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解惑札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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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宫藏赵之谦《楷书五言联》
对故宫藏赵之谦《楷书五言联》(图1)，我同意石谷风先生的看法：“赵之谦于同治九年(1870年)42岁为益斋书《猛志逸四海，奇龄迈五龙》楷书魏体五言联，真迹为故宫博物院藏品。另一副对联(图2)书体、联文与故宫博物院藏品相似，此联删去‘益斋尊兄书’五字和赵之谦名款两方朱文印及红栏格，毫无挥洒自如、雄强浑厚的特点，是一副伪品。”(《赵之谦书画集》附文《赵之谦作品辨伪》)真是一语中的，非慧眼解人无由道出。
赵之谦(1829―1884年)，字伪叔，一字益甫，号悲盒，又号冷君、无闷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官知县。其书法属于碑派，然其特点是以宛转流利的篆隶笔致写森严方朴的北碑，以圆融方，别张异帜，可见赵之谦的才情。他取法邓石如，但他不以雄浑为极致，而是追求拙从秀中来，四两拨千斤，这在碑学界，堪称善学。
宛转流利、灵巧妍润、神骨俊朗、纵逸洒脱是赵之谦的法书特点，这―特点，在他的绘画、印章作品中也是极其明显的。他的审美理念是“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这八个字虽说是他评价吴让之印章的，实则也是他的审美追求。他于书画印，没有狭隘意义上“深厚”的基本功，但他的学问好，悟性高，功夫在“诗”外。因而他写字、画画、刻印都来得轻松，不求“霸气”，不事“矜持”，虽法北碑，却不刻意追求斑驳的表象金石气。刻印讲究光洁，画画追求妍润，写字一如画、印，用笔爽洁，结体宽博，气象飘逸，究其内涵，是在写修养。他学邓石如，最出色的是精到地掌握了邓的用笔精华――宝剑锋。宝剑锋很难写，难就难在笔锋既要撒得开，又得收得紧。撒得开，就像人之吐气；而收得紧，则似人之呐气。如果将邓石如的书法与赵之谦的书法作一形象比较，那么，邓的用笔如同壮士拔剑，气吞山河；赵的用笔一若青衣舞剑，逸气四溢。
故宫藏赵之谦《楷书五言联》，虽不是赵之谦的顶尖之作，却也是洋溢着逸气风神的精品力作。
首先，那笔触是纯的，气象是开张的，血脉(气息)是畅通的，神采是粲然的，堪称是挥洒自如、方峻遒劲。挥洒自如是说赵之谦的用笔，提得起，铺得下，收得拢；方峻遒劲是说赵之谦的法书得北碑之底蕴，以北碑为其质，以完白山人为其文。故宫藏赵之谦《楷书五言联》，无不合其法、合其意、合其神。
而图2所呈现的迹象恰恰符合王乃栋先生主张的辨伪依据“用笔颤动，心手相违”。
用笔颤动：指作伪者底子薄、才情浅，用笔战战兢兢，唯恐“越轨”，亦步亦趋。因作伪者根本没有赵之谦的篆隶底子，故其笔墨呆板僵死、起笔臃肿、行笔迟疑、转折(翻转)生硬、收笔刻板。概言之：少笔趣、乏灵动、无神采，三条款书更是贼头贼脑。
心手相违：究竟作伪者不是赵之谦，其手低俗，怎么不与赵之谦的心境相违呢?
因该联其伪无疑，不作逐字点评，其诸多弊病，可参看图片仔细比较。
然而，王乃栋先生在其《故宫藏赵之谦(楷书五言联)是真迹?》一文中认为真迹图1中的“海”字的笔画越出红格栏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继而阐述：
人们在方格以内写字时，部分笔画写出格子的情况是有可能的，如图1的“猛”字，左侧笔画出格。但是，当人们在方格子内写第一笔时，下笔是无论如何不会跑出格外一段的，如图1的“海”字。
如果王先生这一高论可以成立，并能以此作为考证书画作品真伪“法条”的话，那么，历史上一些凡是第一笔越出格栏的法书名迹就得一概予以断伪。对这种说法，如果我们不说是其信口开河，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是其少见多怪。
一般有格栏的楷书是少有越出的现象，更不要说小楷了。然而，我们顺手拈得赵孟颊小楷《汉汲黯传》(图3)部分，就发现帖中“钞”字的第一笔“跑出格外一段”；此外，赵之谦的两通信札(图4)，右边的一封第一行也有数字的第一笔越格，左边的一封，虽有格栏在，然而赵之谦却视而不见，干脆来个满纸直书。不知这一现象符不符合王先生“认真研究”的“朱丝栏问题”?“钞”字是不是“莫名其妙地侵犯了”右边的“地盘”?或是“钞”字“书写的地方原本偏‘右’，空间已经不够画(长)方格了”?抑或是“写好了字后再画的朱丝栏，或是画好了格子死板的原位临摹”的?难道可以由此继而得出“或许，这里可以反证赵孟小楷《汉汲黯传》原来是没有朱丝栏的”吗?
写到这里，我有如是想：如果按照王先生判断图1是“写好了字后再画的朱丝栏，或是画好了格子死板的原位临摹”的，那么，能将赵之谦字写得如此出神入化的人，一定不会疏忽赵之谦是如何先写好字再补画朱丝栏的习惯手法的(参看图5《赵之谦北魏书》)一朱丝栏让“越格”的笔画。希望王先生不要认为长方形朱丝栏和正方形朱丝栏在功用上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王先生截取赵之谦《刘昭注补续汉书八志序》(图6)款识的上款“益斋尊兄属书”(图6款识)六字与图1的“益斋尊兄”四字作比较，认为图6的上款可能就是图1上款的范本，我认为这在做学问上是不地道的行为方式。既然是比较两图的款识，就应该整体地比较，因为图6的款识既有上款，也有下款及纪年，图1也同样有上、下款和纪年，怎么不作整体的比较呢?是不是比较了“同治……赵之谦”等字后，王先生的话就说不下去了呢?
搞考证，可不兴“文字狱”，不能揪住“可下手”之处就“大打出手”。
(三)苏州博物馆藏徐渭(款)《青天歌卷》
关于徐渭(款)《青天歌卷》(图7)的真伪讨论，我还是非常赞同徐邦达先生和郑为先生的探讨风格。徐邦达先生说：“实际上我们(指郑为)的看法在原则上是并无二致的，但为什么对此件《青天歌卷》作出的鉴定结论恰恰相反呢?这就涉及如何使原则具体运用到实际的鉴别中去了。”通过细细拜读徐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上发表的《谈古书画鉴别》、郑先生在《文物》月刊1980年12期上发表的《徐渭(款)的真伪问题》以及徐先生答郑先生的《再论徐渭书的真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诸篇文章，确实受益殊深。
二位先生对徐渭(款)《青天歌卷》的“看法在原则上是并无二致”，可见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只是在“如何使原则具体运用到实际的鉴别中去”，二位的切入点有异。尽管二位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统一”的结论，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青天歌卷》，其思路给我们的启示却是非常之大的。尽管我不同意郑先生的《青天歌卷》“应属于徐渭较早期的作品”的结论，因为在郑先生得出这一结论的情况下，还认为与“我们习见的徐渭书法面貌有所不同”，而且在郑先生的文章里的插图也同样没有一件徐渭早期书法的图片。这就使得“应属于徐渭较早期的作品”的结论没有了附着点。
虽然徐先生在《谈古书画鉴别》中认为《青天歌卷》“用尖硬狼毫，下笔极锐利，有多个字提笔圆细，又有不少字却粗重特甚，有些字用笔送不到底，笔锋散开虚飘，违反‘无往不收’的法则。字形大小悬殊，格式庸俗，结字上下、左右往往忽松忽紧、忽大忽小，极不匀称，甚至颠倒，失去支柱，拙劣已极；又有个别怪形字如‘月’‘下’等，备见丑态。凡此种种，在徐渭真迹书法中从来没有见到过(可能是我们未见到过他的早年书，但此卷写得极为苍老，不可能是早年)。”同时指出该卷中“天池山人”、“青藤道士”二印与习见的印章有出入。后来徐先生在《再论徐渭书的真伪》一文中谈道：“《青天歌卷》中上一方白文‘天池山人’印，确也是和其他书画上用的一方刻法大同小异，如果此卷书法本身确真无疑，那么我们是不再追究印章的是非的。可是，现在本身已有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大同小异的印章，也就有伪作后加上的可能，不同于明人用印之常例了。”尽管如此，最后徐先生对《青天歌卷》作出的极为慎重的结论却是：“不把它乱定为伪迹而使它遭到‘厄运’”。
然而王乃栋先生的《徐渭(款)是何人书?》(以下简称《王文》)一文，其所论所述，却是不着边际的“生搬硬套”。请看《王文》是如何牵强附会的：
1．近时，在翻阅古代书画作品时忽然发现了一幅书写与《青天歌》书体极为相似的书作，即倪长圩为《郭诩人物册》所作的引首“寄我清狂”四大字(在本文为图8)。始知《青天歌》卷实系明末清初嘉兴人倪长所书。
2．初见此字，不由心中一动，因这件引首中的“我”字的写法无论是用笔、结体还是神韵均与《青天歌》中的“我”字无异。再看落款是“甲辰八月东湖人倪长观画识”，款字小行书亦似徐渭书体。
3．对照《寄我清狂》、《青天歌》两件书作的书法(注：此处的“书作”与“书法”应该没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可知两作实是一人所书。如《青天歌》中的“我”字(在本文为：图9、10)，与《寄我清狂》中的“我”字(在本文为图11)；《青天歌》中的“旺”字(在本文为图12)，与《寄我清狂》中的“狂”字(在本文为图13)；《青天歌》中的“倒”字的竖勾和《寄我清狂》中的“寄”字的竖勾以及《青天歌》中的“白”字的一撇(在本文为图14、15、16)，形神俱似。两件书法(注：所幸没有再说“两件书作的书法”)的用笔特点，均是笔画粗细变化不大，行笔快速着纸不实，收笔飘忽笔锋不力，线条平拖提按不足，笔墨癫狂规矩不守，使笔纵放意气不失。(注：“行笔快速着纸不实，收笔飘忽笔锋不力，线条平拖提按不足，笔墨癫狂规矩不守”，又如何“使笔纵放意气不失”?“不力”、“不足”、“不守”正是“意气”大“失”的具体表现。)这是两件系同一人所书的最主要的鉴定依据。
凡是从事书法研究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位不明白这样一个常识，那就是任何―位书法家的风柏特点都是由其固有且极具个性色彩的笔触和排他的笔墨特性所构成的，这也是鉴定书画作品最重要且唯一的依据。
如果我们把《青天歌卷》和《寄我清狂》相同的字和相同的笔画作一大致比较，似乎很轻松地就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笔触和笔墨特性有着天渊之别，此可参看附图中用红色线条圈画处。我们从“我”、“旺”、“狂”、“倒”、“寄”、“白”以及图17、18诸字的红色线条的“运行”轨迹来看，可以借用刑侦技术“弹道轨迹”分析法，其运行走向和力度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寄我清狂》四字与《青天歌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作品。
最后，顺便再说一下《王文》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个问题。
《王文》在最后结束语中说：“赖有《青天歌》，我们得以认识了一位徐渭之后的书法奇才(倪长)。”并在文中摘录清・沈季友《李诗系》中评价倪长歼的一段话：
生平博学好古，善书法，精于制义，临文伸纸，往往终日危坐，不成一字。然一艺既就，其瑰奇玮丽，幽峭奥崛之致直足惊人骇俗，上拟周秦，非汉唐以下所及也。予谓自有明三百年来，读书种子，无此异才。而世之庞眉俗士，黄口小儿，甫习章句，抄袭一二陈言烂语，偷取科第，便俨然称缙绅矣。呜呼，如伯屏者，其无负乎时文者欤!
如此“上拟周秦，非汉唐以下所及也”的“书法奇才”，怎么可能“行笔快速着纸不实，收笔飘忽笔锋不力，线条平拖提按不足，笔墨癫狂规矩不守”呢?(全文完)
(责编：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