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监管与惯犯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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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2007年迷笛音乐节上，一幅“禁止戒烟”的标志张贴在海淀公园的每个角落，看上去，它就像“禁止吸烟”标志的孪生兄弟，极具黑色幽默的讽刺意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狂欢气氛下的集体诉讼。这是个挑起现场气氛的不错设计，同时，它也引出一个问题，政府控烟为何总成一纸空谈？
政令空谈造就人人空谈
政府禁烟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实际情况令人堪忧。几十年前，百货商场里很容易就能找到一边抽烟，一边逛街的烟民。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在北京确实不多见了，但事实是，烟民的数量在逐年上升，吸烟和被吸烟所导致的病症在激增。近十年，公共场所开始逐渐禁烟，这也是一个漫长的旅程。直到2011年5月1日，卫生部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简称“80号令”)正式实施，其中规定饭店、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不应再设“吸烟区”。然而由于在这大名鼎鼎的“80号令”中，具体而明确的处罚条款缺失，其严肃性已被舆论否定。
简单回顾政府禁烟历程发现，除了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禁烟标志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我相信不少专家学者，此时此刻正在思考这其中的缘由，以及解决办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控烟道路上，政府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决心。
1991年的细则对违规者的罚款为20元至2万元，而新版“80号令”将经营者违反公共卫生管理条例的处罚额度提升至500元至3万元。罚款额度的增加下，处罚对象从烟民（违规者）变成了经营者，这算不算一种倒退？
笔者在东三环一个地标性写字楼工作，其中的情况或许能将这种政令的变化，体现得更为具体。
像大多数商场、大厦一样，笔者所在写字楼的物业从始至终标榜自己为无烟大厦，但实际情况是，电梯等候区域的垃圾桶上，放置着灭烟的细沙；楼梯间禁止吸烟标志下面，散落着各种品牌的烟蒂；地下停车场弥漫着汽油与香烟的混合气味……为什么？
楼内的保洁人员道出了缘由。原来物业不会对吸烟者进行处罚，即使找到现行，也只是口头警告，而他们所谓“无烟大厦”的唯一支撑，便是每发现一个烟头，便对负责此区域的保洁人员罚款10元。仅此而已。相信这种政策在政府控烟的执行中屡见不鲜，其中无奈便昭然若是！
“谁不抽烟？”物业人员无奈地说。
“只要地上没烟头，管事的人闻到烟味儿，看见烟飘也没事儿。”保洁人员无奈地说。
“客户压力、业务压力、贷款压力、家庭压力……昨晚上刚熬了夜，今天还得加班，不抽根烟，你顶得住么？”公司白领无奈地说。
“我们合法缴税、按时交租、不卖假烟，是正规销售。”写字楼内的香烟专卖店员无奈地说。
“我讨厌烟味儿，但也犯不上为了这点事儿，跟同事过不去。”二手烟民无奈地说。
……
听上去，每个人都有道理，然而在这种道德的外衣下，掩盖的却是法律的缺席。政府控烟，如若没有处罚，没有责任，那么效果从何谈起？像笔者所说的写字楼，在北京比比皆是。但如若“吸烟者罚款200”，虽能够管得住抽烟，但另一个问题出来了，“谁让你罚？”“你凭什么罚？”一纸诉状下来，输官司赔钱的一定是物业。但是物业又必须得管，所以最后就成了这种局面。监管与惯犯默契配合：“如果没有领导，发现一两个烟头也就算了，”“你可劲抽，到时候把烟头扔垃圾箱里就成……”
套用一句广告语，“无处罚无治标”。莫须有的“经营者之罪”，注定了没有人会丢掉手中的打火机。
无法斗量的尼古丁内需
任何成功的管理方法都有一个唯一目标――治本！而控烟的根本，不在烟民，而在生产。环顾世界各地的控烟政令，除了用于“治标”的严苛处罚以外，还有用于“治本”的合理制度。这个制度包括赋税、人事、行政等等。其目的直指烟草行业！
在中国政府控烟的政令下，存在这样一个局面。本应负责烟草行业监管工作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属拥有中国烟草总公司。后者是全球最大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其烟草销售收入占到政府总税收的7%左右。在世界第二经济体中，达到如此销售业绩，当然让政府难以“忍痛割爱”。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3亿烟民。很惭愧地说，笔者是其中一分子。在饱受关注的饭店禁烟历程中，笔者见证了中国烟草的强大内需！而从中便可反映出，这一内需一旦消失，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中国有句俗语，“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而在饭桌上敬烟，早已经成为中国社交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包间中，肆意吸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似乎从没人在意过这本是“公共场合”。我们单单观察饭店大厅，这里是不折不扣的公共场合。在这个场合里，饭馆一般会采用三种控烟办法：一、全面禁烟；二、划分吸烟区和无烟区；三、不管不顾。
如今，很多高档饭馆采用的是第一种办法。不提供烟灰缸、不提供火柴、只要点烟就前来制止。湖广会馆私房菜便是这种做法，起初服务员会直截了当地跟顾客说明，大厅禁止吸烟。那顾客也没了办法，老老实实地吃饭，毕恭毕敬地聊天。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脑袋里就只有一个想法：抽烟！它急迫到就算你罚钱我也得抽的地步。
于是，点根烟，活神仙附体了。服务员从身边掠过，“您好，我们大厅里禁止吸烟。”烟民环顾四周，“你看，那桌子不是也有人抽么？还有那边儿那个，这么多人抽，都抽了半天了。我这刚点上。最后一根，抽完就不抽了。”
服务员很好商量，走开了。
事实是，只要你点上，紧跟着旁桌的人就点上，二人相视一笑。在这些许的“江湖”气氛下，你这“最后一根”也就没影儿的事了。
如果你再跟哥几个多吃会儿，你还会看到另外一幕。顾客纷纷结账离去，饭馆的工作人员也开饭了，辛苦一晚上的大厨，来口小酒，抽口小烟。地道的家乡荤段子下，服务员也害羞地笑了，谁还管你抽烟？谁还管吸两口二手烟？那些烟雾缥缈着都变成了浮云。
现在的快乐，大过未来的快乐，这是造就尼古丁内需的强大引擎。领导需要、职工需要、男人需要、女人需要、欢乐需要、惆怅需要……
国家是否需要，笔者不敢妄自揣测。但历史证明，集体自觉意识大部分表现是逆反，而不是顺从。如果香烟越来越多，那么替代品的市场必然被忽视，集体自觉意识无法形成，禁烟便成为天方夜谭。政府与人民只有在禁烟事业上达到一致，并各自履行监管与服从的职责，才能真正触及到问题根本。
纵观中国、乃至世界烟民，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低龄化和女性化趋势明显。如果医学界的“吸烟致癌”理论是真理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现实。这不光是更多的人将面临病魔缠绕的问题，更有可能出现一个全民吸烟的可怕时代。
丈夫吸烟，于是妻子吸烟；父母吸烟，于是孩子吸烟。这似乎并不少见。原本应该起到监督和教育作用，甚至动用感情武器去戒烟，最后却演变成为集体吸烟、举家“沦陷”的结果。本末倒置的情形下，造成禁烟事业上的又一大顽疾。这是一个非标非本的话题，这是一个社会学范畴的现象。
当“烟瘾”成为社会的习惯，当无数个吸着香烟的善男信女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尼古丁正爆发着一股原始的，可能是理性无法征服的功效。好在香烟的危害远不及，这让很多人在寻觅欲望的同时，肯为人生成本买单。恨在香烟的危害远不及，这让很多人在以为找到的欲望之源的同时，远离了自然的初衷。
吸烟，这个作为祭祀仪式而诞生的行为，竟然在21世纪仍然存在，甚至更为流行。我们就不能断然否定其对于人类进程的贡献，然后一种历史陋习的更改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标本兼治的手段之下，可能需要更多的、更难预测的动因和契机，这其中当然不乏血与泪的教训，也不乏对于终极问题的不断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