学生的家长中,73%的家长的孩子以前曾就读于特殊学校。这个结果表明学生,就读于普通学校或者特殊学校的家长对于他们孩子的安置形式的满意度并没有什么区别,对各自教育安置形势下的教育质量都比较满意。Simpson和Myles调查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家长对于让他们的孩子到主流教室学习的态度时,发现在有额外资源支持的情况下,76%的家长表示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普通学校中去;而在没有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只有25%的家长愿意接受全纳教育。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残疾儿童的家长对待全纳教育的态度很复杂。家长对待全纳教育的态度与他们的观念和期望有关,注重孩子社会化发展的家长往往会支持全纳教育,而注重学业发展的家长则更支持“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务体系”(the Cascade of Special Education Delivery Service)。

普通学校教师的态度同样对于全纳教育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同时,教师作为全纳教育的实施者,他们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全纳教育的实施效果。Scruggs和Mastropieri(1996)进行了一个关于教师对全纳教育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5%的教师认同全纳教育的理念,40%的教师认为全纳的目标能够实现,33%的教师认为普通教室是残疾儿童最好的安置形式。但是,只有28%的教师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专业技能将全纳教育付诸实践。Bennett等人(1997)在研究中发现,普通学校教师缺乏实施全纳教育的‘信心。Cook Bryan G.Cameron David L和Tankersley Melodv研究了50个普通小学教师对于残疾学生的态度,发现普通学校教师对待残疾学生的态度与学生残疾的类型与程度高度相关。普通教师往往更关注那些没有行为问题仅有教学需要的残疾学生。然而这些教师对于部分残疾学生的忽略在本质上不同于在隔离环境中教师对学生的忽视,他们的忽略往往是因为缺乏经验、专业知识与技能所致。

总体而言,普通教师对于全纳教育的理念大部分是持支持态度的,但如果将残疾学生安排到他们班级里去,他们的态度则会发生消极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普通教师对于教育残疾儿童的准备不足所致。

3.总结与分析

通过以上对全纳教育的效果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全纳教育效果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这既是由于研究者本人的研究方法、个人价值观、抽样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也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服务体系、教师素质等方面的不同所造成的。根据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全纳教育在促进残疾儿童的学业发展方面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结合的资源教室模式更有利于残疾学生在学业方面的发展。

(2)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全纳教育环境下残疾儿童比在隔离环境中表现出更积极的社会情感、沟通技巧与行为。

(3)残疾儿童的家长对全纳教育的态度与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期望有较高相关。

(4)虽然普通教师对全纳教育的理念持积极态度,但由于缺乏经验、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对残疾儿童在普通教室中发展的信心明显不足。

因此,无论是全纳教育模式、隔离模式还是资源教室模式,他们可能在残疾儿童的某些方面的发展有比较突出的促进作用。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模式的有效性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者能够满足所有残疾儿童的教育需要。对于全纳教育而言,它在促进残疾儿童的不同发展方面,其效果并不相同,它未必是满足所有残疾儿童教育需要的最佳实践方式和最有效的教育安置形式。由于残疾儿童不同类型之间以及同一类型不同残疾程度之间差异十分显著,因此,对于哪里才是满足残疾儿童教育需求的最好安置形式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答案。正如考夫曼(Kauffman)等人所言,也许并不存在唯一的、最好的安置形式,只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能力的多种合适的安置形式。安置地点本身并不是特殊教育发展的核心,有效地教学策略和个别化的教学才是特殊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

到目前为止,全纳教育并没有被纳入IDEA法案之中,作为美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法律规定内容。决定残疾儿童安置形式的仍是“最少受限制环境”原则,这种谨慎的态度既符合美国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受到了研究者对于全纳教育效果研究的影响。当前,美国IDEA所规定的教育安置形式仍是通过“瀑布式特殊教育服务体系”来体现的,这是比较现实的政策,这种服务体系中的任何一种模式对于某一类残疾儿童而言都有可能是最少受限制环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简称LRE),都有可能满足某一种类型残疾儿童的教育需求。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和发展趋势,它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脚踏实地的、渐进式的步骤才能实现。

4.全纳教育的效果分析对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启示

我国在1988年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以特殊学校为骨干、大量附设班与随班就读为主体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这一教育格局对我国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普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这一格局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以随班就读为例,随班就读模式中的“随班就混”现象十分突出,并且教师的专业能力严重不足,残疾儿童在随班就读的班级中得不到专业的帮助,应有的尊重、关注和重视。通过对西方全纳教育的效果分析的研究,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效果研究分析的结果显示,从考虑残疾儿童学业发展和社会性发展两方面来看,资源教室模式对残疾儿童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我国随班就读的模式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问题主要就是由于残疾儿童缺少外部资源支持,教学有效性不足,普通教师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导致残疾儿童在学业和社会性发展的滞后和失败。而高质量的资源教室可以为残疾学生提供专业化的环境和资源教师的专业服务,弥补随班就读的不足,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从90年代中后期,国内主要的几个大城市以及一些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就已经进行了创建资源教室的尝试。但总的来说,我国设立资源教室的随班就读学校还很少,并且从目前资源教室的开办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扩大资源教室的规模,提高资源教室的教育质量。同时,我们要充分考虑不同的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异,有的放矢地建立不同形式和水平的资源教室,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的资源教室发展道路。例如,“十五”期间,北京市为了促使本市的随班就读工作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由市教委投资,选取了20所具有一定随班就读教育经验的学校尝试创建资源教室。在上海,大部分学校已经制定了实施资源教室方案的规章制度,资源教室工作已进入规范发展阶段。而在我国一些教育条件比较差、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班级和学生人数较少,这些地区在县或者乡级水平上培养一到两个巡回教师,发展巡回教师辅导制,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益的探索。

第二,西方衡量全纳教育是从比较不同特殊教育安置模式效果的角度出发的,我国研究者也需要实证研究证明我国特殊教育不同模式的效果,作为提高我国特殊教育质量和完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的依据。从当前关于特殊教育发展的文献来看,我国学者缺乏对于不同教育安置形式效果的研究。究其原因,固然有研究条件的限制,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特殊教育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过去一段时间特殊教育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普及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至于提高残疾儿童的教育质量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当然更谈不上对教育效果的研究。只有重视质量的教育,才会重视效果的研究,质量的提高依赖于效果的反馈,也依赖于效果的证明。近几年,国家对特殊教育的质量愈来愈重视,各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增加。201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扩大随班就读和普通学校特教班规模”。这些都迫切要求对特殊教育效果进行研究。此外,随班就读作为全纳教育在我国本土化的产物,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主体,在当今全纳教育备受争议的情况之下,其传播与推广更是需要有良好的效果作为证明。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明确特殊教育不同模式在我国真实的实施效果,才能为完善我国特殊教育发展格局提供依据,实现不同的安置模式的优化组合。

第三,尽管全纳教育由于效果问题而备受争议,然而全纳教育已经成为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全面的认识全纳教育,既要借鉴全纳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果和经验,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全纳教育实施中所出现的不足,做到取长补短。全纳教育一直是在争论中向前发展,然而正是这种争论使得我们对全纳教育的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也推动全纳教育本身的完善。随班就读作为全纳教育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在发展上与西方的全纳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更应该积极地通过对西方全纳教育的分析和研究来完善随班就读,避免西方全纳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借鉴其优秀经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发展模式。

(责任编校:杨希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