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双硕士高楼飞身,人生低处认输示弱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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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4日,年仅27岁的北京大学“双硕士”、 大成基金公司研究员袁健在深圳跳楼身亡。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扼腕叹息。这个从小到大为父母带来诸多荣耀的优秀男孩,怎么会刚参加工作就走上了绝路?他的内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痛苦和迷茫?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谜团渐渐浮出了水面。
初涉职场,优秀男孩并非一帆风顺
袁健,1983年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父亲是高安市公安局的公务员,母亲是高安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夫妇俩非常重视袁健的教育问题,而袁健也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袁健的学习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小学到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他是老师的宠儿、同学们的偶像。高二那年,袁健参加了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荣获了一等奖。16岁那年,他被学校保送到复旦大学化学材料系。2003年毕业时,学校准备保送他在本校读研,袁健拒绝了,因为,他要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然而事与愿违,连续两年的考研都失利了。直到2006年,他才考进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后来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他所报考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香港大学金融学” 双硕士,3年之内同时攻读经济与金融两个专业。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实行的是全英文授课。所有的课程、课堂对话、课堂作业、课后作业,必须全用英文。刚开始,袁健还不太适应,久而久之便习惯了,英语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研三下学期,大家都忙着找实习单位,袁健也找了一家实习单位――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很多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一样,袁健同样面临着这样那样的考验。短短的几个月实习期过去了,袁健因为没有出色的表现,未能受到公司领导的赏识,丢掉了融通公司的这份工作。2009年5月1日,他应邀参加了一个高中同学的婚礼。当天晚上,他在博客上这样写道:“屈指一算,我们高中毕业整整十年了。最近这一两年,高中的不少死党都陆续结婚了。仔细想想,我混得很失败,不但工作没有搞定,个人问题也没有解决。”
2009年5月底,凭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毕业生身份,袁健通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和全国排名前10位的基金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一名研究员,主要从事电子传媒的研究。7月正式上班。
研究员的主要工作是为基金经理提供投资决策参考依据。基金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基金公司对研究员的要求越来越高,末位淘汰的激励机制也在行业中应运而生,只是各个公司在具体操作时,形式各异。公司在与袁健签订合同时,就明确表示希望他在半年之内出成果。很快3个月过去了,袁健在工作上没有大的进展。他越想做好,越没起色,有时还会因为疏忽犯下错误。虽然基金经理不说什么,但他还是感到压力重重,莫名地紧张,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末位淘汰”使他觉得认输比死亡更难
2009年国庆节,回家的袁健并没有心思和父母欢度节日,而是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头一天,父母并没有多想什么,以为他只是累了,却全然不知他在工作中遇到了难题。第二天,袁健的反常表现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老袁,你有没有发现,儿子这一趟回来没以前开朗了,好像有满腹的心事。”袁健的母亲有些担心。“应该没啥事,大概是工作不适应吧。”袁健的父亲故作轻松地说。其实,他明白,儿子一定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坎儿,决定找他好好谈谈。
听完儿子的诉说,这位父亲的内心异常痛苦,但隔行如隔山,他也不可能给出什么好的建议,只能给予儿子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他说:“年轻人刚刚进入社会,要学的东西还很多,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凭你多年积累的知识,时间一长,肯定会做得很出色!我们相信你。”但父亲的鼓励和安慰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已经被现实的利器磨去棱角的袁健,似乎没有了曾经的斗志,一直闷闷不乐。
袁健的父亲担心儿子,特地拜托两位亲戚和袁健一起去深圳,一来可以多陪陪他,安慰安慰他;二来也好有个照应。亲情的抚慰使袁健稍稍感到了轻松,但好景不长,“末位淘汰制”的巨大压力卷土重来,使他再度陷入恐慌。
经常和儿子通电话的父亲知道,他还没能从压力中解脱出来,于是劝慰道:“你目前的状况不适合工作,还是向公司请几天假休息休息,出去散散心,调整好情绪再去工作,或许会有很大的转机。”袁健果真照着父亲的话去做了,公司也同意了。稍作调整的袁健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高涨的工作热情也慢慢恢复了。
由于2010年春节过后,公司要利用“末位淘汰制”决定人员的去留,袁健为此顾虑重重。他这样说过:“如果我真的被公司淘汰了,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世上?同学们差不多都搞定了工作,而我却要面临失业,如何对得起爸爸妈妈?原本想毕业了找个工作,好好孝敬他们,哪知……唉,我真是没用。”
春节,身心疲惫的袁健回到家中。他的父母看到儿子满脸的倦容和脱落得稀稀疏疏的头发,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那些天,袁健被压力折磨得整夜睡不着觉,精神极差,无论父母怎么安慰也不起作用。
年假很快就过去了,目送着儿子,袁健的父母心都快要碎了。为了挽救儿子,斟酌良久之后,两人决定给大成基金公司的老总写封信。2010年2月23日,袁健的父亲在信中中肯地谈了自己对“人才成长环境”的看法。“毕竟他是一个刚毕业且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由于工作经验有限,业绩平平……希望公司给他一些时间,不要让他感到太大的压力,等他调整好精神状态之后,再起用……即使要出台政策,也希望给孩子一个缓冲期。”
可是,2010年3月2日,公司还是正式向袁健下达了解聘通知,之前虽然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但真真切切听到这个消息时,袁健还是有些承受不了……
3月3日,袁健来到了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公司完成了工作交接。3月4日,袁健终于无法顶住内心的压力和抑郁情绪,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曾经热爱和憧憬的世界。当他抛弃理想、舍弃父母纵身一跃时,电脑里正在响着毕业DV上那首优美的钢琴曲……
袁健是解脱了,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离去,对父母和亲人的打击是致命的。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夫妇俩双双病倒在床上。这个给他们带来诸多荣耀的儿子,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他们,而且没留下一字半句的遗言。
袁健的离去,使人们开始再次关注基金投研人员面临的压力问题。有业内人士说,处于投研链条末端的研究员群体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举也是对投资者的资金负责。袁健的同事说,这个事件让他们感到压力竟变得如此现实。而一位资深研究员认为,这些压力都算正常:“我们都拿着那么高的工资,又要对几百亿元资金负责,考评压力大是必然的。” 一位经常接近袁健的同事向记者透露,袁健之所以未能通过试用考核,原因之一是他未能很好地融入公司,未能处理好和公司有关人员的关系。
事情发生后,北大副校长海闻向很多北大学生发去题为《沉痛哀悼2009届毕业生袁健同学》的电子邮件,在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时,也勉励学生积极乐观地面对困难和挫折,爱惜生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他在信中这样说道:“坎坎坷坷是人生的常态,要勇敢地走过去,在以后的人生中,积极乐观地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永远都要爱惜自己、爱惜生命、爱惜家人!无论多大的痛苦,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轻;无论多厚的阴霾,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而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要永远记得不放弃不抛弃!”(本文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