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原因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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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自从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开始,经济学家就开始了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把经济增长理论依次归结为分工-专业化理论、劳动要素论、结构效应论、技术创新论、收入分配论、制度决定论,并结合中国国情,针对制度决定论做进一步分析。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原因;制度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引入了越来越多的答案,如分工、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等。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序言中说:“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综述、分析,比较各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试图寻找这样一个“总的观念”,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影响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较早的文献中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总产出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

(二)分工-专业化理论。“分工-专业化理论”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专业化和分工是收益递增的源泉,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所谓人均资本的增加不但是技术投入和技术进步,而且是生产组织方式的进步。

生产率和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技术进步之所以可以内生,在于它是这个关系演进的结果。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收益递增。卷入市场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收入的增加,都是劳动分工加深的若干个侧面。

分工-专业化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其中阐述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问题是接近市场极限时就产生垄断,而垄断和“看不见的手”是对立的。“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中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明确指出,国民财富就是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为了增加国民财富,一要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二要增加劳动生产工人的总数,由于劳动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经济持续增长,所以它是扩大再生产的最重要因素。

后来,阿林・扬(1928)延续并发展了斯密的观点。他以斯密定理为主题,在协调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方面做了最为突出的尝试。其基本思想为:第一,产业间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收益递增实现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二,收益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而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资本化的或以迂回的生产方式使用劳动的经济;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扬把斯密定理译解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劳动分工”。

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贝克尔和默菲、杨小凯和博兰德分别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分工、专业化的程度和结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不但提出了从数量上测度专业化程度的方法,而且以数量化的模型分析说明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和结构是如何决定的,论证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怎样的影响。

贝克尔和默菲(1992)将分工等同于专业化,并提出了贝克尔-默菲模型。模型结果认为:决定分工水平的主要是将工人结合起来所需的协调成本和社会知识水平,协调成本将随社会知识存量的增加而降低,分工演进和知识积累相互促进,二者共同决定经济增长。

杨小凯和博兰德(1991)提出了杨小凯-博兰德经济增长模型。杨小凯-博兰德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三)劳动要素论。“劳动要素论”认为,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劳动要素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观点最早体现在大卫・李嘉图(1817)的思想中,他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哈罗德和多马强调资本对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在19世纪四十年代几乎同时分别发表了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后人将其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扩大投资不仅能增加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而且能增加生产能力。另外,资本积累过程常被认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1956)建立了生产函数Y=Af,其中,Y为经济系统的产出,A代表技术水平,f是资源配置效率。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理论认为,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消费都以固定的增长速度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因此,技术进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理论的特殊之处还在在于,对于经济增长不仅从既定生产函数的角度来思考,而且认识到更优良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局限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总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的不断变化使劳动和资本的替代成为可能,从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技术创新就成了探索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斯旺和索洛的模型,即斯旺-索洛模型又被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1960年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指出同质资本的简单化假设对资本理论是一个灾难,并把增长余值归功于人力资本投资,即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人口的质量能够得到不断改进,并由此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在《穷人的经济学》中舒尔茨强调:“改进穷人的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新经济增长理论代表人物卢卡斯(1988)通过两资本模型和两商品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本投资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之分,人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可以相互传递的,其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部门本身的生产率,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以及引起其他企业或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形成了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同时,Lucas的增长模型表明,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会取得持续的、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在他看来,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而保罗・罗默认为:知识的积累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罗默证明了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从而使知识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保持不变或呈递增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罗默以这两篇论文为基础,把技术变革内生化,建立了一个内生技术变革的长期增长模型。

(四)结构效应论。“结构效应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而结构转变通常是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同时,结构效应理论也承认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

帕西内蒂(1981)指出,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加速经济增长。

罗斯托(1963)认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中的变化只能从部门加以研究。

西蒙・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缺乏所需要的总量变化就严重地限制了内含的战略性的部门变化的可能性。因此他认为,在总量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中,首要的问题是总量增长,通过总量的增长来带动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

钱纳里和塞尔昆在1975出版的《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提到,经济增长中包含结构变动效应,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他根据1950～1970年间统计数据,经过大量回归分析,证明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五)技术创新论。关注经济中的供给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是造成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强调静态均衡理论的局限性,关注经济系统持久的内生的变化。经济增长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不可分割,他们的共同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企业家从事创新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谋取超额利润。主要观点是:(1)指出创新或技术经济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创新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2)强调创新、模仿和适应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3)强调经济增长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新产品的出现将导致旧产品遭淘汰。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1939年完成了《经济周期》以及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这两本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

后来,阿格赫恩和豪威特(1992)建立了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技术创新理论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六)收入分配论

1、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论。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收入不平等将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尼古拉斯・卡尔多(1963)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他的卡尔多阶级收入假说概括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2、平等促进经济增长论。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平等才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托达罗(1997)指出,由于富人的非生产性投资,导致了穷人的低人力资本水平,不平等还将会引起群众的政治抵制,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环境的不稳定。据此,他得出了收入分配平等将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结论。

(七)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理论”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分析忽略了交易费用的存在,没有意识到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诺斯和托马斯(1973)认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重要。经济史学家的这一工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创新,而在制度因素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为重要,导致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是产权的界定与变化。由于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通过推行制度上的创新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后来,中国的经济学者杨小凯、黄有光(1999)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们利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发展了大量的模型来分析交易费用、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这个模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国家日常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将会提高人们的专业化水平,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杨小凯和黄有光构造的模型中,制度安排影响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又决定了分工水平,从而导致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这一关于制度安排是如何通过交易费用的变化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解释,加深了人们对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了解。

三、制度决定论的再发展――官员升迁论

官员升迁论是经济学者根据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升迁的概率和经济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一)问题的提出。在马斯金、钱颖一和许成钢在2000年发表的《激励,信息和组织形式》一文中,马斯金指出中国各个省份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和他们的经济排名正相关的,这个政治地位体现在省级的官员在中央委员会的人数。

(二)中国经济学者发展了这一观点。周黎安、李宏彬、陈烨(2005)等找到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利用经验数据(1979～1995年期间)显示各省主要领导职位升迁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提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如果取得了更好的GDP增长绩效,就有可能获取升迁的机会。

张晏、龚六堂(2005)认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军(2005)认为: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成为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它在早期是有助于经济增长和转型初期的社会资源配置的。

周黎安(2007)甚至相信,以GDP为核心指标的晋升竞标赛是理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三)相反的观点出现。以上观点虽然是在说明省级以下的事实,但都是以省级以上的数据来说明这一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到省级以下的数据。

邢华(2007)利用江苏省1990～2005年间52个县(市)领导的升迁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数据,甚至出现经济增长和官员升迁出现负相关的计量结果。

四、小结

通过对有关经济增长原因的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到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国情,中国地方官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将会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针对最新提出的官员升迁论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山东省为例,分析省级以下官员升迁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做一个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官员升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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