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回暖迹象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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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1%，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8.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扣除物价因素）15.9%，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4.9%，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4.6%⋯⋯4月16日，国家统计局了今年首季宏观经济运行的一系列数据。

这份中国经济的“春季报”带来了一丝回暖的春意，也传递出经济寒流依然没有根本减退的客观事实。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经济监测部门的政府官员，到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再到参与市场操作的金融机构，无不密切关注这份“亦暖亦寒”的报告。

或许，在一切尚未明朗之前，对于数据的细致解读，对当前经济脉搏的静心聆听，对当前及未来调控举措的反复推敲，都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多一些思考。

亮点传达积极变化

公布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数据，虽然增幅相比上年大多明显下降，部分数据还是负增长，但其中也不乏鼓舞人心的亮点。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对于GDP的这一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表示，一季度GDP增长6.1%，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蔓延、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的形势下取得的，很不容易。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也表示，虽然纵向上比较增速放慢明显，但作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中国一季度的经济表现已相当不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则更为乐观，他指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升、发电量降幅放缓，这些先行指标都反映出经济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可能已经过去。

事实上，这份“中国经济春季报”称不上好看，但一个个亮点中也传递着经济有所回暖的信息。

从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和投资较为平稳，唯有外贸出口表现不佳。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129亿元，同比增长28.8%。与上年同期相比，加快4.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点出了一季度投资的几大特点：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二是新开工项目增加，一季度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了87.7%，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新开工项目增加意味着下一步在建和续建的项目会增加，表明经济增长有后劲。三是投资增加的结构在改善。一季度中西部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东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19.8%，中部地区增长34.3%，西部地区增长46.1%。

再看消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398亿元，同比增长15%，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尤其是汽车消费，3月份小汽车销量达33.2万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姚景源判断，经济下行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以工业为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虽然增幅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了11.3个百分点，但从各月数据来看，的确有收窄迹象。1-2月份增长3.8%，3月份当月增长是8.3%，基本回到了去年10月份的增幅水平。

经济反弹还是反转？

经济指标中隐约见到的积极变化，是否说明我国经济已经企稳反转？对此，大多数专家表示仍要进一步观察。

姚景源说，经济下滑态势只是初步得到遏制，目前的良好开端要巩固下来，需要更多努力。还是以工业数据为例，工业增加值增长5.1%，只相当于我们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说明企业运行情况还不稳定。另外，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7.3%，形势还是严峻的。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对未来我国经济走势谨慎乐观。他认为，在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中，虽然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但大部分经济指标仍处在下降通道中。

经济学家王一江教授指出，一季度数据中最“出挑”的显然是投资数据，而这一块恰恰是主要依靠国家大力投入拉动的。他同时指出，不确定性在于，政府投资是否能进一步带动民间投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需要进一步观察。

海通证券分析师认为，受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我国实体经济虽显现反弹迹象，但我国经济反转还有待时日。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直接挑战，是持久性需求结构变化。从目前来看，尽管为“扩内需”，政府已推出多项举措，但我国多年来一直存在国内消费率过低的结构失衡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观。

其次，从实体经济运行来看，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细分数据，还是工业增加值的细分数据，都表明“松货币”的效果目前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的相关领域，即政府支持项目和大中型国有企业项目占主导。需求总体仍不旺的情况下，“松货币”对经济刺激效应相对有限。

最后，未来中国经济何时能出现根本好转，还要看全球经济何时能走出低谷。

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认为，伴随着经济复苏，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企业，其效益会逐渐好转。这种好转将经历“有量无利”和“有量有利”两个阶段。从目前来看，一季度种种数据均显示，企业仍处于“无量无利”阶段。

“保八”目标能否实现

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年GDP增长目标定为8%，那么这一全年经济目标能否实现？

姚景源表示，“保八”确实难度非常大，但有条件、有能力。在他看来，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空间就是一种机会。他指出，以往只要经济一热，我国的煤电油运就会吃紧，说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一空间是目前阶段拉动投资的机会所在。

干春晖则认为，要实现“保八”的增长目标，任务艰巨。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亚洲及太平洋2009年经济和社会概览》也预期，2009年中国经济将实现7.5%的增长率。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此前出席第五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时表示，GDP“保八”的增长目标，是建立在出口增长8%的基础上。由于外部环境制约，今年出口增速不可能达到年初制定的“8%”。因此，今年能否实现“保八”目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扩大内需”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拉动社会投资、银行贷款，最终促使消费增长。

但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相比于“保八”这个目标本身，当前致力于“保八”的各项措施的方向正确、效应持续，这更为重要。针对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不能与长期的经济调整目标相脱节，方向应该一致。

姚景源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必须转到内需上去，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他指出，当前世界经济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面临严峻形势，我们确实希望世界经济转好，但绝不能把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希望都押宝在外部需求上。要战胜眼前这场危机，无论是近期保增长的目标，还是长期科学发展的方向，都必须转到扩大内需上面。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真正唤醒中国的内需，只有把工夫用到这一方面，才是真正在此次危机中抓住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宝贵机遇。

同样，干春晖认为，目前正在付诸实践的积极财政政策，从长远来看，也将逐步改变国内消费率过低的尴尬局面。如新出台的医改方案，8000多亿元资金将用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旨在用3年时间达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的目标；又如，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增长20.2%，社保等民生支出增长29.4%。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越是在“逆周期”地加大促就业、保民生的财政支出力度，等等。而在逐步完善保障体系后，个人收入的增长，才会真正转变为内需。虽然，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但政策的长远效应，更值得肯定。

在王一江看来，“保八”的目标能否实现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找到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他认为，应该把大量资源、资金投向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改善企业生存环境。他强调，发展中小企业是搞活中国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长远之策，因为中小企业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甚至超过大项目。

过度财政扩张或应淡化

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出台向市场释放出了“回暖”的信号，PPI、CPI指数的企稳、工业增长速度在季度内实现反转、信贷数据的持续宽松都预示着中国经济仍有能力在普遍衰退的2009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

在普遍看好中，还是有观点表达了对信贷扩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担忧。但信贷扩张相比，积极财政政策或许更应该引起关注。

信贷作为经济过热的基础，它的影响是间接的。在经济形势不明的情况下，银行的惜贷和企业的收缩都能影响到信贷扩张的刺激效果。可以看到，当一部分争论集中于信贷扩张导致经济过热的同时，另外一部分观点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财政政策的效果与信贷扩张相比更为直接，它代表着真实的基建项目的上马和政府采购的增加。它的作用效果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对刚性，因为大量因积极财政政策而起的项目并不会在短期内完成，后续的资金投入要求使得积极财政政策即使在转向之后仍然会存在一个的政策滞后。

财政政策不仅在资金投入上存在惯性，与其相关的制度惯性使得其转向面临更多的困难。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副产品，一批与积极财政政策命运相关的地区、产业、部门和人群随着这一政策的深入而逐渐扩张，其利益格局愈加强化。“增债+扩支”的积极财政政策模式最终会不得不因为维持这一部分利益格局的稳定而被迫持续。

凯恩斯效应的非对称性使得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转向同样具有扩张效应。传统观点认为，财政政策由积极向中性的转移过程中会导致民间消费的减少，进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紧缩性影响。而从我国的经验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转向的过程中反而存在扩张性影响，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财富效应、信用效应及预期效应。

以上的分析还仅仅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不当延续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而过度财政扩张形成的财务风险和债务货币化可能并未提及。并非因为这些威胁不重要或者并不存在，只是这种财务方面的问题并不会造成积极财政政策难以退出的困难。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独立行情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已经成为了所有期待的焦点，一个风闻中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就能轻易地调动资本市场的起伏。市场上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评论也已经陷入“单边看多”的期待陷阱，人们对货币政策还会存在理性的远期担忧，而在积极财政政策上却集体失语。在短期政策的伪装下，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影响被不恰当地忽略了。

从效果上看，积极财政政策并非短期可控，它的影响同样可以像流动性过剩般长期存在。我们不应对财政政策抱有“短期影响、风险可控”的认识，从而通过市场期待形成对新一轮政策的“倒逼”。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早做打算、循序而行，使得在下一个过热周期到来之前完成财政政策中性的成功转型。而不是像反凯恩斯主义者断言的那样，“财政政策总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出现”。

（综合4月17日《解放日报》和4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分别为两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