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的人艺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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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经典必定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时代大概都在批判保守，但是戏剧本身，不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
北京人艺一直有句话：“向曹禺看齐。”
曹禺在中国话剧界的地位毋庸多言。1952年，北京人艺成立，曹禺担任第一任院长；1954年，北京人艺首演话剧《雷雨》，至今总共公演了500多场。为了纪念这位老院长的百年诞辰，今年9月7日至10月7日，北京人艺将集中推出曹禺的“四大名剧”。
“北京人艺非常重视曹禺百年诞辰，从去年6月就开始筹备，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其中这四出戏是重点，我们想，对我们的这个老院长、这么一位戏剧巨人，对他最好的纪念无非也就是演他的戏。”北京人艺副院长崔宁说，人艺一直强调要完全忠于曹禺原著精神，“一是现实主义这么一个创作方式，他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反映生活、反映人的命运的，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二是他追求的是一种永恒，一种经得住历史推敲和考验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也是北京人艺一直在追求的精神。”
复排曹禺，得有一些保守
“北京人艺的《雷雨》是一个久演不衰的版本，是从过去一直这么演过来的，这个版本现在不改，基本还是比较现实和传统的表演手法。四五年前，由导演顾威又重新按照原来的老版本复排了一遍，还是原来老的导演构思，只是又复排了一出。”1936年，曹禺曾经亲自扮演过剧中人物周朴园，而导演顾威也曾是第二代周朴园的扮演者，这次由杨立新诠释的周朴园，崔宁说“最大的优势是跟剧中人物年龄相符”。《雷雨》将于曹禺生日当天在首都剧场演出，总场次14场，是四出戏里比重最大的，在崔宁看来这无可厚非：《雷雨》最能代表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这个一直传延下来的版本也最能表达曹禺的原意。
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上演的《日出》，同样是北京人艺重拍过若干遍的剧目，“虽然是过去创造的一个剧本，但是跟现实还是比较观照的”。十年前，导演任鸣就曾排过一版《日出》，而十年后的新版本，除了构思上的改进之外，还加入了明星元素。“初步认定是请陈好回来演陈白露，陈好曾经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留在北京人艺，但她对北京人艺还是有感情的，也曾几次表达过：如果北京人艺有什么戏需要她排，她也愿意回来。”
《北京人》的导演李六乙，曾经是上一版《原野》的导演。“那个时候的《原野》是一个小剧场的剧目，而且是实验性的，李六乙对这出戏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他虽然用了所有《原野》里的人物和基本主题思想，但是做了比较大的删改，又加进了很多自身思想理念，已经不是曹禺先生的原剧本了。”李六乙是北京人艺自己的导演，崔宁称对他的先锋实验风格并没有任何不同见解，“但由于是在纪念曹禺，由于是在排经典，所以可能我们会更谨慎一些。”新版的《原野》，邀请到了非人艺导演陈薪伊执导，胡军饰演仇虎，徐帆演金子，濮存昕演焦大星，也是一个全新的“明星版”。而李六乙曾在2006年排演的《北京人》，则因为“绝大部分与北京人艺的表演风格是接近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的好评和认可”，所以“北京人艺也接纳了这种新的探索”。
明星版的《日出》和《原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去年《窝头会馆》明星阵容的大获全胜，“明星策略”是否会成为北京人艺将来营销话剧的手段?“明星是让话剧保鲜的方法之一，但不是根本方法。”崔宁说，“曹禺的经典剧目，无论谁来演都是客观地摆在这儿的，它的思想性，它的剧目内涵，都是不可磨灭的。所谓‘明星策略’，得从戏剧本身规律来讲，因为戏剧是一种‘角儿制’的艺术，本身就是明星制的艺术，而明星又是最具有表现力的一些人，那么我们用这些最有表现力的人来排经典，有好的票房号召力是必然的。”明星参演话剧，其实并不能从这个舞台上得到多少钱：现在北京人艺的演出最高价，就是主演的价，一场1500块，胡军和陈好，能拿到的也是这个价钱。
濮存昕曾说：“我们不是要做创新，而是要发掘曹禺作品中的更多可能性。”有人觉得复排太保守，崔宁的回应是：“我认为，得有一些保守。有些东西你不能失去它的本源和改变它原来的面貌，比如曹禺的经典，它必定是反映那个时代的，那些人物、那些形象，就应该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做一种真实的反映。手法的创新并不是影响戏剧的本质，戏剧的本质表现的就是二三十年代的人物……任何一个时代大概都在批判保守，但是戏剧本身，不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
《雷雨》在现代社会中是周而复始的
“真正打动人的东西，是作家的那个极其亲切又极其真实，他感受到的，思考过的问题和他的答复。当然，无疑问的，还包括作家刻画人物的本领、文字的美、丰富的语言艺术，以及丰富的知识。但是，如果作家没有那个活生生的思想、那个深刻的感受，那么，作品的艺术生命就短，艺术生命长的作品，它总是打动人的灵魂，叫人多懂人生的道理。”1980年，在杭州的一次讨论会上，曹禺曾经这样说。
“像曹禺、老舍、郭沫若这样的大家，他所反映的一些东西，看似不经意的随手拈来，给你写的只是一些生活现实，但它反映的就是生活的本质，是关于社会、人生和生命的重大题材。为什么说曹禺的作品是值得推敲的?就是说它戏剧本源的那一块――对现代有观照，如果仅仅是那一个故事，故事里的那些人物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比如《雷雨》，它并不是说周朴园他们一家，而是这个家庭所反映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是周而复始的，它所表现出来社会和人生的那一面，对于现代社会是有观照的。”
然而事实是，曹禺和老舍的剧作家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大家只能记得诸如林兆华、田沁鑫之类的导演大名，导演可以成为票房保证，甚至产生明星效应，新的剧作家却很难再被记住。在崔宁看来，这其实是注重话剧内容还是话剧形式的分歧：“如果注重内容了，那一定关注的是剧作家，如果注重形式了，一定关注的是导演。如果话剧就谈形式的话，那怎么玩都不过分，但是话剧的形式再好，如果没有内容，这个话剧就是空的。”因此，从曹禺做院长的时代开始，抓剧本，就一直是北京人艺的一个重点。
“八九十年代，北京人艺曾有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剧作队伍，当时被称为‘小作协’，最多的时候剧作者有13位。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家有的退休，有的调动，所以现在这个剧本组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北京人艺，大多数时候采取的方法是向社会征集演出本，但是依然很难发现精品，在《窝头会馆》之前，北京的话剧观众一直有一种呼声：“北京人艺已经好几年没有出好的原创作品了。’’直到现在，崔宁还是感叹：“真是说不准要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部。”
“其实话剧本身就不是一个市场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小众艺术，是一个知识层的艺术，这个永远不要改。”崔宁说，“曹禺戏剧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快80年了，曹禺的基本思想对中国话剧来说是一种奠基，是一种传统，也创造了一种示范。现代话剧越来越多元化，并不是说今后我们大家都要完全按照曹禺的戏剧模式来做，但是归根结底，话剧本身就是解剖人生和引导人生的。这些年关注话剧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戏剧不要走偏了，不要什么都拿来做戏剧，更不要把一些非戏剧化的恶搞和调侃放到戏剧当中来，如果走到泛戏剧的道路上来，是对戏剧有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