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是根本制度矛盾的一次集中性危机性爆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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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民，南京
“民工荒”问题之根源，具有战略性和根本性，其实质是中国发展长期累积且未能解决的深层次根本性制度机制矛盾的一次集中性危机性爆发，因而极有可能长期化。从制度根源上说，是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铸就了今日产生“民工荒”的基础和根源。这个二元结构使农村地区长期陷于缺钱少教的贫困状态，大批农民被迫出外打工找出路；使农民缺乏出外打工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不得不从事各种脏苦累险工作并被迫接受超低待遇；使打工农民不能享有城市市民的各种权利和福利，致使他们陷入两难窘境――工虽在城里打但家却只能仍在农村安，其宏观表现就是全球所仅见的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税制改革后建立起来的财力上收型税制，驱使县以下基层政权出台了一系列收费项目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进一步加重了由制度造成的以上弊端。
第二，“政府主导，劳贱资贵”以及旨在财政卸包袱的福利（住房、医疗、教育等）货币化改革也是一大原因。在这两股大潮的冲击挤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疲弱不振，为扩大总需求不得不极度依赖投资与外销。如此一来，控制了土地和资金的各级政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体。而同时，劳贱又使政府投资以及外向引资得到了廉价劳力这一有利条件。于是，在GDP政绩观的强力导引下，政府投资拉动以及引进外资再外销拉动，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以来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形态，而低价劳力特别是超低价农民工，则构成了这一增长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投资引资所需之巨额资金，沿海各地（特别是大城市）大搞左手廉价送地以吸引外资，右手高价卖地以获利投资的圈钱投资运作，致规模空前的巨额内外资金汇聚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导致资产（特别是房地产）恶性膨胀、能源空前紧张、物价（特别是与普通民众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住房运输以及与企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众多原材料等）全面上扬的严重后果（此即所谓资贵）；而广大民工的超低待遇在内需持久不振市场竞争激烈的态势下又实际上不升反降。以上种种终于促成了“民工荒”的大爆发。
只有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才有望彻底解决“民工荒”问题。否则，“民工荒”至多只会有所缓解或发生变异，而不可能彻底解决。在制度改革之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将会出现劳动力（特别是打工农民）储备长时期整体性战略性的供过于求总格局，与实际就业民工数量时段性局部性战术性的供不应求“民工荒”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
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是当前中国土地管理问题的要害。
张传玖，北京
一段时间以来，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一谈土地必强调产权，仿佛只要集体土地的产权明晰了，中国内地的土地问题就万事大吉，从此国泰民安。
如果从理论上冷静分析，集体土地产权问题确实重要，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国家带有根本性的、大是大非的制度安排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就当下中国的国情，是否具备彻底明晰土地产权的大环境？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即使依学界所言，一举明晰了集体土地产权，中国内地的农民就一定能守住自己的家园？
未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的集体土地产权虽然含糊不清，但房子的产权总明明白白，又怎么样？很多地方政府还不是想拆就能拆吗（甚至连起码的补偿也不能到位）？
这类很有普遍性的事实说明什么？说明不解决政府管制集体土地的公权力问题，即使产权明晰了，政府依然可以“依法”用强硬的行政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所以，土地的产权问题虽然重要，但政府如何管制土地的使用权同样无法忽视。我们在呼吁明晰集体土地产权的同时，也要呼吁明晰、约束政府管制集体土地的行政权力，而且在目前的中国内地，这个问题可能更具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规定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得先经过当地政府征用变为国有方可使用为建设用地。同时，法律还规定，农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就堵死了集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的大门――政府采用绝对垄断的办法把集体土地收归国有，然后进入土地市场，获取超巨额的土地价差。
结果，政府非但没能当好集体土地的守护神，保护好耕地，耕地反而大量流失（还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操作空间）――护住的只是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的至尊与寡头地位。
在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起着配置土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不应该还从至高无上的国家法律层面一再固化其他有形的决定性配置方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从制度上转变政府管制土地的方式，果断减除政府的无限征地权，打破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最终让政府干干净净地退出土地市场，转移到为土地市场制定规则和监管上来。因此，所谓的土地管理远不只土地本身，而是要下决心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些才是当前中国土地管理问题的要害。
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群体
今年教师节期间，总书记亲自去老教师家中问寒问暖，语重心长地讲：“民族振兴的希望在教育，教育振兴的关键在教师”。对教育和教师的作用作了确切定位，使人倍感亲切。又据报载：四川省政府与南充市改府签订三年清还“两拖欠”（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拖欠工程款）目标责任书，读来令人振奋。看来省政府在“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值得称道。然而还有一个合法权益长期遭到侵害的弱势群体，是不是也该与下面政府签订一个限期清理归付的目标责任书呢？这个弱势群体就是被誉为“有蜡烛精神”的人民教师。这里指的是中、小学离退休教师，特别是终生战斗在农村而现在每月只有七、八百元养老金糊口的中小学离退休教师。
据《四川工人日报》7月29日报道：四川省教科文卫工会在自贡、内江、广元、资阳等部分市进行的针对拖欠农村教师工资问题的专项调查表明，工资拖欠仍未彻底解决。不仅存在旧的拖欠没有付清，而且出现了新的拖欠。
以名城阆中为例。就连农村教师男满三十年，女满二十五年退休金按退休时的工资全额发放，也是因退休教师反复诉求，据理力争，才于2003年4月开始兑现，在此以前则未予清理，仍拖欠着。同时，国家政策规定财政负担的保留津贴（阆中于1995年7月1日起计入工资表开始执行）、生活补贴和职务补贴（阆中于2001年1月1日起执行），多年来也只有国家公务员才能享受财政划拨的保障，对教师则规定“由单位从预算外资金中解决”（《阆委纪（95）16号》）。由于资金来源渠道不同，所以中、小学离退休教师特别是农村离退休教师，上述津贴和补贴未曾领取分文已分别达十年和三年之久。全市拖欠每位离退休教师津补贴共计13000多元。全市一千多离退休教师历时一年多反复恳求发放，至今仍未有着落。
鉴于以上实际情况，同时根据2003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各级政府“要落实国家规定的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津贴、补贴”的精神，省政府理应与地、市、州政府签订一个限期清付拖欠离退休教师工资、津补贴和奖金的目标责任书。
省政府与下级政府签订的三年清还“两拖欠”目标责任书，是“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的具体实施和生动体现，但不足的是，“三农”问题理当包括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离不开农村教师。真正把“三农”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就应高度重视如何解决克扣和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问题。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群体被遗忘了，多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