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瑞典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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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堡号卮言

2006 年7 月18 日，假戏真做的仿古木船哥德堡号抵达广州，穗城政府和百姓搞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浩大仪式来迎接它，而且还耗资3亿人民币造了一个南海神庙，虽然闹腾得有点过火了，但到底让国人更加关注起瑞典来。瑞典的意义不再是很多不那么重要的品牌的故乡，而是迅速变成了一个和中国的近代史纠葛很深的西方的一分子。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到底有没有向中国出售过鸦片？史学家已有定论，我们自不该在迎接哥德堡号的时候忘记历史，但卖手机和家具毕竟不是卖鸦片的某种变形，如果不是因为要把握未来，历史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和瑞典的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17 世纪末，但三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这个异邦的了解依旧十分贫乏。事实上，瑞典不单是欧洲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事强国，而且在近代也是欧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下面这些事实证明，瑞典人不只是勤恳的工程师，他们的文化同样具备强大的吸引力。

从ABBA 到Ace of Base

瑞典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音乐输出国。从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球的ABBA 旋风开始，瑞典的流行音乐产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现如今，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已经成为了欧洲乃至世界流行音乐的重镇。瑞典流行音乐一开始就是瞄准全球化市场的，除了打造本土国际级艺人团体外，他们也为众多的外埠欧美巨星量身定做热门单曲和白金唱片。瑞典流行音乐已经不仅仅属于瑞典这个国家，它已经是全球流行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仍在以一种全身而动的活力不断地参与缔造流行音乐的世界奇迹。布兰妮、“西城男孩”、“后街男孩”、“超级男 孩”、席琳・狄翁和詹尼弗・洛佩兹都曾在瑞典录制过世界排行榜热门单曲以及白金销量单曲唱片，而这些热门音乐作品从创作、策划到制作都是由瑞典音乐人所完成的。

在古时候，北欧瑞典人认为每年的12 月中旬是他们冬季最漫长的一天，过了这一天之后，白昼便会开始增长，而距离阳光普照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等不及夏日的到来，瑞典的人民此时便开始庆祝，而逐渐形成了这项迎接阳光的传统习俗―“露西亚节”。每年的12 月前夕，瑞典全国包括官方及民间都会举办露西亚比赛，由民众票选一位留有长长金发的优胜女孩，成为全国或该地区代表神圣荣耀的露西亚游行之星，在12 月13 日当天，身穿白色长至足踝的服装，腰系红色绸带，头戴饰有蜡烛的花冠，带领其他与赛的少女沿街游行并合唱传统的露西亚歌曲，接受民众的喝彩与歌颂。阳光在瑞典人的生活传统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除了露西亚节之外，每年的6 月24 日是瑞典的仲夏节，这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瑞典人为此的庆祝一点也不亚于圣诞节。瑞典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热切的对阳光向往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生活情感的诉求影响着瑞典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流行音乐领域中，它不仅奠定了阿巴音乐的大众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如今强调个性、突出独立的瑞典流行音乐人的创作灵感基石。　1973 年成立的四重唱舞曲流行组合“ 阿巴合唱团”可以说是娱乐业的一个全球性品牌，是继“披头士”之后最成功的乐队，他们曾创下8 张专辑榜冠军纪录，其中《最热门单曲》在全世界销售了3.6 亿张，是他们为瑞典音乐和音乐人打开了通向国际的大门。在70年代的迪斯科音乐风潮中，瑞典的“阿巴”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最为成功的舞曲组合，据统计，在他们的鼎盛时期，每年为瑞典经济盈利甚至超过了沃尔沃汽车工业。

在其后同样获得商业成功的Ace OfBase 以及Roxette 等其他众多乐队都再也没有到达过这支双夫妻组合曾经的音乐商业成就。Roxette 是瑞典第1 支以前卫形象和摇滚流行乐风靡全球的组合，于1986年成立。由词曲作者、主唱、吉他手佩尔・格斯勒和著名歌手玛丽・弗雷德里克森组成。1989 年，他们在EMI 旗下推出专辑《当心》并迅速在世界各地走红。他们以悦耳动听的旋律和激动人心的节奏征服了世界，单曲《神色》奇迹般地成为19 个 国家流行榜的冠军歌曲。在1994 年迅速蹿红的兄妹及家庭好友4 人舞曲组合Ace Of Base，一共卖出了3000 万张专辑和1500 万张单曲，《符号》是8 个国家排行榜冠军曲，《她所要的一切》荣登10 个国家的榜单首席。

作为学者的国王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是古斯塔夫五世的儿子，1950 年即位时已到退休年龄( 68 岁) ，但他高寿，仍当了22 年国王，直到1973 年逝世。1898 年当他只有15 岁时就对考古产生兴趣，后进乌普萨拉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奥斯卡・阿姆格林。1902 年在乌普萨拉郊外挖掘出青铜器第四时代的武器和饰品，从此与考古结下不解之缘，并成为颇有成就的考古学家。1904 年他去埃及。埃及史前的灿烂文化使他惊叹不已。也正是在这次埃及之行中，他与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相遇，次年在英国温莎宫里结婚。1911 年他首次去意大利，以后多次去意进行挖掘考古工作。他不止一次去希腊。1905年结婚时，他祖父奥斯卡二世送他一对18世纪的中国瓷瓶。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立即查阅其历史，从中获得大量有关瓷器的知识。从此他渐渐成为购买瓷器的行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和东亚文化艺术的研究工作。 在他所有爱好中，中国和东亚艺术当数第一位。由于对中国瓷器的热爱，1907 年他开始搜集，终于成为知名的中国瓷器收藏家。1914 年在他推动下，瑞典国家博物馆举办首次从青铜器时代到19 世纪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他个人拿出许多展品。这些展品多数是从伦敦和柏林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止户外挖掘的搜集工作，侧重理论研究。

瑞典人眼中的中国

作为著名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的学生，彼得・奥斯贝克以一名随船牧师的身份跟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卡尔亲王号”（Prins Carl）来到中国。这艘船于1750 年11 月18 日从瑞典西海岸港口哥德堡出发，并于次年8 月22 日抵达广州，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752 年的1 月4 日。在中国停留的这四个半月期间，奥斯贝克搜集了相当多有关中国植物的资料，同时他也将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文化的观察记录了下来。他的观察不但真实可靠，而且大多十分敏锐，有时还能滤除从书本上读到或是道听途说的一些成见。 1731 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使得他的一些门徒有机会到亚洲游览，因此林奈非常希望彼得・奥斯贝克―他的得意门生之一能够造访中国，因为他相信奥斯贝克能将这一任务完成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出色。当奥斯贝克回到瑞典后，果然向林奈展示了数百种的新植物种类。林奈非常高兴，他试图说服奥斯贝克再度游历中国，他说： “毫无疑问，在一次航行中，你所能做到

的比其他一百人加起来的还要多。”然而，奥斯贝克始终没有能实现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在整个18 世纪中， “中国观”在瑞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对于中国的兴趣，则要归功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与华贸易的展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品带到瑞典，同时公司又在瑞典经济史上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其存在的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至少有130 个航次来往于哥德堡和广州之间，这一贸易往来使瑞典获取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新信息。 18 世纪中叶，一些与皇室关系密切且有影响力的人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从法国带到了瑞典：中国是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国度，是值得竭力仿效的典范1753 年，也就是奥斯贝克回到瑞典后的第二年，皇后洛维萨・乌尔里卡收到了一份庆祝她33 岁生日的礼物：一座中国宫。彼得・奥斯贝克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一些正面的评价，例如，他说， “由于历史悠久，他们有关天地和历史的知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道德信条被视为经典，法律和行为准则被认为是最好的生命箴言。医学和博物学都建立在长期的经验上，他们农业水平的完善让人羡慕”，但他同时却指出，“ 由于缺乏对上帝真知的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因之黯然失色”。一方面他承认中国人“谈吐文明，举止文雅，勤于社会生活，做生意特别有天赋”，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们“顽固，骄傲，并且多疑”。

近代以来，瑞典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汉学家们的努力实现的。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在汉学领域的贡献尤以对中国作品的翻译众多而著称。他翻译过《水浒》等古典名著，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上。特别是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定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他对现当代文学的重视，可以说大大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注重古典的习惯，使瑞典汉学界把目光，渐渐从语言学范畴，扩展到20 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到现在为止，马悦然已经翻译出版了沈从文、北岛、李锐、高行健等人的大量作品，翻译了台湾诗人商禽的诗集，成为瑞典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权威人士。他的成功翻译，推动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使瑞典出版界开始对中国作品产生兴趣，在80年代的瑞典开始形成一个高潮，而且在90 年代其势头依然未减。瑞典翻译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是比较广泛的，一些重要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或多或少被翻译过，如鲁迅、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对于“”后出现的新时期文学，他们的翻译尤为广泛。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方舟》《沉重的翅膀》、李锐的《厚土》、北岛、顾城等人的诗集、张辛欣和桑哗的《北京人》、王蒙、张贤亮等人的小说选、高行健的剧本和小说等。

结语：时下关于瑞典的最热门的话题恐怕莫过于关于哥德堡号的争论了，问题其实并不复杂，瑞典东印度公司确实曾经向澳门出售过鸦片，这一点上，新成立不久的新东印度公司刻意回避，让中国人开始怀疑哥德堡号来华倒是为了中瑞两国的伟大友谊，还是另有打算。以笔者来看，对此事似乎没必要那么紧张，哥德堡号毕竟不是军舰，伟大友谊也从来都是奠基在贸易往来之上的。如今世界不太平，多一个朋友总是好事，何况，从任何角度来看，瑞典都是一个热情而有魅力的朋友。至于那些过去的友谊历史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那么纯粹，各自心里有数也就够了。

18 世纪中叶，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带到了瑞典: 中国是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国度，是值得竭力仿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