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在科学理性的平台上,思考人性和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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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评论家吴岩在评论王晋康的科幻作品时，引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帕伯罗•毕加索给女士画像。像画完后，观看的人都说不像。这时，毕加索说了一句人震惊的话。他说：“你得它像才行啊！”20年以后，人们发现，在所有为这位女士所做的肖像中，惟有毕加索的一幅最能表达女士的真实面貌。吴岩说，阅读王晋康的科幻小说，会人想到这个故事。“如果说毕加索给肖像提供了一种超越时间的真实本质，那么王晋康则用自己的科幻作品，给我们的时代勾画出了真实的本质。”
王晋康走上科幻创作之路，听起来很像故事。45岁那年，他被10岁的小儿子缠着讲故事，因为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就随口编故事给儿子听。有一天听完故事之后，儿子问，这个故事是他自己想的还是书上看到的？儿子建议他把故事写下来。趁着三天的假期，他写下了故事。几天后，他看到一本名叫《科幻世界》的杂志，觉得自己的故事可能可以在上面发表，于是抄下的杂志社的地址。与其它科幻作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王晋康并非“正统的”科幻迷，甚至处女作《亚当回归》完成后，他还不知道国内是否有专业科幻杂志。就是这样带着偶然的色彩，王晋康踏上了科幻创作之路。
不过偶然中隐含着必然。王晋康出生于解放前，一直生活在闭塞的河南南阳市，直到小学毕业才开始好好看书。从少年时代开始，他的内心就深植了对科学的情结，科学所揭示的大自然精妙、简洁的运行机理他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知青一样，王晋康经历了下乡，回城后赶上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却因为出身不好被拒之大学门外。第二年，30岁的他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内燃机专业。上了大学之后，由于学习之弦崩得太紧，得了严重的失眠症，不得不放松学业把兴趣转到文学上。那时正值西方文学作品大量引进，他看了很多书，也练笔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当年随意的耕耘，最终在十年后结出了果实。
在2010年11月的“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上，已是花甲之年的王晋康与刘慈欣一同获得最佳科幻作家。“星云奖”颁奖词这样评价这位45岁才开始创作的本土科幻作家：“他的出现，意味着科幻新时代的开始。从1993年至今，他为中国科幻奉献了近百篇中短篇佳作和十余部长篇力作，这些作品影响了不下百万人，特别是《水星播种》、《类人》、《十字》、《蚁生》等作品，已成为当代华语科幻的新经典；今年发表的《孪生巨钻》、《百年守望》亦是魅力独具。他的作品有着宽厚的人道关怀，特别是近作《蚁生》，专注于人性的善恶，对于乌托邦的悖论既持有警醒的反思，也保持足够的乐观。可以说他是当代最具人文精神的一位科幻作家，尤其以细密、温暖、切近人情的风格深受读者喜爱。他的许多近作都具有优秀的文学品质，在叙述、描写、人物塑造方面尤见功力，也在科幻题材的拓展方面不断创新。他堪称华语科幻文坛的一棵长青树，他勤奋创作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最佳科幻作家的殊荣王晋康非常欣喜，虽然他已经12次荣获“银河奖”。他说，“星云奖”是对自己整个创作生涯的总结。这位朴实低调的工程师，声称自己一生实际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本专业石油机械的工作。作为南阳石油二机集团的特种底盘领域的开拓者，他曾经得过几次部级奖励。另一件则是科幻文学创作。
对话 书香两岸 王晋康
科幻小说
商业化是一件好事
书香：您认为科幻小说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王：是立在科学理性的平台上思考人性（包括群体的人性）和人类的命运。
书香：您认为中国科幻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
王：科幻文学应该是最为超越国界的一个文学品种，因为它的源文化是科学，而科学体系是唯一的，没有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之分。当然，中国的科幻文学作品应该接中国地气，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表达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甚至表现中国人对世界的独特思考（仍然是基于同一个科学理性的平台）。
书香：中国科幻在过去的一年间突然成为一股热潮，众多的出版机构将目光转向科幻小说，有人说中国科幻的新时代到来了，也有人对当下科幻所面临的过度商业操作与后备力量不足表示担忧，在这个问题上您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
王：中国科幻的过于沉寂和边缘化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次不公正的批判（所谓科幻是伪科学）的余波，也与中国文学界的过于守旧有关。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科幻作家在默默中耕耘，已经培育出足够丰硕的果实，再加上刘慈欣“三体系列”的临门一脚，终于使这朵早该怒放的花朵绽放了。
科幻小说的商业化是一件好事，只有充分商业化才能养得住作家，也才能在众多商业化作品中孕育出文学化的精品。后备力量不足也不是问题，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至于中国科幻的新时代，我在几次会上都说过，中国科幻的真正热潮还得等三、五年，要等到出了几部真正本土的科幻大片之后，那将对中国科幻给予极大的推动。如果从长远看，科幻文学只是文艺百花园中一个品种，不会太热，也不会消失。
书香：您会为了市场对自己的创作风格与方向进行调整吗？
王：会的，而且已经在调整。只是年岁大了，要改很难，所谓老树不可移栽。还要强调的是：改动的只是皮毛和包装，内核的老王是不会变的。
书香：您被划为“新生代”作家，您觉得您与刘慈欣、韩松、何夕等其他新生代代表作家有什么共同点？
王：从生理年龄上我比他们都大，但从创作年龄上基本是同一代，我的创作甚至晚于韩松、何夕。我们都是在国门打开后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包括科幻作品），其后开始自己的创作，所以肯定有共同点，比如对大自然和人生较深度的思考、较广阔的视野，较现代的文学技巧等。
书香：到目前为止，您是“新生代”科幻作家中出版长篇科幻小说最多的一位。自己最满意的三部作品是哪三部，为什么？
王：我过去的创作是以短篇为主，长篇虽然也不少，但大多是短篇的扩写。真正的长篇创作其实是从《蚁生》之后开始的。比较满意的长篇是《蚁生》、《十字》和《与吾同在》。《蚁生》中有我人生的影子，其文学技巧更接近主流文学。《十字》表达了我本人渐趋成熟的思想体系，科幻构思比较硬，更接近我所说的“核心科幻”的特点。《与吾同在》具有较为锋利的思想内涵。
书香：从《生死平衡》到《十字》，再到《与吾同在》，自然平衡、善恶平衡，“平衡”似乎成了您作品的中心词。您是一直信奉“平衡理论”还是有什么促成思想上的转变？
王：万事万物的运行都离不开平衡二字，即如我曾奉之为圭臬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也必须和权威和国家调控平衡。关于平衡的观点我可能早已有之，但开始时比较模糊。随着近二十年的写作、阅读和思考，它逐渐变得清晰和坚硬。如果把《十字》与《生死平衡》作一个相比，就能大致看出我思想变化的脉络。
书香：这种“平衡理论”在西方科幻电影《阿凡达》中也有体现。您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搬上大屏幕吗？如果有可能，希望是哪篇？
王：当然希望啊，而且相信它也能实现。美国大片《盗梦空间》引入中国后，很多人说我应状告好莱坞剽窃我十年前的《七重外壳》。这虽是玩笑，但说明我的作品中早就不乏大片的内核。我即将在《科幻世界》出一个短篇结集，收了十个短篇，里面每篇都可拍成电影，如《终极爆炸》、《生命之歌》、《转生的巨人》等。至于我的长篇，转换成影视作品相对要困难一些，恐怕要期待来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