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住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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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用竞技来比喻人生。但竞技毕竟只是一时，而人生的竞赛其实非常漫长。一时的春风得意其实算不了什么事，一时的失败其实也不能算数，直到人已经死去，竞技还可能不会完。

所谓“熬”就是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事情，不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就在那里一步一步地努力，就好像龟兔赛跑的那只乌龟，未必跑得快，但“熬”得住，却能笑在最后。

人生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大阪举行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刘国正和金泽洙在男子团体赛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刘国正能够九死一生地赢下来，也是“熬”出来的胜利。

蔡振华教练的经历更让我感慨。当年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蔡振华就以旋转球拍著名，但那时我们都是另外一位名将郭跃华的球迷。当时，蔡振华是赢不了郭跃华的，后来国际乒联又限制了旋转球拍，蔡振华就黯然退役了。此后，郭开始从商，渐渐淡出了体育界；而蔡振华则在这一行里“熬”着，直到有今天的大红大紫。

其实，文人的生涯，“熬”也不可或缺。有些人偶尔才华一闪，终究难于让人记住。像贾平凹和莫言，从出道以来就没有中断写作，作品非常多，才让人有了印象。未必他们每本书都写得好，但十部书中有两部杰作的概率总比仅仅写两部大得多。他们写一本书失败了，被批评了，就去写另外一本。别人说这本不好，他还拿得出另外一本，而不是为一本书喋喋不休、纠缠不清。最终你会发现他们已经走在了前面。

凭非常少的作品有大名的只有张爱玲，但那是张爱玲，别人做不到。写作其实也是长时段的艰苦工作，多产作家把一生的赌注分散到了许多书中，胜利的希望就大多了。

所以，我们只能在人生的马拉松中“熬”住。当然，人其实也有不出场比赛或者中途退场的权利，但只要选择参加，就不能不“熬”住。

(摘自《一个人的阅读史》)

“亲手”的魅力

陈大超

为了向阵亡的美军士兵的家人表示慰问和哀悼，按照传统，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应该在军方发出的吊唁信上亲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可是这位国防部长却在这件事上偷起懒来，在2004年发出的吊唁信上，他用的全是机器复制的签名。现在的机器，可是越来越先进了，先进得连签名都可以代替人干了。只是，这种事也能让机器代替自己干吗?不知道在指挥打仗上很有一手、总是想得很周到的拉姆斯菲尔德，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

此事被人捅出之后，媒体上立刻传出了拉姆斯菲尔德在国会“遭围攻”的消息。国会议员纷纷就“代签事件”指责拉氏“冷漠无情”，说他这样做是对阵亡将士的家人“缺乏起码的尊重”，说他“太轻视这些信件，既然总统都能挤出时间在这些信上签字，国防部长却‘没时间’实在说不过去”，说“那些阵亡士兵家人只是希望能从吊唁信上看到国防部长还能抽出时间想到死去的这个年轻人，哪怕这种关心只是很短的一会儿，可是他却漠视这个小小的愿望”，不少议员还因此发出了请这位国防部长下台的呼声。于是，拉姆斯菲尔德立刻发表声明：从现在开始，每一封经他手发出的吊唁信都将留有他的亲手签名。

联想到前不久我们国家出现的一件事。一位大学生用电脑打印的信，居然被他的父亲拒收!他父亲说：“就是手写的字再丑，你也得用手写!”这使我想到，愈是在机器们无所不能的高科技时代，人们愈是希望通过亲手写、亲手做的方式来表达关怀之情、友爱之心、互助之谊；至于表达亲情和尊重，那就更是不能让机器代劳。昨天我还听见一位老人在抱怨：“我最讨厌的就是孩子们用电话、电脑来问候，还用电话、电脑来拜年。他们倒是感到方便了，可我的心却总是空落落的。我看那些发明电话、电脑的人，都没安好心。”

不是发明电话电脑这种机器的人“没安好心”，而是我们必须在使用这些机器时须更加“用心”。所以，前几天晚上我去看一个朋友的孩子时，就不仅只是问他冬天的衣服带够了没有，床上的被子是不是足够暖和，而且还动手去摸了摸他的棉被和棉絮――就是这一个亲手摸的动作，让他感动得连夜给他爸爸打电话，说我对他的关心“非常细致，连床上的铺盖都动手摸过了”；他爸爸也连夜打电话来表示感谢，说孩子在我们这里的学校读书，真是让我费心了。其实，上一次降温时，我只是给那个孩子打了一个电话。我想一个孩子嘛，我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下就行了。那个电话打过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不是人家没“反应”，而是用机器表达的感情，总是隔着许多东西――也可以说总是缺乏足够的诚意。

机器再先进，也是没心没肝的设备；人手再笨拙，也是十指连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美好的高级别的享受，永远是心与心的亲近、心与心的坦诚、心与心的辉映、心与心的温暖。而亲手写、亲手做，就是让人通过你伸出的手，感觉到你的“亲”，看见你的“心”。

(摘自《小故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