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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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告别了颇具争议的LV（路易威登）“艺术、时空之旅”展览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再度向意大利珠宝品牌宝格丽（Bvlgari）敞开了大门。

“珠光宝气，极尽奢华。”一位刚刚参观过展览的观众感叹道。

然而，就在不久前，故宫才刚刚因“盗窃门”卷入舆论漩涡，涉及的被盗展品，亦并非文物，而是出自卡地亚、爱马仕等品牌的奢侈之作。

奢侈品何以登堂入室？国家级博物馆又该如何权衡商业化的边界？

市场化的尴尬起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博物馆的经营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

第一个被抛出的疑问就是：财政“养”着的博物馆，为何要去跑经营？

一位财政系统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博物馆进行市场化改革早已不是近几年的事情了，而改革的动力则是源于博物馆自身。“由于长期依赖财政拨款，而与其他强势部委相比，财政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向来就处于弱势。全国大多数的博物馆普遍存在运营经费不足的问题，更无力筹办高水准的展览。”该人士称，“尽管财政是出钱‘养’着博物馆，但普遍‘营养不良’。”

以政府投资、博物馆进行藏品保护与展示、相对封闭运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博物馆经营理念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更无法和国际上知名的博物馆媲美。本着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功能的良好愿望，博物馆开始全面“转身”，探索一条开放式经营之路。

一些博物馆率先开始引入市场化机制，寻求多元化的经营收入。例如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策展，增加门票收入；开发周边产品，进行特许经营；运营餐饮休闲场所、出租场地；转让文物保护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等。

市场导向给许多博物馆带来了活力。经营管理的理念被引入，一些博物馆开始面向社会需求，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商”不起的特展

在众多的商业运作中，最惹人争议的即举办与博物馆传统“身份”不符的奢侈品特展，最近几年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2009年，故宫博物院就在其设施最完善的午门展厅举办了“卡地亚珍宝艺术展”，展品共346件，涉及珠宝、腕表等高档饰品。

两年后，两依藏博物馆的多件分属于卡地亚、爱马仕、蒂凡尼、梵克雅宝等奢侈品牌的现代工艺品又让故宫“开门迎客”。

无独有偶，刚刚修缮一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开放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筹展了LV“艺术、时空之旅”，共展出路易威登各类展品近200件，涵盖旅行箱、服饰等。一时舆论哗然。

据该展览策展人介绍，展览展出了路易威登自1854年创建以来，影响旅行历史的代表性原创与体现艺术情感的各种设计，也包含未曾对外展出的文献手稿与名人物件。

据介绍，博物馆对各类展览设定了准入门槛，首先由参展方主动申请举办的展览，另外需要参展方自行支付与展览有关的一切花销。策展人向记者介绍，国博的展览从策划到布展，每一个环节都是上报到文化部的，只有得到文化部批文，海外展品才能入关。

当记者质疑几件现代LV箱包成品时，该策展人略带遗憾地称，“在最初的策划中，所有展品皆是经过时间凝练的古董箱包，但由于部分展品涉及到稀有物种，因此没有得到国土资源部的批文，展品无法通过海关检查，而重新上报国土资源部也为时过晚，所以只得用现代展品作为替代品展览。”

一位故宫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文化部有《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管理办法》，依照办法“引进展览须与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和任务相适应，应以展示古代、近代文物为主”；至于现代艺术品，则必须满足“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条件，才可“适当考虑”。

此前，收藏界对于故宫两依藏展品的艺术价值就颇存异议。在“文物”被盗后，曾有在保险公司负责文物风险精算的人士称，这些展品多数距今不过六七十年，只是一些奢侈品牌的精选品，并非文物，亦谈不上是艺术品，远远无法按文物的标准来衡量其价值。

LV“艺术、时空之旅”策展人向记者讲述道，舆论对这样的展览不理解，认为博物馆是在乱用纳税人的钱，替奢侈品公司办展览，“新闻会当天，第一个记者就质问，‘办这次展览，你们收了多少钱？’。的确，按照规定路易威登公司是承担了全部展览费用，并且向博物馆支付了一笔不小的筹展费。但公众不知道，博物馆如果光靠国家的拨款完全不可能办好，甚至发工资都有困难！”

“这次引进LV展览，使博物馆形象上显得更鲜活、更有时代气息、更有包容性，是艺术与商业的结合。”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在外国博物馆的运营经费来源是多途径的，有国家拨款、基金会资助、企业和个人资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护。“即便是这样，国外的博物馆一样在筹办此类展览，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精华展也刚刚进入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至于究竟国家博物馆从此次展览中收取了多少筹展费用，该人士表示不方便透露。而对于该笔资金究竟是否全额纳入博物馆预算之列，由博物馆自行安排使用，还是上缴国库，这些公众不得而知，更不要谈监督了。

经营边界何在

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适度的商业运营，本也无可厚非。但“适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公共文化资产的保护和经营之间、公共性与商业化之间，究竟能否找到一条平衡之道？

在法律上，已经对博物馆等公共设施进行商业运营有着明确规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规定，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可以将设施出租用于举办文物展览、美术展览、艺术培训等文化活动。而《博物馆管理办法》中也明确说明，国家鼓励博物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博物馆，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也都有一定的商业经营，且自身经营获得的收益是博物馆运营资金中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正如国家博物馆的策展人所言，亚历山大・麦昆的展览能够顺顺利利进入大都会博物馆，而未遭任何质疑的原因，正是由于在发达国家，博物馆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和完善的管理与监管模式；而在中国，公众、媒体的质疑是由于商业运营规则和收益的分配始终处于监管盲点，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博物馆是否会为了追逐利益而冷落了其本应承担的文化职能的担忧。

一位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大剧院，一年的运营费用都很高昂。“仅国家大剧院一天的电费，就要26万！我认为，如果能通过适当的商业运营获得资金，减轻财政负担，倒是一件可以持续发展的好事。关键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范，不能突破博物馆的公共性、非营利性等底线。”该人士建议，国家应尽快促成文化事业单位财务公开机制，以实现社会的监督职能。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曹宏一语道破：“市场化、商业化先行发展，而博物馆管理体制以及社会公众对艺术、文化的认知却没有跟上，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