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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们三兄弟的人都知道,兄弟三人中,最笨的要数大弟。17岁那年,我念高中,大弟念初三,小弟念初一。因为父亲的一场病,家里欠下许多债,实在没有钱供我们三个读书。母亲用无助的眼神望着大弟,努力说服他辍学,理由是我和小弟的成绩向来很好,而大弟从小到大都是全班倒数第几名。
就这样,我和小弟留在了学校,大弟则背着书包回了家。15岁的他,开始过早地跟社会跟生活打起了交道。在母亲的安排下,大弟被送到镇上一家铜艺招牌制作店,以学徒工的身份在店里学习招牌制作手艺。我曾经去看过他几次,每次过去,大弟瘦弱的手臂,都抡着锤子奋力朝一个又一个铜字上敲着。锤子敲打金属发出的刺耳声音,以及大弟因奋力敲打而淌出的满额的汗,让我跟站在我对面的大弟,俨然成为两个世界的人。我几次想上前跟他讲些什么,却几次都最终无声地走开。每一次逃开时,我都悲壮地想,一定要发奋读书,要有所作为,要将大弟从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19岁,我考上了大学。在我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的同时,大弟也在那家招牌店日复一日继续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只不过,暑假回家,在大弟嘿嘿的憨笑声中,母亲无不欣慰地告诉我:大弟的手艺长进得连招牌店的老板都自愧不如,而且老板还看中大弟的笨,决定将店里大小事情放手交给大弟打理,自己则全心去发展业务……甚至我和小弟读书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源于大弟节节攀升的工资。等到我大学毕业,因不满学校分配的工作,决意南下深圳打拼时,大弟已离开那家店,打算在镇上开一家同样的招牌店。
离家去深圳的前一天晚上,因为手上的钱不够,我第一次和母亲起了争执。当母亲无奈地拒绝了我借钱的要求时,我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站在已经有些陌生的故乡街道上,抱怨着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就在此时,大弟无声地走到我身边,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出一叠钱,死活硬塞到我的手上。我知道,那是他准备用来开店的本钱。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从前那悲壮的要拯救大弟的想法,不知不觉在大弟手艺和工资的提升中消失了。望着面前被体力劳动打造得高大强壮却依然不善言辞的大弟,一种愉快和钦佩兼有的感觉,在我内心里慢慢升腾。我知道,大弟根本就不需要谁的拯救,他自己完全能拯救自己,同时,也一直在无声地拯救着我们。
开店以后,大弟的生意不错。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第一个月,大弟小小赚了点钱,第二个月,大弟赚的钱翻了一倍。不过,那段时间,大弟不知有多辛苦。为了尽量争取到更多的客源,他白天在外面一家商铺一家商铺地跑,晚上就守在店里,和仅有的一个工人干到深夜,不将第二天要交到别人手里的活儿做完,决不肯休息。母亲说,大弟做生意什么都好,就是依然那么笨。
这几年春节回家,大弟的生意一年比一年火红。有一年春节,为了赶一个正要开张的超市的招牌,又不妨碍店里的工人过年,年三十那天,大弟就一个人守在店里,结结实实地加了一个白天和一个通宵的班。镇上的熟人说到大弟,很多都说,要制作招牌,他们首先想到的准是大弟。“价钱公道,不摆架子,踏实忠厚,交货及时,质量能得到保证。”这是顾客对大弟普遍的评价。终于有一年春节,母亲在吃年夜饭时说,不少得到甜头的生意人称,做生意还是要跟大弟学习,大弟其实一点也不笨,顾客要的就是生意人对自己的忠诚。
在母亲的叙述中,我笑起来,眼睛却是湿的。是的,我的大弟一点也不笨。因为他能坦然接受自己的笨,并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那条不平坦的路上,不左顾右盼,还时刻遵循真实做人的准则,这才是真正大智若愚的聪明。