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本”《聊斋志异》吕注引类书指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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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吕湛恩是《聊斋志异》最有名的注家之一，由于治学较为严谨，他对《聊斋志异》的注解得到诸多读者的认同，因此也被张友鹤编入到“三会本”中。尽管如此，通过吕注中对类书的引录，我们发现，吕注也存在部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此一一条列出来。产生这些疏漏，客观上是由于注者眼界稍显狭窄，过分依赖少数几部类书所致；主观上则可能是由于注者的疏忽大意，没有对一些词句来源做仔细的分辨。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用典很多，晚清吕湛恩予以注解，成为《聊斋志异》最有名的注家之一。张友鹤将吕注编入十二卷本新刻《聊斋志异》，是为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从吕注所引用的文献来看，有经史、诗文、小说和类书，其中类书共引35处，除去重复，计引类书13种，分别是《群芳谱》、《山堂肆考》、《太平御览》、《通志》、《清异录》、《白孔六帖》、《潜确类书》、《文献通考》、《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天中记》、《稗史类编》、《事物纪原》、《西湖游览志余》等。吕湛恩治学严谨是公认的，但对这部小说用类书作注的时候，也出现了部分疏漏，本文按卷次分别条指如下，亦期就正于方家：
1、卷一《王六郎》，吕注“亭午”，引《太平御览》曰：“日在午日亭午。”
按：“亭午”的初典最早并不是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卷一“天文上·日”已有此条，并注出《说文》。吕湛恩大概也不能确定蒲松龄使用“亭午”这个词语的时候是采用了《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抑或是《说文》。即使这个词语在清初已经是熟语，如果要注出典也应当是用最开始的出处。
2、卷二《莲香》，吕注“刀圭”，引《清异录》曰：“高丽博学记：酥名一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酩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创刀圭。”
按：《清异录》为宋初陶谷所编，《四库全书》小说家类著录，全书2卷，分37门，实际具备类书的性质，故赵含坤《中国类书》编入。《清异录》卷上载：“高丽博学记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创刀圭。”与吕注相比较，最主要是两个字不同，吕注作“一”刀圭和“酩”，四库本《清异录》作“大”刀圭和“酪”，孰是孰非，由于《高丽博学记》一书已佚，无从查考，但《说郛》卷一百二十上、《稗史汇编》卷一百五十、《骈字类编》卷一百六十七、《佩文韵府》卷八之三、《格致镜原》卷二十二等引此条文，均与四库本《清异录》相同，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吕注是有误的，或为讹抄所致。
3、卷二《红玉》，吕注“卧薪尝胆”，引《山堂肆考》曰：“越勾践卧薪尝胆，欲以报吴。”
按：明人彭大翼编《山堂肆考》卷一百八十三确有此条文，且文字完全相同，但未注出处。《山堂肆考》所载并非卧薪尝胆故事的初典。“尝胆”事最早可见《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吴越春秋》亦有近似记载。“卧薪”事不知所起，但宋代的很多笔记和类书都已经有完整的“卧薪尝胆”的说法了，如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三十一“人事部·尝胆报仇”条：“卧薪尝胆以雪夫椒之耻。”吕注引《山堂肆考》，而不用更早更知名的文籍，或是因为一册在手，即目便是现成材料，疏于作进一步的查证。
4、卷三《连城》，吕注“写生”，引《潜确类书》曰：“五代时，黄筌与其子居宷并书花卉。用笔极细，不见墨迹，谓之写生。”
按：黄筌画花之事应当最早出现在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如宋代类书《记纂渊海》卷八十七记载此事，注出《笔谈》，即《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卷十七日：“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伪蜀翰林待诏黄筌，皆以善画著名，尤长于画花竹。蜀平，黄筌并二子居宝、居实，弟惟亮，皆隶翰林图画院，擅名一时。其后江南平，徐熙至京师，送图画院品其画格。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吕注与此中相关字句比较，基本相同，略有改动，但亦可见其初典应在《梦溪笔谈》无疑。
5、卷四《罗刹海市》，吕注“薝蔔”，引《群芳谱》曰“栀子，即西域薝蔔花。”
按：《群芳谱》为明王象晋纂辑，原名《二如亭群芳谱》，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天启跋刻本。该书第20册“花谱·栀子”曰：“《货殖传》曰：栀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或云，此即西域之蘑荀花。”吕注较此有改动。实际上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的《货殖列传》都没有这句话的完整表述。倒是清初在《群芳谱》的基础上增编而成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三十八载此条文，文字基本相同，但注出《酉阳杂俎》。《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在康熙的御旨下，汪灏等人对《群芳谱》的错误进行了较大的疏证和完善，它的记载应当更为可信。查《酉阳杂俎》卷十八有此句，是应为此条初典。
6、卷四《雨钱》，吕注“粲于牙齿”，引《山堂肆考》曰：“李白每与人谈，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间，号粲花论。”
按：《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七有之，文字与吕注基本相同，未注出处。但南宋曾慥编《类说》卷二十一、元阴时夫编《韵府群玉》卷十五均引此条，注出《开元天宝遗事》。而《开元天宝遗事》卷四确有此条文，应为此条初典。
7、卷四《姊妹易嫁》，吕注“大姨夫作小姨夫”，引《合璧事类》日：“欧阳修与王拱辰同为薛简肃公壻。欧阳公先娶长女，王娶其次，后欧阳公再娶其妹。故有‘旧女壻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
按：《合璧事类》全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宋谢维新纂辑，前集卷六十有此条文，不注出处。《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八亦载，注出《邵氏录》，即《邵氏闻见录》。查《邵氏闻见录》卷八实有此文，文字稍异，应为初典。
8、卷六《马介甫》，吕注“鸾胶”，引《合璧事类》曰：“汉武时，西海献鸾胶。帝弦断，以胶续弦两端，遂相着，终日射不断。帝大悦，名续弦胶，以鸾血为之也。今取为续婚之喻。”
按：“今取为续婚之喻”当为吕湛恩所加，余皆来自《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是书前集卷六十：“汉武帝时，西海有献胶五两者。武帝射于甘泉宫，帝弓弦断，西使乞以所进胶续之，弦两头遂相着，曰：‘可以射。’终日不断。帝大悦，因名续弦胶。”注出《博物志》。再看《博物志》卷二：“汉武帝时，西海国有献胶五两者，帝以付外库，余胶半两，西使佩以自随。后从武帝射于甘泉宫，帝弓弦断，从者欲更张弦。西使乃进，乞以所送余胶续之。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胶为水，注断弦两头，相连注，弦遂相着。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头，终不相离。西使曰：‘可以射。’终日不断。帝大怪，左右称奇，因名曰续弦胶。”两相比较，详略有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对《博物志》原了改动，这也是古代类书编纂时常见的一大陋习。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没有“以鸾血为之”的记载。另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的记载和吕注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此外，《韵府群玉》卷五“鸾胶”条曰：“汉武时，西海献胶。帝弦断，以胶续之弦两头，遂相着，终日射不断。帝大悦，名续弦胶，以鸾血作胶。”就与吕注非常接近。所以，《韵府群玉》似乎是在《博物志》的基础上，吸收了《合璧事类》的改编，又补充了新的内容，即“鸾血作胶”，因之成为吕注重要的参考对象。吕注所引是否真的是《合璧事类》，其中就有很大的疑问了。
9、卷六《绛妃》，吕注“筝声”，引《稗史类篇》日：“纸鸢一名风筝。”
按：此处《稗史类篇》应为《稗史类编》之误，明王圻编纂。《洪洲类稿提要》日：“（王圻所著述）如《续文献通考》、《三才图会》、《稗史类编》诸书，皆篇帙浩繁，动至一二百卷，虽庞杂割裂，利钝互陈，其采辑编排用力，亦云勤笃。”其中《稗史类编》175卷，未有刊本，就卷数、书名以及作者的编书旨趣来看，应是类书。
10、卷六《绛妃》，吕注“筝声”，引《事物纪原》曰：“以竹为弦，吹之有声如筝然，故曰风筝。”
按：宋高承《事物纪原》只有卷八“纸鸢”条述及风筝，此条日：“俗谓之风筝，古今相传云是韩信所作。高祖之征陈豨也，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以量末央宫远近，欲以穿地坠入宫中也。盖昔传如此，理或然矣。梁太清中，侯景攻台城，内外断绝。羊侃教小儿作纸鸢，藏诏于中间。文帝出太极殿前，因西北风放之，冀得达援军。贼谓是厌胜，又射下之。见马总通历云。然其事初一见于此，证知其审为韩信造矣。”与吕注绝不相类，不知吕注所引源于何处。
11、卷七《罗祖》，吕注“若要立地成佛，须放下刀子去”，引《山堂肆考》日：“广颔屠儿在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
按：《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五与吕注基本相同，但更早的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八已经有此条文。吕注所引非初典。
12、卷十《葛巾》，吕注“玉版”，引《群芳谱》日：“牡丹名玉版，白者单叶，长如拍版，色如玉，深檀心。”
按：天启跋《二如亭群芳谱》第21册“花谱·牡丹”记载与吕注完全相同，但未注出处。其实，这条文字应出自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之“花释名第二”有：“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正与吕注相同。并且，《记纂渊海》、《格致镜原》等类书均注出《洛阳牡丹记》。尤其是《记纂渊海》引录文字和吕注完全相似。可知《洛阳牡丹记》才是此条初典。
13、卷十一《王大》，吕注“叶子”，引《文献通考》曰：“《叶子格戏》一卷，不著撰人。世传，叶子，妇人也，撰此戏晚唐之时。”
按：元马端临撰辑的《文献通考》分24考，即24门，具备类书体例，《中国类书》著录。《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九注明是由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而来，可知吕注非初典。
综上十三条可知，吕湛恩引类书注解《聊斋志异》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吕注并非都是用典故的原出处，如上述1、3、4、5、6、7、11、12、13等条所考，这可能和吕湛恩视野并不是很开阔，只依赖少数几种类书有关，不过我们现代的读者只要能够借助他的注解，去掌握蒲松龄一些稍显晦涩的用语，进而准确理解小说即可。其次，吕湛恩选用类书有时并不是最好的版本，如《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就要比明代的《群芳谱》更丰富与精确，但吕注全部采用《群芳谱》，这只能说明，吕湛恩手头的类书可能不多，没法灵活选择。再次，吕注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如上述2、8、9、10等条所考，这一方面是由于注家的疏忽，另一方面也和部分类书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始终被人增改有关，如《群芳谱》等由于接近实用性的通俗类书尤其如此。最后，吕注对引录类书的原文喜作改动，这样不利于类书的传播，也不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