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视角的《君主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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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一些论述为到来的民族国家国际关系实践与理论都产生了重要指引意义。其中关于权力、政治与道德、人性的论断，尤其是国家间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学派提供了理论渊源；马基雅维利主张将“意大利人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的呼声也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先声。
关键词：君主论 民族主义 权力政治
一、关于《君主论》及其他马基雅维利作品的定位
《君主论》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被当代西方誉为“影响世界的十大名著”之一。该时期的意大利四分五裂，作者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同感祖国分裂的耻辱，热衷于探寻完成统一，驱逐外强的道路，并最终得出结论，君主只有运用他强大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动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方能救意大利于水火之中。而“长达十四年的外交实践与政治工作，特别是外交实践，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及其《君主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例证”。[1]6本书的主题是政府主要是靠实力和权术实行统治，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被后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使得《君主论》及马基雅维利本人都引发了来自多方面的争议，《君主论》被认为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事实上，联系到马基雅维利在与《君主论》同时开始又同时完成的另一部著作《论泰特斯·利维的头十卷》中对政府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态度，不难发现，如果从国际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君主论》，就会真正体会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君主论》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影响巨大，《李维史论》所反映的自由理念和共和制学说则成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想主义的理论内容之一，[2]18正如萨拜因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更多的应列入外交文献一类而非政治理论书籍”。[3]394
二、《君主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并未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理论，[4]47但却不妨碍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将其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基石之一。相对于《李维史论》为当代国际自由主义提供理论来源相比，《君主论》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显得更为引人注目，大约“得益”与作者在其中对权术完美的剖析，将政治与道德分离所得到的“昭著臭名”。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过，更有可能是得益于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占据最有影响力地位的原因。通过对该著作及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经典的梳理，可以发现，《君主论》对现实主义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
（一）史论结合的经验性研究方法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史论结合，而注重历史研究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传统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因为理论是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假设的推断中得出规律的”“唯有历史方法才能使我们避免只根据某一体系的情况就作出判断。”[5]214-215运用历史研究的另一方面是注重比较，因为“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历史研究，不能囿于历史而必须超越历史，这就要运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6]106马基雅维利多次以欧洲历史上各国君主为例，列举大量史实，作为他论述政治观点的理论依据。比如，他在论述统治者如果遵守信义会对自己不利，是否需背离善良之道时，以亚历山大六世善于欺骗并获得成功为例，告诫君主必要的时候背信弃义也无可厚非。还将历史上各君主如何取得、保持乃至失去政权的过程和原因进行比较分析，使当时的君主引以借鉴。他注重国家之间的比较，例如，在讨论君主如何避免人民的憎恨时，以罗马帝国的几位君主残酷贪婪、尚武而危害人民与法国国王给予人民更多自由与安全相比较，论述了君主要妥善治理国家， 应重视人民， 使其获得满足。
此外，《君主论》对现实主义研究范式的启迪是将“权力—利益”置于中心议题的地位。《君主论》通篇着重论述君主何以获取和维护权力及攫取最大利益的方法，国际现实主义继承了这样的议题，古典现实主义断定“国际政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2]80国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权力。新现实主义虽然不再认为权力是国家追寻的目的，但仍然重视权力对国家的重要性。
（二）奠定了国际现实主义的主要议题
1.关于人性的假设。人性本恶是《君主论》中的主要论断之一，马基雅维利认为“一般说来，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朝三暮四、逃避危险、生性贪婪的”，“攻城略地，征服他人本来是人类一种很自然且很平常的欲望”。[1]98，17这样的判断就成为后来的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成为古典现实主义六原则中的第一原则——“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与整个社会相同，是受来源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的”。[17]16
2.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权力争夺。马基雅维利认为“研究军事问题是君主的主要责任”“当君主过多地醉心于安逸的生活，而疏于对军事考虑的时候，他离亡国丧权的日子就不远了”“一位贤明的君主切莫在和平时期无所作为，应该努力地运用这些时间积聚实力，准备好可以了利用的资源，以便……对一切来犯之敌予以有力反击”。[1]83这对国际现实主义的启示是，军事安全的“高级政治”是国家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国际体系缺乏合法权威，国家只有“自助”（self help）靠自身的力量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国家以自助原则获取安全的最终途径（但绝不是唯一途径）是建立军备”。[8]69也使得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自助行为引发的“安全困境”问题，而面临解释力下降的质疑，虽然可能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的“是别人强打着必然会自取灭亡”，[1]17但现实问题是“由于所有国家都处于一个自助体系中，国家质检的相互信任程度很低，所以一国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以防御为目的的军备建设会不会转化成进攻能力”，[8]69会引发军备竞赛问题。
3.将政治与道德相分离。马基雅维利在书中指出“如果不施恶行国家就难以拯救的话，君主不必为这些恶行招致非议而忐忑不安”，[1]89古典现实主义第四、五项原则是“政治现实主义理解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也了解道德标准与成功的政治行动的要求这两者间必不可免地会发生矛盾”“某个特定国家的道德抱负同天下膺服的道德规范不能相提并论”。[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