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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媒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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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电台颇受欢迎的节目《这种美国生活》的主持人格拉斯上周尴尬地宣布,该台今年一月根据一出独角剧《史蒂夫·乔布斯的痛苦与欢愉》的内容所播出的节目,由于节目针对富士康工人的描述,多处存有严重失实和捏造成分,“我们在此收回之前的广播,因为我们不能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节目只是节录自迈克·戴西的独角剧的内容……戴西向我和节目监制都讲了大话……我们错了”。

戴西宣称他去年私下曾经到访深圳和苏州的富士康厂房,并且采访了多个员工,之后就编写了一出名为《史蒂夫·乔布斯的痛苦与欢愉》的独角剧,一直在纽约公共剧场上演,深受各界重视,亦为戴西带来名利双收。

上述这桩新闻,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美国的传媒一般很负责任,勇于认错;第二,美国传媒经常喜欢站在道德高地来瞰视世上一切事物,特别是涉及美国本身。如果富士康工厂不生产iPhone或iPad,而是一家生产劣质袜子输出南亚国家的山寨工厂,我敢担保,戴西也许不会千里迢迢跑到深圳和苏州私访富士康,美国也没有人会对他的独角剧产生兴趣,更遑论将故事添油加醋了。

美国人对富士康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产生兴趣和同情,是因为他们都有罪恶感,他们隐约都好像要为他们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富士康员工负上道德责任。他们一边肆情享受苹果产品为他们生活所带来的方便和乐趣,但另一方面又因为难以补偿富士康员工所受到的“剥削”而感到歉疚。但他们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员工在踏进富士康之前,又是在做些什么呢?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早就在1997年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低收入的低下工作,总比没工作要好。克鲁格曼知道他这种观点一定受到其他美国人调侃,但克鲁格曼希望美国大众了解,他们所界定的道德标准,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年代,已经是过于简单和肤浅。

在美国德州的奥斯丁,最近亦发生一宗传媒道德审判事件。当地正在举行一个类似嘉年华式的电影和音乐节,赞助商以日薪不少于50美元雇用了13个无家可归者当作“人肉4G宽频发射站”,他们穿上大会标志的衣服,并背起一个宽频发射站,在人丛中出没,方便手机用户打电话和收发资讯,群众又可以捐钱给人肉发射站,一举数得。

岂料,几乎所有的传媒都大肆批评赞助商剥削无家可归者,以可耻的工资劳役他们从事毫无尊严的工作。加拿大一份杂志形容事件是“可耻的市场营销伎俩”。

这就是美国等西方传媒的道德高地。

政府鼓励“懒”/小黄兔

从忙忙碌碌、节奏超快的广州去到悉尼,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澳洲人的慢节奏。在澳洲生活了一段时间,不少人会觉得,澳洲人真的很“懒”,而且政府还鼓励人们休闲。

每天八小时外的加班很少见,周末加班就更加罕有。因为法律规定雇主要对加班的员工支付至少1.5倍的人工:而对这些加班工资,政府按照惩罚税率来扣税,这样一来,税后工资不比正常工资多。雇主不愿意支付更多人工,员工不愿缴纳更多的税,那么加班的现象就大大减少。

法律又规定员工一年有二十个工作日的带薪假期,员工可以自行支配和安排自己的假期,雇主也不能无理拒绝。前几年的经济危机使得人心惶惶,很多人不敢轻易放假,生怕放假回来后职位不保。针对这个现象,政府多番呼吁人们使用年假,并对使用年假的人进行奖励。放假反而有更多的钱,谁不愿意呢?于是澳洲人慢慢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该放假就去度假。

有政府鼓励和资助,澳洲人就有充分理由去“懒一懒”。不过,他们是真正的“懒惰”么?其实不是。

澳洲人工作诚恳勤劳不比其他国籍的人差,他们很清楚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不会在工作的时候去偷懒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