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控制、投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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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达到13亿。我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是欧洲总人口的1．8倍，美国的4．3倍，日本的10倍，英国或法国的22倍。

人口更多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则提高了，这至少说明人口问题并不一定随着人口增长而继续恶化。这是因为，我国转化人口影响力的正向社会机制更强大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与“口”的关系。

如果说消极的人口观是以“口”为重，那么积极的人口观则以“人”为重。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从“人均概念”出发，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这样矫枉过正的观点。“口”的要害在于数量膨胀、需求压力和乘数效应；“人”的要害在于人权保障、健康促进和能力开发。一个“人”字包含着近乎无限的信息，如社会性、消费性、结构性、流动性和周期性等。将“人口”仅仅当作统计学的抽象，虽然必要却也有作茧自缚的可能。

13亿人口日的到来晚了四年，确实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预留了时间和空间。首先，这四年为缓解中国人口和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创造了机会。其次，虽然中国的人均环境资源位于世界的后列，但是人口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未来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均衡和人口品质的改善。到了低生育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去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适度必然包括对人口合理结构的思考。让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慢一点，实行“软着陆”更符合人口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单纯数量减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获得也是付出了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成本与代价的。中国人口不能不控制，但从“人权”而不仅是“人数”的角度出发，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判断下，我们不能不对巨大的未支成本而警惕、而担忧。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种值得反思的做法：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下有劝说农村独女户放弃生二胎的倾向。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应是如何去控制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比例和规模的继续提高这个问题，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或许应该是鼓励这些农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资源。历史或许会证明，这是可以使社会和家庭双赢的更好做法。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措施。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则更多地依靠了内在的生育理性的觉醒，或者说内在的自觉少生意识的形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发展阶段。

人口不仅是控制的对象，更是投资和发展的对象。21世纪是倡导“人脑论”的世纪。从过去单纯通过降低生育率达到“节流”的目的，到现在的节流（控制生育增量）和开源（开发人力资源）并举，反映出人口治理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得到更好发育、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人口作为负担的因素被消解、作为资源的力量得到激发，特别是人口身上蕴藏的脑力资源日益得到重视。要使未来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投资人口、开发人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根本出路。当然，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总之，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人的发展方向、程度和绩效。

人口是多种力量的形态存在。人既可以是植树造林的主体，也可以是毁林填湖的宿主，所以，人口既可以是“亲生态的人口”，也可以是“反生态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要尽量把人口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力转变为建设力。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同时继续消除知识的、道德的和收入的多重贫困，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帮助一些人口摆脱对自然的简单依赖，提高复合生态系统的人口承载力，采取综合措施来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们可以相信，一系列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和安排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可以产生出正向调节人口力量的机制，从而消解人口过多带来的诸多压力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